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抗灾救灾报道
在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时，中国报纸大力报道党的政策和救灾行动、各地的支援帮助等，对于鼓舞抗灾士气、增强胜利信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98年，中国气候异常，长江、松花江、珠江、闽江等主要江河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一线指挥抗洪救灾，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万众一心保平安。报纸宣传对抗洪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日报》从7月1日至9月10日，共刊登抗洪抢险报道1300多篇，照片210幅，使用整版114个，出版专版30多个。在抗洪抢险最紧张的日子里，该报连续发表《众志成城抗洪灾》等38篇评论，传达中央精神，鼓舞军民士气；《解放军报》派出500多名记者到抗洪救灾一线采访，共发表各类稿件3000多篇、照片500多幅，合计使用版面200多个；《湖北日报》共派出120多名记者深入一线，运用200多个版面、2100多篇稿件，成为长江抗洪抢险取得胜利的见证；《黑龙江日报》动员了200多名记者，发表稿件2100多篇，照片956幅，全面反映了黑龙江灾区军民的抗洪斗争；《吉林日报》则发稿2000多篇，出版专刊100多个，为吉林灾区的抗洪抢险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各地报纸动员当地干部群众积极为灾区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中国新闻宣传工作对于突发事件往往采取报喜不报忧或是滞后报道的方法，这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知情权，导致由于不了解事情而出现民众的恐慌或是谣言四起，也常常使自己在国内外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2003年初，“非典”疫情出现后，地方政府、媒体等依惯例隐瞒消息，疫情没有得到重视而不断扩大，导致中国在各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报纸每天报道非典疫情、中央应对非典的政策，降低了社会的恐慌情绪，发挥了巨大的报道、组织动员力量。由于信息公开在战胜非典疫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要求各地及时发布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出台了监督和保障的条文，为中国报纸进行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信息报道提供了政策和法规支持。在这些政策指引下，中国报纸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起到了报道事件真相、通报信息、稳定人心和组织动员作用。
2008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大范围的暴风雪灾害。各级报纸及时通报灾情和天气情况，报道国家应对雪灾的措施，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解释，调动最广大群体积极支持、共同应付公共危机。报纸发表多篇文章，关怀受雪灾影响的广大民众。
比如《佛山日报》1月30日发表评论《冰冻时刻，我们互相温暖》，《广州日报》还发行了《春运特别报道》和《春运服务紧急指南》，服务滞留群众。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报纸及时通报灾情和抢救工作的进展，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各界人士对灾区的支援、灾区人民的抗灾自救，特别是展现了抗震救灾中众志成城、互相支援的伟大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巨大灾难时的坚强和团结。
6.港澳回归报道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的一件盛事。中国报纸全方位报道有关新闻，让读者了解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和盛况，虽然有电视的全程实况转播，但由于电视的稍纵即逝，读者可以从报纸上获得更详尽的、可以反复阅读的信息。《人民日报》派出20名记者，采写了近200篇新闻稿件，260多幅新闻照片，推出了“香江漫笔”、“来自香港的汇报”等专栏。《解放军报》发表《神圣的时刻》，报道了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香港的情况。7月1日，《广州日报》分上午、中午、下午3次出报，实行滚动报道、滚动印刷、滚动发行，全天出版97个版，创下了215万份的发行纪录。这些报道，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盼望祖国统一、为香港回归而欢欣鼓舞的夙愿和心情，体现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也稳定了香港居民的心理。至今仍有众多读者保存了记载这一盛事的报纸。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成为各报聚焦的热点。《人民日报》澳门采访团从12月10日至25日，发表报道121篇，11万字，照片160多幅，出版了24个版的专版，全面、准确地报道了澳门回归的情况；《广州日报》出版了60个版的特刊，除了报道新闻外，提供了大量背景新闻和历史资料。《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也积极报道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并借此批驳了李登辉等人的台独言论。
此外，在中国举行的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六方会谈”、中非合作论坛的报道中，报纸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宣传了中国和平互利的外交政策，对内对外构建了中国提倡创建和谐世界的良好形象。
第三节 报刊对政治的影响
一、传播政治信息
报刊有自己独特的表意符号和叙事语言，以文字将现实抽象地显示在读者面前。在这里，“一切东西各有其位，一切东西井然有序。这不仅是排字工人铅字架的特征，而且是人类知识和行动整个组织安排的特征”。波斯特曼也指出，“出版物以逐行逐页的方式展示了一个严肃而有序的世界”，从而促成了“特定的思维习惯”。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报纸是“现代人的早祷”，因为“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因而在政治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不少受众的长期选择。
