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把赏与罚认作是一切政府运作的两个枢纽，但除了在利立浦特之外，我还没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真正实行这一原则。不论是谁，只要能拿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在七十三个月内一直严守国家法律，就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权，根据其地位及生活状况的不同，从国家拨作专用的基金中，领取到相应的一笔款子，同时获得“斯尼尔普尔”或“守法者”的称号，不过这种称号不能传给后代。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法律只有刑罚没有奖赏，这些人就认为这是我们政策上的一大缺点。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法庭上正义女神塑像有六只眼睛，两只在前，两只在后，左右还各有一只，以此象征谨慎周全。女神右手拿一袋金子，袋口开着；左手持一柄宝剑，剑在鞘中，这表示她更倾向于赏而不是罚。
在选人任职方面，他们更注重优良的品德而非卓越的才能。他们认为，既然人类必须要有政府，那么人类的一般才能也就可以胜任各种职务了。上天从来就没有想到要把公共事务的管理弄得非常神秘，好像只有极少数杰出的天才才搞得懂，这样的天才一个时代也难得出三个。相反，他们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真诚、正义、节制等等美德，大家只要实践这些美德，加上经验和为善之心，就都能为国服务，不过还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罢了。但是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行，那么才能再高也不抵用，任何事务都绝不能交给这些有才无德的危险分子去办。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如果由于无知而犯错，至少不会像那些存心腐败的人那样给社会利益造成致命的后果，这些人本事不小，能够加倍地营私舞弊，同时还能掩饰自己的腐败行径。
同样，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利立浦特人认为，既然国王们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代表，他所任用的人竟不承认他所凭借的权威就再荒唐不过了。
在说到这些法律以及下面的一些法律时，读者应该明白我指的只是他们原先的那些制度，而并不是后来那臭名昭著的腐败政治。由于人类天性堕落，这些人已经陷入腐败之中去了。读者要注意，那些凭借在绳子上跳舞而获取高位、在御杖上下跳跃或爬行以赢得恩宠和荣誉勋章等的可耻行为，最初是由当今皇上的祖父首先开始的，随着党派纷争的愈演愈烈，这些劣迹遂逐渐发展到了目前的地步。
忘恩负义在他们看来应判死罪，我们在书上读到过，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样的法律。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不管是谁，如以怨报德，就应该是人类的公敌；不知报恩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
他们关于父母亲和子女的责任的一些观念也和我们的完全不同。男女结合基于伟大的自然法则，为的是传宗接代，利立浦特人也得有这样一种结合。他们认为，和别的动物一样，男女结合的动机在于性欲，而对其儿女的怜爱呵护也是出于同样的自然法则。根据这一道理，他们绝对不认为一个孩子因为父亲生了他，或者母亲把他带到了这个世上，就应对父母尽什么义务。想想人生的悲惨，生儿育女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处，做父母的也没有想到要生儿育女，相遇相爱时，心思还用在别的上面呢。根据这些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理由，他们认为最不应该让父母亲来教育他们的子女。因此，他们的每个城镇都办有公共学校，除村民和劳工外，所有父母在儿女一到二十个月被认为具备一定受教育条件时，必须一律将他们送去学校接受培养和教育。学校分几种，以适应不同等级与性别。有经验丰富的教师，他们训练孩子们养成一种与其父母亲地位相符同时又符合自身能力及爱好的生活方式。我先来说说男校的情况，接着再谈女校。
