这就是我记忆所及他们给我进行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一番叙述。后来我见到了五六个不同时代的这些人，最年轻的还不到两百岁，他们都是由我的几个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里领到我这里来的。可是，虽然他们听说我是一位大旅行家，世界各地都见识过，却一点儿也不感到好奇，不提出个把问题来问问我。他们只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斯兰姆斯库达斯克”，就是一件纪念品。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羞怯的乞讨，为的是躲避严禁他们这样做的法律，因为虽然给他们的津贴确实很少，但他们却是由众人供养着的。
他们受到各色人等的鄙视和仇恨，生下一个这样的人来，大家都认为是不祥之兆。他们出生的情况被记载得十分详细，所以查一查登记簿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不过登记簿上记载的还不到一千年，要不就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者社会动乱，一千年前的记载早都被毁掉了。但是，通常计算他们年龄的方法，还是要问一问他们脑子里记得哪些国王或者大人物，然后再去查历史，因为他们记得的最后一位君王，毫无疑问地总要到他们八十岁之后才开始登基。
他们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受屈辱的人，而女人比男人还要来得可怕。除了极度衰老的人所具有的一般缺陷外，他们还有别的一些可怕的地方，这种可怕的程度是与他们的年岁成正比的，简直无法形容。我在五六个人当中很快就能辨出谁年龄最大，虽然他们彼此之间相差还不到一二百年。
读者不难相信，我的所见所闻已经使我对长生不老的热切的欲望大减。我为自己原先那些美妙的幻想感到由衷的羞愧，心想，与其这样活着真还不如死掉，无论什么暴君发明什么可怕的死法，我都乐于接受。我和我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所谈论的一切，国王都听说了，他于是十分得意地挖苦我，说希望我能带上一对斯特鲁德布鲁格回自己的国家，使我国人民不至于再怕死。不过这似乎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律所禁止的，否则我还真乐意费些力气、花些钱把他们运回去。
我不得不同意，这个王国制定的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法律具有最强有力的理由，任何别的一个国家处在这相同的情况下，都有必要执行那些法律。要不然，因为贪婪是老年的必然结果，那些长生不老的人最终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的业主，独霸全民的权力，却又因为缺乏经营管理的能力，最终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
十一
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这一段叙述，我想对读者来说还有几分意思吧，因为这似乎多少有点不同寻常，至少在我读过的游记中，我记得还不曾碰到过这一类的叙述。如果我记错了，我得请大家原谅，因为旅行家们在描述同一个国家时，常常免不了都会在相同的一些细节上长篇大论，他们不应该受到借用或抄袭前人著作的指责。
这个王国与日本之间确实一直有着贸易往来，所以很有可能日本的作家已经有过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描述。不过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很短，对他们的那些语言又一窍不通，因此没有办法去进行调查。我倒是希望荷兰人经我这么一提，能产生好奇心，同时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弥补我的不足。
国王陛下多次强要我接受他朝廷的官职，但他见我决意要回自己的祖国，也就准许我离开了。我很荣幸地得到他亲笔为我给日本天皇写的一封介绍信。他又送了我四百四十四块大的金子（这个民族喜欢偶数），还有一枚红色钻石，我回英国后卖了一千一百英镑。
一七〇九年五月六日，我向国王及我所有的朋友郑重告别。这位君王仁义之至，派了一支卫队把我送到了这座岛西南部的皇家港口格兰古恩斯达尔德。过了六天，我找到一艘船可以把我带到日本。路上我们航行了十五天，在位于日本东南部的一个叫滨关的港口小镇上了岸。那镇在港口的西端，那儿又有一条狭窄的海峡，往北通向一个长长的海湾，京城江户就坐落在这海湾的西北岸。一上岸我就将拉格奈格国王给天皇陛下的信拿给海关官员看，他们对上面那御玺非常熟悉。御玺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印记是一个国王从地上扶起一个瘸腿的乞丐。镇上的地方官听说我有这么一封信，就以大臣之礼待我，他们为我备好车马和仆从，免费送我到了江户。到那儿后我就被召见了，我呈上信，拆信的仪式十分隆重，一名翻译将信的内容解释给天皇听。随后，翻译转达天皇的命令，通知我说，我得把我的要求说出来，无论是什么要求，看在他拉格奈格王兄的面上，都可以照准。这位翻译是专门同荷兰人打交道的，他从我的面相立即就猜出我是个欧洲人，于是又用纯熟的低地荷兰语把天皇陛下的命令重复了一遍。我按照原先拿定的主意回答说，我是一名荷兰的商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航海时翻了船，之后从那里先海路后陆路一直到了拉格奈格，再后来就坐船来到了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常在这里经商，就希望有机会能随他们中的一些人同回欧洲去。说完我就极为低声下气地请求天皇开恩，希望他能下令把我安全地送到长崎。我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问能否看在我的恩主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免我履行踩踏十字架这一仪式：我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得履行这样的仪式，可我是因为遭遇了不幸才到他的王国来的，丝毫没有做生意的意思。当翻译把我的后一个请求说给天皇听之后，他显得有几分吃惊，说他相信我在我的同胞中还是第一个不愿履行这种仪式的人，因而开始怀疑我不是真正的荷兰人，他疑心我一定是个基督徒。尽管如此，由于我提的那些理由，而更主要是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他特别开恩地迁就了我这与众不同的脾气。不过事情还得巧妙安排，要吩咐他的官吏像是一时忘了那样把我放过去，因为要是我的同胞荷兰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们一定会在途中将我的喉管割断。我通过翻译感谢天皇对我格外开恩。那时正好有一支军队要开到长崎去，天皇就命令指挥官安全护送我前往，关于十字架的事还特别做了关照。
一七〇九年六月九日，我经过长途跋涉到了长崎。不久，我就结识了一些荷兰的水手，他们都是阿姆斯特丹载重达四百五十吨的“阿姆波伊纳”号大商船上的。我在荷兰生活过很长时间，那时我在莱顿求学，所以我的荷兰语说得很好。水手们不久就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了，他们十分好奇地询问我的航海及生活经历。我尽可能地把故事编得简短而可信，绝大部分经历却隐瞒了下来。我在荷兰认识不少人，我可以捏造两个我父母的名字，假说他们是盖尔德兰省出身贫寒的百姓。我本来准备付给船长（一个名叫西奥朵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我到荷兰应付的船费，可他听说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后，就愿意只收半价，条件是我在我本行业务方面为他服务。开船前，有几名船员一再问我有没有履行以上提到的那种仪式。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只大概地回答他们说，天皇和朝廷的每一点具体的要求我都满足他们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叩头虫一样歹毒的流氓跑到一位官员面前，指着我对他说，我还没有踩过十字架。可是官员早已接到放我过去的命令，反而用一根竹子在这流氓的两个肩膀上打了二十下，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拿这样的问题来烦我了。
航行途中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一路顺风驶到好望角，在那儿停留也只是为了取点淡水。一七一〇四月六日，我们安全抵达阿姆斯特丹，路上只有三名水手病死，还有一名在离几内亚海岸不远的地方从前桅上失足掉进了海里。之后不久，我搭乘阿姆斯特丹的一艘小船从那里起程回英国。
一七一〇年四月十日，我们进入唐兹锚地。第二天早晨我上了岸，在离开了整整五年零六个月之后，我终于又见到了祖国。我径直往瑞德里夫而去，当天下午两点就到了家，看到妻子儿女全都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