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接手时，苏联已经危机四伏：苏军在阿富汗进退维谷；波兰在美国的支持下公开挑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了对抗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不得不把仅剩的一点资源都投到了军事上，国力严重透支；靠着往西欧出口能源来换外汇的路子又被美国堵死了，苏联只好卖黄金换外汇。
1991年1月和2月，美国的金融战专家万塔在伦敦黄金交易市场上大肆做空黄金高达200吨，金价暴跌，苏联的出口换汇能力再遭重击。在此之前的1990年10月，万塔以高于黑市一倍的比价（28卢布兑换1美元）以50亿美元的资金买进了1400亿卢布。这时万塔把这1400亿卢布猛抛了出来，卢布暴贬，之后苏联的内奸们推波助澜、加上苏联政府的无能，导致卢布暴贬万倍以上。是役，苏联损失的财富总额高达275000亿美元。
之后，叶利钦又在IFM的指导下开始对俄罗斯经济实施休克疗法：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方法不能说错，可关键的输血（国际金融援助）没有到位，结果是让俄罗斯的GDP损失了一半，人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一头身强力壮的北极熊就这样被人轻轻撂倒了。
3.不平等贸易
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国家间进行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是希望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互换实现取长补短、发展本国经济。在现代贸易中，不平等贸易很显然已经成为国家之间争取财富的重要手段，其对财富的波动所产生的影响相当巨大。
当今的国际贸易既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也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发达国家输出地商品往往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而又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过高的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则是劳务、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等。
李嘉图认为参与国际贸易的双方都能过获得利益，但是马克思确认为，尽管参与国际贸易的双方都能够获利，但相对而言有一方总是吃亏的，这就涉及了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马克思认为只要存在国际贸易，就会出现不平等的交换，但是这种不平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简单地说，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价格不平等。所谓价格不平等，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指具有向共同价值（即商品中凝结了相同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商品在交换式得不到相等的价格，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剪刀差。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的价格要高，是发展中国家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待遇不平等。所谓待遇不平等，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地位不平等。发达国家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处于主导的有利地位，贸易规则大都是由它们制定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觉得有些条款不甚公平，但是有没有能力改变，还不得不遵守。比如存在的某些关税协定，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相应履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相应能力根本不会对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和产业构成威胁，但是发达国家则依靠其资金技术等优势，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产业分工不平等。虽然国际贸易强调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生产制造的底层，从产业链U型曲线来看，生产制造层面对利润是最低的，这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发展中国家掌握的往往是一些落后的、发达国家已经淘汰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则掌握着顶尖的新技术，如果发展中国家长期不注意发展自己的科技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将在技术上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另外，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拥有资源优势，如中东国家的石油，这些国家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卖油实现国家致富，但从长远看来，一旦石油枯竭，这些国家如果没有其他产业的支撑，其经济将陷入泥潭。再如一些国家只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如俄罗斯，它的军事和科技确实很强，但是轻工业缺欠发达，一些主要生活用品需要大量进口，长此以往，将造成国家产业畸形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优势产业、突出重点的同时也要注重全面发展。
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古而有之。如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和英国的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中国出口的瓷器、茶叶、药材等商品在英国很受欢迎，但英国的工业产品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则不畅销，于是英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毅然发动了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中不少条款就是规定关于英国的单方面贸易优惠政策，后来的一系列战争和条约大都提出相似的要求。从此，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清政府逐渐丧失关税主权，在国际贸易中愈加不利。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贸易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使用武力强迫另一方签订不平等贸易协定，破坏殖民地自然封闭的经济体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方面。这种不平等一方面导致了殖民地国家自然经济的破产、国家主权的丧失，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进程。
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进入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新时期。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市场上，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在贸易规则的制定上缺少话语权，在贸易价格的制定上没有主动权，在产业分工中更是处于极其不利的底层，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依赖性很强。跨国公司的发展成为不平等贸易的一种新型工具，发达国界依靠跨国公司实现对发展中国家资源、产业、市场等多重控制。发达国家依靠其垄断的技术和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规定种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严重的价格剥削。