接收名门贵族子弟的男校配备有庄重博学的教师，他们手下还有几名助教。孩子们的衣食简单朴素。他们受到荣誉、正义、勇敢、谦虚、仁慈、宗教、爱国等方面原则的培养教育，除了短暂的吃饭、睡觉时间以及包括身体锻炼在内的两小时娱乐活动之外，他们总有些事情要做。四岁以前男仆给他们穿衣服，之后则不管身份多高，都得自己穿衣。女仆们年纪相当于我们的五十岁，只做那最粗贱的活儿。孩子们绝不准许同仆人交谈，只许一小伙或大群地在一块儿玩耍，还总得有一位教师或者助教在旁，这样他们就不会像我们的孩子那样幼年时代染上愚顽的恶习。一年中父母亲只准看望孩子们两次，每次看望的时间只有一小时，见面和分别时可以亲一下自己的子女，但那种时候总有一位教师在旁，他不准父母窃窃私语或对孩子表示爱抚，也不准他们带进玩具、糖果之类的礼物。
每家必须交付子女的教育及娱乐费用，到期不交，由皇帝委派官吏强行征收。
接收一般绅士、商人、做小买卖和手艺人子弟的学校，也按照同样的方法相应管理。不过那些预备要做生意的孩子十一岁就得放出去当学徒，而贵族子弟继续在校学到十五岁（相当于我们的二十一岁），只是最后三年的管教渐渐放松了。
在女子学校里，贵族出身的女孩子所受的教育大致和男孩子的相同，不过替她们穿衣服的是整洁端庄的女仆，每次也都有一位教师或助教在场，一直到五岁她们可以自己穿衣服为止。一旦发现这些女仆擅自给女孩子讲一些恐怖、愚蠢的故事，或者玩那些我们的侍女所惯于玩弄的愚蠢把戏来给姑娘们取乐，就得把她们鞭打着在全城游街示众三次，再监禁一年，然后终身流放到这个国家最荒凉的地方。所以那里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耻于成为懦夫和呆子，也鄙视一切不洁不正派的个人打扮。我也没有发现她们的教育因为性别不同就有什么差别，只是女子的运动不像男孩子们的那么剧烈罢了。她们要学一些家政方面的规则，研究学问的范围也较小些，因为这里人的信条是，女人不可能永远年轻，贵族人家的主妇却应该永远做一个懂道理的、和蔼可亲的伴侣。女孩子长到十二岁，在他们看来就是结婚的年龄了，父母或监护人把她们领回家，对老师是千恩万谢。姑娘与同伴们别离则少有不落泪的。
在较为低等一级的女子学校里，孩子们学习各种符合她们性别和不同身份等级的工作。打算当学徒的九岁退学，其余的留到十二岁。
有孩子在这些学校里上学的小户人家，除了每年要交低到不能再低的学费之外，还得将每月所得交一小部分给学校的财政主管作为分给孩子的一份财产，所以父母的开支是受法律限制的。利立浦特人认为，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把小孩子生到这个世上，却要公众来负担教养，也未免太不公平了。至于有身份的人，也要根据各人的情况，保证拨一笔一定数量的款项留给每一个孩子，这部分基金将永远按照勤俭节约的原则绝对公平地管理和使用。
村民和劳工把孩子养在家里，他们的本分就是耕种田地，因此他们的教育对公众来说就无足轻重。不过他们中老年多病的人将由养老院来抚养，因为这个国家中没有乞丐这一行业。
我在这个国家住了有九个月零十三天，好奇的读者也许乐意我来说说我在那里是怎么过日子的。我天生长有一个具有机械才能的脑袋，同时也由于生活的迫切需要，我就用皇家公园里最大的树木给自己做了一套相当方便适用的桌椅。两百名女裁缝受雇给我制作衬衫、床单和台布，用的虽是最牢最粗的料，却还得几层相叠缝到一起，因为他们最厚的布和我们的上等细麻布比，还是要精细几等。他们的亚麻布通常是三英寸宽、三英尺长算一匹。我躺在地上让女裁缝们量尺寸，她们一个站在我脖子那儿，一个站在我腿肚那儿，各执一端拉直一根粗线，再由第三个人拿一根一英寸长的尺子来量粗线的长度。接着量过我右手的大拇指后，她们就不再要量什么了，因为按照数学的方法来计算，大拇指的两周就等于手腕的一周，以此类推，她们又算出了脖子和腰围的粗细。我再把我的一件旧衬衫摊在地上给她们做样子参考，结果她们做出的衬衣非常合我的身。他们又雇了三百名裁缝师给我做外衣，但他们另有一种量尺寸的办法。我跪在地上，他们竖起一架梯子靠在我脖子上，由一人爬上梯子，将一根带铅锤的线从我的衣领处垂直放到地面，这恰好就是我外衣的长度。但腰身和手臂由我自己来量。这些衣服全是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做的，因为他们最大的房子也放不下这样大的衣服。衣服做成后，看上去就像英国太太们做的百衲衣一般，只是我的衣服全身只一种颜色罢了。
