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增强政治动员的号召力
政治动员是政治权力运作中的重要方面，是政治主体利用政治修辞说服政治客体，使他们产生符合政治主体所希望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有利于实现政治主体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目标的过程。政治动员是政治修辞功能发挥得最为显著的一种政治行为。在进行政治动员时，政治动员者通过对政治动员对象进行政治宣传，从而激起政治动员对象内心的理性和情感共鸣。政治动员者采用政治语言对政治动员对象进行观念和情感上的说服，目的在于激发政治动员对象的政治情感，统一他们的政治认识，并产生政治动员者所希望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标。
政治修辞有利于政治领袖人文关怀情绪的表达与传递。中国领导人都强调人本主义关怀，进行政治动员，凝聚人心，共渡难关。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的新年贺词中说：“此时此刻，世界上还有不少民众经受着战火、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等带来的苦难。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抱着深深的同情，衷心希望他们早日摆脱困难。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相信，只要各国人民携手努力，世界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各国人民的福祉一定会不断增进。”这一讲话向世界人民传达了我国的一种人文关怀理念，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理念，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塑造。汶川地震之时，温家宝亲赴第一线抗震救灾，他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我们会与人民战在一起”、“我们会坚持到最后，希望你们也能坚持。”
政治动员的效果与政治修辞的效果有很大关系。如果政治动员者具备高超的政治修辞技巧，就能够产生较好的政治修辞效果或其所希望的政治动员效果。进行成功的政治动员需要成功地把握政治修辞技巧。具体包括：政治修辞的内容是否符合政治动员对象的意愿，政治修辞的手段是否符合政治动员的总体要求，政治动员的手段是否灵活适当，政治修辞的内容和手段是否以一定的政治情景为依据等。成功的政治修辞必然会增进政治动员的号召力。
四、政治对话与外交协商
语言之所以具有力量，修辞之所以能强化言语的效果，都是由于存在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当一个社会确立了以一种文明而理智的方式解决冲突，当人们选择了语言而不是暴力来达到目的的时候，出于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尽可能地说服别人的目的，修辞学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古希腊，正因为人们广泛接受了以理性求得认同而不是用强权把权威强加以人的人文价值观，才使得修辞学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在希腊法律体制中，没有职业律师，况且诉讼成风，人们稍不留意便卷进了诉讼中去，只好亲自参与指控或为自己辩护。于是，学习修辞蔚然成风，修辞学教师们的门庭若市。民主的传播则使那些欲从政的上层阶级更加注意到演说的重要性。希腊人愈加重视基于语言学和哲学修养，而不是体育和军事训练的教育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普及，地球村概念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发展呈普遍态势，政治修辞理论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各国所关注及重视，政治修辞更是国际交流、外交谈判的重要工具。新修辞学着眼于冲突双方的相互交流，更着重用对话解决冲突，消除分歧并找到双方互相满意的解决途径，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论性方法。新修辞学对五种修辞目的有着特别的兴趣：谅解、调解、和解、裁决和冲突的逐步降级。显然，修辞学被赋予了更大的政治力量。
各国无不向世界传播本国的文化思想、价值观、政治理念，以求在全球化的时代更好地发展与立足，而政治修辞无疑是跨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良好手段。
在2009年世界金融风暴席卷之时，美国首当其冲陷入金融危机，美政府欲寻求我国援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之时引用了一句中国的成语“同舟共济”，表达其愿与中方携手共渡难关的意思，并以此举表明与中国的亲近之意。希拉里用了一个很好的政治修辞手段，既将来意表达，又使中国人更易接受其观点。这样的外交事例不胜枚举，正所谓“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在重要的政治事件中，很好地运用政治修辞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修辞不仅蕴含在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西方新修辞学把人的所有交际方式，包括语言的或非语言的都纳入其研究领域之中，并把修辞学作为减少冲突、发现真理的手段。新修辞学认为，人类的一切语言活动都具有修辞性，人类通过语言认知世界，知识通过主体化的语言构建和修辞使人们获取知识和真理成为可能，而修辞作为说服受众、传递信息、促成合作、达成认同的工具属性不会改变。真正的修辞应该是平等的对话，在对话中，纷争得到妥协，冲突得到化解，矛盾得以消除，从而建立和谐世界。