近年来虽然发展中国家不断努力，希望建立国际贸易关系新秩序，并取得不错成效，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还是牢牢掌握着贸易的主动权。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垄断优势依然存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依然被压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各种歧视性的贸易壁垒依然严重束缚着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发展。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产业链还是处于最低端的生产环节，自主创新能力还是不够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不断地利用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对中国实行歧视待遇。
4.人才资源掠夺
在知识经济占主导的21世纪，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人才是决定盛衰的关键。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秀人才，已经变成了各个国家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前我国人才流失的情况相当严重，每年有数百万顶尖人才滞留海外，这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我国潜在财富的大量流失。我国人才滞留的主要目的地，一般是以美国主。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人才的国家，这个已经成为传统，并且传承不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美国有一个人才引进工程，那些在欧洲生存困难的科学家，被廉价吸引到了美国。以钱学森归国为例，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交涉，希望钱学森回国参加两弹一星建设。让美国大伤脑筋。他们对这个他们“宁可失去三个步兵师”不舍得放弃的人才，设置了重重障碍。奥巴马上台不久，就到一所中学访问并发表演讲，他敦促孩子们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否则再过二十年，你们就只能给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孩子打工了。”这些年国内大学的生源争夺，早已经如火如荼了。各省市高考状元的资料都被大学提前圈定。港澳台大学也取得了通过内地高考，选拔优秀学生的权利。但是美国更绝，他们直接在中国最优秀的学校设置“国际班”，从高一开始，就把智商最高的孩子圈下来。
历来高度重视人才的美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全世界花样翻新搜罗挖掘抢夺人才。相对而言，我国对美国如此明目张胆的人才掠夺却视而不见，美国政府提前进入中国中学校园，进行人才“掐尖儿”的工程，竟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毫无疑问，这是自毁长城的祸国殃民的政策。在美国时时刻刻绷紧了人才战略的弦，想方设法从全世界各国笼络最优秀人才的时刻，中国教育官员却反向行动，把最优秀的孩子们恭恭敬敬送给美国。
当今世界，人才的重要性已毋庸置言，我国人才流失的现状是相当严峻的，如果对此再不加以防范，其所带来的后果将难以预料。
5.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试图用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去取代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文化侵略的实施者唯我独尊，有预谋地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要征服一个民族，就要征服她的文化，要征服她的文化，就要征服她的人，而要征服她的人，最有效的就是征服她的儿童，从小改变孩子们的价值观，淡化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从而使他们对于外族的文化产生一种依赖感，最终让他们抛弃自己的民族。
文化侵略除了上述后果外，还带来了资源财富的国家间流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批传教士随着帝国主义的军队和枪炮来到中国，其中除个别人如1914~1937年任上海基督教刊物《教务杂志》主编的美国传教士乐灵生、1925年到四川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等，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反帝爱国运动之外，绝大多数传教士与当地军阀势力勾结，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利用宗教进行种种罪恶活动。
1922年，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就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全国有市会40处，会员53800多人；校会200处，会员24100多人；外籍干事95人，华籍干事87人。女青年会也有市会12处，会员近3000人；校会80多处，会员近6000人；外籍干事87人，华籍干事51人。为了鼓励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发展，总部在瑞典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中国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11届大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及同盟主席、国际宣教协会会长穆德（美国人），依仗美国基督教北美协会的经济支持，亲自来华主持大会。
大会进行时，700多位代表参加，其中外国有32个国家146名代表。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到会场保护。总统曹锟还接见了全体代表。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上海各校学生首先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现代社会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和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
这次非基督教运动由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失去了对象，而慢慢消沉下去，成立的反基督教同盟也先后涣散了，但反基督教的呼声却深入群众，社会上常有反基督教的活动。如1923年11月，基督教青年会在广州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青年》即发表文章揭露：“青年会是英美帝国主义用以麻木软化中国青年的最有效力的文化宣传机关。借游戏运动以投青年之所好。它收容着几十万青年学生在它的旗下施以基督教与迷信外人的教育。……青年会又在各地提倡平民教育，麻醉一般平民的知觉，使他们只知贱视自己，敬畏外人与上帝。青年会又是英美帝国主义笼络青年们，给他们德育知育体育的知识，使他们忘却干预本国政治的机关。这种机关的势力一步一步扩张，即是青年们逐渐被他们征服，荼毒，汩没性灵，丧失爱国意识。”
众所周知，文化分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更多地体现在器物、制度层面。譬如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指南针传之四海，西方现代发明的电器汽车覆盖全球，这些都是器物层面的文化交流，几乎人人欢迎并欣然接受。诸如汉人不抵抗胡人“裤子文化”、中国人不迷恋火镰火石而改用洋人的火柴，均属于类似的正常的文化交流，与是否抵抗文化侵略无涉。再譬如西方参照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而设立文官制度，我们借鉴西方的企业制度、管理制度、经济制度乃至民主制度而建立自己相应的制度，这种借鉴当属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常态。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也不鲜见，譬如佛教文化传入中国，革命先辈“盗取”马克思主义圣火。不过，在精神层面更需要以我为主，佛教文化必须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结合、融为一体，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由于文化主体之间彼此平等，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基本上是和谐的。当然，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因此这种交流和融合也不可能完全平等，甚至有时候也羼杂着欺压与血腥，但毕竟与旨在取代和灭绝异质文化的文化侵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