给我做饭的有三百名厨师，他们带了家人住在我房子附近的小茅屋里。每位厨师给我做两种菜。我一手拿起二十名服务员把他们放到桌上，另外有一百名在地面上侍候，有的端着一盘盘的肉，有的肩上扛着一桶桶的葡萄酒和其他酒类。我说要吃，在上面的服务员就用绳索以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将这一切往上吊，就像我们在欧洲从井里往上拉一桶水一样。他们的一盘肉够我吃一大口，一桶酒也够我喝一口的。他们的羊肉不及我们的好，但他们的牛肉味道却极佳。我曾吃到一块牛腰肉，非常大，咬了三口才吃完，不过这种时候很难得。我像在我们国家吃百灵鸟的腿肉一样，将那些肉连骨头什么的一股脑儿吞了下去，仆人们见了惊讶不已。他们的鹅和火鸡我通常是一口一只，应该承认，它们的味道远比我们的要好。至于他们的小家禽，我用刀尖一次一挑就是二三十只。
皇帝陛下听说我过日子的情形后，有一天就提出要带皇后和年轻的王子、公主来和我一起同享吃饭的快乐（他喜欢这么说）。他们真的还就来了，我把他们放在桌上的御椅里，正和我面对着面，侍卫在他们四周站着。财政大臣佛利姆奈浦手里拿着他那根白色权杖也在一旁侍奉。我发觉他不时从一旁酸溜溜地看我，我不愿多理会，反而吃得比平常还要多，一来为了我亲爱的祖国，二来也想让朝廷惊叹一下。我私下里总感觉皇帝的这一次驾临，又给了佛利姆奈浦一次在他的主子面前算计我的机会。这位大臣一向暗地里与我为敌，表面上却又表示爱我，就其阴暗乖僻的本性来看，他这么做是不正常的。他向皇帝报告说，目前的财政状况很不景气，往下拨款都得打折扣，国库券的价值比票面价值低百分之九才能流通。总之，我已经花掉皇帝陛下一百五十多万斯普鲁格（这是他们最大的金币，大约有我们缝在衣服上做装饰用的小金属片那么大小）了。从全局考虑，皇帝最好还是一有适当的机会就把我打发走。
这里我还得为一位品质高尚的夫人的名誉辩护一下，她因为我蒙受了不白之冤。财政大臣也真想得出来，竟会猜忌起自己的妻子来。有人心怀叵测，嚼着舌头跟他说他的夫人疯狂地爱上了我。朝廷的这一丑闻传遍一时，说她有一次曾秘密到过我的住处。我郑重声明这事毫无根据，纯属造谣，夫人只不过喜欢用完全天真无邪的坦诚和友谊对待我罢了。我承认她常到我家来，但每次都是公开的，马车里也总是另外带着三个人，多半是她的姊妹、年轻的女儿和某个特殊的相识，可这种事在朝廷的其他贵夫人身上也是司空见惯的呀。这事我还需请我身边的仆人做证，让他们说说，他们什么时候看到我门口停着辆马车，却不知道里面坐的是什么人。每次有人来，总是先由仆人通报，我则照例立即到门口迎接。施过礼之后，我十分当心地拿起马车和两匹马（如果是六匹马，车夫总要解下其中的四匹）放到桌子上。桌子周围我安了一道活动桌边，有五英寸高，以防万一出事。常常是我的桌上同时有四辆马车，里边全坐满了人，这时我就在椅子里坐好，脸朝前向着他们。我和一辆马车中的客人交谈时，马车夫就驾着其余几辆车在桌子上慢慢兜圈子，我就在这样的交谈中度过了许多愉快的下午。可是我要向财政大臣或者向他告密的那两个人挑战（我要说出他俩的名字，让他们看着办好了），这两个人就是克拉斯特利尔和德隆洛。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除了我以前说到过的瑞尔德里沙内务大臣曾奉皇帝陛下特遣来过以外，还有什么人隐姓埋名私下来找过我。要不是这件事和一位贵夫人的名誉密切相关，我是不会絮絮叨叨说这么多的，我自己的名誉受损也就算了。当时我的爵位是“那达克”，财政大臣却并不是，大家都知道他只是一个“克拉姆格拉姆”，比我要低一级，就像在英国侯爵比公爵要低一级一样。但是我承认，他在朝廷的地位比我的要高。这些虚假的谣言我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的，至于怎么偶然得知却不太好提。谣言曾使佛利姆奈浦一度尽给他太太脸色看，对我就更坏了。尽管他最终还是醒悟了并与太太重归于好，但我却永远失去了他的信任。皇帝对我也越来越没了兴趣，他实在太受制于他那位宠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