修辞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语言促使人们交流和合作，言语行为理论更是其中的一个用于言语交际的理论。交流的过程本身是一个言语行为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意图的表达和辨识的过程，而言语交流的实质是意图的交际。交流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心灵的共享”，但是，事实上，国家之间的交流很难生存于这种理想的情境，而是以追求彼此的利益一致或舆论同意，努力化解人为的障碍来实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言语行为协调。媒体外交更多的是一种语言符号的交流活动，在传播的过程中给新闻话语赋予特殊的意义，而新闻修辞也因此成为一种政府利用媒体制造舆论同意、促进合作而非对抗的艺术。媒体外交是一种软权力的运用，媒体话语权力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受众对新闻修辞能力及表现的要求越来越高，一国国家权力的获取更多依靠说服与涵化，而非强权与灌输。卓越的修辞能力及行为已成为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国际社会互动中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语用学与修辞学的转向，媒体外交以相适应的新语态应运而生，在外交实践中注重交流、亲和与人情味，因而成为一国获取外部评估、树立国家形象以及增加软权力的重要传播手段。
五、电视辩论的政治功能
电视辩论是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新兴的一种政治传播手段，与西方选举史息息相关。电视辩论是政治修辞中的重要形式，也是西方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电视辩论利用大众传播渠道向受众展示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观点，在政治领域发挥了议程设置、舆论引导、信息交流的重要功能。与单纯的电视演讲相比，政治辩论这种博弈形式更加吸引受众，容易让人们记住辩论双方的观点。亲自参与政治辩论或倾听政治辩论不但使公民掌握了民主参与的技术，而且还使公民从辩论中获得政治知识，起到了政治社会化的作用。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都有专门转播议会会议的电视频道。通过这种方式，公众不但了解了法律制定的过程，而且起到了监督作用，大大增加了立法质量和立法过程的透明度，使公民不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为公民参政开辟了新途径，而且还可以起到培养和教化公民的目的，增加了公民对民主的信心，并可以吸引青年一代中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政府中，为民主增添新生力量。
在西方，电视辩论以媒体为中心，美国三大电视网对一些重大的竞选辩论都要直播并向全世界播放。总统电视辩论期间各大电视网的收视率会达到最高。媒体操纵整个辩论过程，从辩论的策划、宣传、组织、进行到辩论后的民意测验，没有一个环节不是经过媒介的参与。然而，由于电视在竞选宣传中有着其他宣传媒介无可比拟的优势，政治候选人必须在电视上大作宣传。但电视宣传要耗费巨资，每次选举都会存在不少有实力的候选人由于支付不起昂贵的电视宣传费用而中途退出的现象。
对于政治辩论效果研究是以政治传播效果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大部分政治传播效果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情感研究，主要是说明政治传播对人所产生的持久的情感和态度。二是认知研究，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选民为什么要获知某些政治事件、候选人的相关信息，以及他们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情感效果研究表明，理想的选民在政治上奉行中庸主义，对政治并不非常感兴趣，而主要是依靠政治领袖和政党为他们提供信息，并指导他们如何进行投票。认知效果的研究则是以互动理论和古典民主理论为基础，古典民主理论认为选民能合理地利用大众媒介，同时也能利用从媒介中获得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出理性的选择，特别是在选举期间，那些主动经常收听、收看、收集竞选信息的选民通常会做出理性而认真负责的投票快定。
20世纪80年代后，有关政治辩论的研究成果同以往最大的区别是对认知效果的研究内容逐渐增加。研究者得出辩论所产生的最明显的认知效果就是“学习”。
早期对电视辩论所进行的众多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提出关于辩论可以导致学习效果的观点。1976年后的有些研究开始得出了一些关于从辩论中学习的有利证据。但那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辩论只是提供了一种学习的方式，而对辩论是否能产生学习效果表示怀疑。他们在1980年辩论期间对全国范围内选民进行抽样调查，首先根据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把选民分为对政治非常关心、比较关心、一般关心三类，调查显示，随着辩论的进行和媒介对候选人在辩论中的表现的评论逐渐增多，不仅对政治非常关心的选民在辩论后对候选人能做出较多的评价，而且后两类选民在辩论期间对选举及候选人的评论同以往相比也有大幅度的增加。然而他们没有指出这些变化会对选举的最终结果产生哪些具体影响。
支持政治辩论制度的西方学者从互动理论出发，认为政治辩论可以看做是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同未来国家政治决策者进行互动的机会，因为竞选者要获得选举的胜利，他就必须知道在辩论中他要说什么才能赢得选民支持，而选举期间选民的舆论则为候选人提供了选民的要求和希望的信号与信息，候选人在辩论时所发表的观点则是针对那些希望和要求的一种反应和反馈，这样选民和候选人通过电视辩论完成了一种政治互动。
在西方体制下，电视辩论可以使言论自由精神和民主原则得以充分体现。言论自由是构成民主的基本要义，而政治辩论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缺少政治辩论的言论自由会大为失色。言论自由具有追求人类精神解放的价值，而政治辩论是实现这一价值必不可少的手段。与此同时，电视辩论提供了解决社会分歧的途径。
非民主社会以其有限的政治辩论和几乎无处不在的强制手段为特色。民主社会则以非暴力的形式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变迁，这意味着禁止使用暴力来解决国家或个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通过政治辩论以和平方式来解决政治矛盾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