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内在的能力克服过去的惰性而言，未来可能性和理想图像已成为当前的事实。
——戴恩·鲁德海尔
全球校园大集市是一个里程碑，不过何塞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工作。在校园大集市的活动之后，他写了一份初步的教学实验摘要，题目为“信念，一个宝瓶座时代的仪式”。除了介绍教育实验，文 章还考查了电脑时代初期教育的价值，文章指出，这是一个更加人文主义的、由经验证明的方法。1970年夏天，这篇文章发表在《现代主要思想倾向》杂志上。当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术评议委员会主席读到这篇 文章时，她认为何塞的方法可能破坏传统的教育模式，还说他对大学社区是一个威胁，应该受到严厉批评，甚至被解聘。
当何塞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又沮丧又气愤，想要采取行动。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很不安定，特别是有越南战争的原因。何塞的同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安杰拉·戴维斯刚刚由于激进的思想行为被开除，还有蒂莫西·利瑞。
8月，何塞应邀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次教育会议上发言，大会由《现代主要思想倾向》杂志主办。开车前往华盛顿的路上，他思忖着自己所处的困境。汽车行驶在加利福尼亚北部蜿蜒的公路上，何塞决定去沙斯塔山看看，而他从未来过这里。他听过有关这座山的许多神秘故事。他开车上山的时候，很快就想通了——最平静的解决办法就是主动辞职；他的内心早已对官场习气充满反感。他已经预见到在加州大学里潜在的对抗危机，他知道自己不想把冲突牵扯到全球校园大集市活动上来。
他意识到，发起全球校园大集市活动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能说明为什么人们不改变：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全球校园大集市的创意太超前，特别是超前于各个机构领导的思想意识。在没有边界的地球上所有人民都和睦相处，这样的想法对他们的认知体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知道自己应该放弃这个大学的工作了，此时的何塞思绪万千。
1970年第3学期的第一周，在整个校园的争议声中，何塞提交了辞职报告，但是后来他继续工作到1971年春，完成了最后一年的教学任务。有1000多名学生满怀期待地选了他的课，十分想要知道何塞老师下一步的计划。何塞告诉他们事情都已做完，只是他觉得举办那次颇具创意的全球校园大集市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
31岁的何塞发现，在学术机构里的日子就像参加战争般艰难——他总是“太有创造力”，“太积极”，“太过超前了”。为了驱散刻板学术氛围中的沮丧情绪，他找到了一个有创意的宣泄方式，就是研究传统学科以外的知识。那时他正在研究曼力·霍尔的著作——《永恒的教诲》。
通过这本书他知道了，在不同的象征体系中存在着神秘的力量，这些体系包括星座符号、人体精神力量的中心体系、神秘的象征主义。当他思考着这些体系的时候，他的脑中浮现出描绘新人类形象的两幅画，一男一女。这两幅人类形象是不同象征体系的微观世界的综合。他给米里亚姆讲述了自己的想象。米里亚姆深受启迪，他俩决定开始互相以特殊的形式把对方画下来。
为了这件事，何塞和米里亚姆买了两扇3.6米大小的门。两人轮流，一个躺在一扇门上摆出瑜伽的姿势，另一个在门上勾勒出他的身体轮廓。何塞用看不见的夜光丙烯酸颜料勾勒出米里亚姆的手和脚印，称其为“发光的女人”，米里亚姆同样画出了何塞的手和脚印，称其为“发光的男人”。
将近一年的时间，何塞和米里亚姆在加州的伍德兰家中的一个小屋里肩并肩绘画。以往的经历，使他们在设计中使用了感性的视觉效果，这些画结合了神秘的象征体系，以阴阳交叉的形式，强调了印度人的人体能量中心。画作还凸显了星座和道教的内容，运用了象征手法。这标志着何塞与米里亚姆作为画家一起合作的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70年代早期，何塞集中研究《易经》，并开始为易经类的书写前言。在1971年1月，戴恩·鲁德海尔来到伍德兰见何塞。当时70多岁的鲁德海尔，似乎生活在中世纪赫尔墨斯的传统中（赫尔墨斯——既是这个又是那个，既在这里也在那里）。他给何塞介绍了很多神秘的思想流派，使他接受了很多的内心认知。
在第一次会面中，鲁德海尔与何塞讨论了意识的行星化，还有东部 的神秘主义和西方玄学的传统之间的区别，以及艺术的角色和未来的创造。鲁德海尔告诉何塞，星球上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个地球仪。
鲁德海尔告诉何塞这些最伟大的“天神”，“在一个循环结束的时刻到来……这就是说他们必须以身辨法证明新循环的整个过程”。
在这次会面中，鲁德海尔说，这些最初的“种子”人群，将把新的生存方式揭示给人们。
鲁德海尔认为何塞是一个“播种的人”，鼓励他创建艺术社团或“种子”人群，认为这是新文明的基础。在《播种的人》一文中，鲁德海尔写道：我们需要有梦想的人，他们不是专家，他们有梦想和勇气等待通过他们的生命，通过他们所作的榜样，通过他们死后所留下的一切，而成为未来世界的种子。我们将成为未来文明中的新事物。播种的人们是未来人性重生的唯一保障。这是我们都要做出的伟大选择，我们必须这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