报刊早于其他大众媒介问世，是早期社会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逐渐出现后，报纸仍然有自己的优势，受篇幅的限制小，信息量比较集中。比较起来，一次广播或电视新闻节目远不及一页报纸的容量可以反复阅读，便于携带保存等。报刊是人们获得政治信息、了解政府活动和政策的重要途径，满足了大众的知情权。自报纸诞生直到广播问世，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报纸一直是人们获知信息、交流思想的基本媒介。另一方面，报纸还是记录历史的“教科书”，除一些官方文件外，许多历史事实，正是通过报纸串联并记录下来的，正如英国学者马丁·沃克在《报纸的力量》中所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
所谓知情权，指公众有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及官员行政状况及其他社会信息的权利。国家机构有义务为公众享用这一权利提供一切方便。具体地讲，由国家机构向公众赖以能够享用这项权利的传媒的代表即记者提供相关的一切情况，由记者或新闻机构向公众在第一时间加以报道，这也是媒体的义务和责任。人们生活在政治现实之中，而政治世界又是千变万化的。世事的变幻不仅影响到社会未来的发展，而且还会直接地影响到个体利益及其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物质需求之外，人民先于一切的要求，就是把握外部世界的变化。只有在了解世界变动及其节奏的情况下，才能在政治上作出合适的反应，适应社会变化，跟上进化的步伐。在这个意义上，报刊等媒介正好成为瞭望世事变幻的哨兵，成为了人们的耳目。大众媒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展现世界的轮廓。
人必须和外界保持信息交流才能得以生存。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的第一前提是必须获得足够的有关信息。在广播电视问世之前，报纸是最基本的信息渠道，对于一般人“实在是他们政治知识之唯一的渊源，也许是他们唯一的读品。并且新闻纸又是继续不断的；它是天天发表的，个个星期发表的，它的报告也是天天发表的，个个星期发表的”。正因为报刊的这个功能，政府和政党的政治意见、政策也是主要通过报刊等大众媒介向人民宣传的。毛泽东主张，“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怎样才能使群众知道呢？基本的渠道就是报刊。所以“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刊上或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二、增进政治说服
报刊的政治传播优势的保持与报刊擅长于深度传达信息的本质特性密切相关。报刊是适于深度解释信息、诉诸理性的媒介。同一事件，广播电视的报道可能只有几十秒或几分钟，大多流于事件表面现象的报道。报刊则可以深入展开，不惜笔墨，不厌其详地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它可以采用政治修辞、政治象征等多种手法来达到政治沟通和政治说服的目的。通过文字与图片，受众们对有些政治信息一目了然，心领神会，而对另一些政治信息则需要细细品味，施展自己的思考力与想象力，才能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理解隐含在文字与图片背后的深刻含义，这使得阅读报刊可能成为一项多姿多彩的身心活动。
早期的新闻，较多地强调对现象的报道，而对现象背后的原因发掘不够，而且所报道的信息多是单独的，缺少连续性。一些突发性的重大新闻通过媒体进行报道之后，读者对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性质、背景、趋向等，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常常读过之后仍有不得要领的感觉。针对这种情况，西方新闻界提出“in depth reports”这一概念，意为“深度报道”。具体阐释有以下多种，如，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向的报道形式；是一种通过系统地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形式解释和分析来延伸和拓展新闻领域的一种报道形式；是介于动态新闻与新闻评论之间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是一种以“深”见长的新闻体裁，等等。
深度报道的种类一般包括解释性、调查性和分析性等。1938年，麦克道格尔教授在他的著作《解释性报道》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解释性报道”这一概念，并预言说，在今后半个世纪中，毫无疑问，新闻记者将集报道者与解释者于一身，同时发挥二者的智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公众知识水平的提高，读者不仅想知道事件本身，更希望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解释性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理念，满足了读者这方面的需求。何为解释性报道？《怎样当好新闻记者》的作者美国新闻学家杰克·海敦是这么说的：“解释性报道是一种作解释或者作分析的报道，也就是那个被过多地滥用的词语‘有深度的报道’。它是一种加背景给新闻揭示更深一层意义的报道。”在《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中解释性报道的定义为：报道并解释新闻事实的本质、新闻价值或有关知识的新闻。
解释性报道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与通常所说的“新闻”，也就是“消息”有明显的区别，它已超出了一般新闻报道的范畴。“消息”的报道重点在事件，而解释性报道侧重于揭示和说明新闻事实的原因和结果，着眼于“新闻背后的新闻”，向读者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事件的含义与社会影响，也包括对事件发展趋势的分析。解释性新闻经常需要运用大量背景材料，作必要的解释和议论，也就比一般的“消息”有“深度”。
竞争是解释性报道增加的主要原因，广播、电视的普及，网络等新型媒体的迅速崛起，对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现在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打开电视、电脑，发生在全球的各类新闻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消息传播得很快，方式也各有所长，但由于这类媒体在传播时间和原创内容方面的一些局限性，因此仍然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于是，增加解释性报道，填补这方面的空缺，成为通讯社和纸质媒体扬长避短、提升竞争力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