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这个时代是一个群众运动和群众参与的时代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群众参与和群众运动在后“文革”时代的话语建构中，成为了“集体暴力”、“群氓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柏拉图式的“平民民主政治”在中国活生生的例证。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可以允许民粹主义轻易地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群众运动因此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的运动。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和民主决策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载入了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确定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建设是非常必要的。那个年代中国需要迅速恢复生产力来增强国力。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路线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人民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提高，乡村的公费医疗体系也已经初步建立。这一系列成绩都说明了正确的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之一。但在这个时期的后一个阶段，群众运动被错误地利用了，造成了“文革”这一严重的历史错误。
以上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三个贯穿始终的特点也规定了这个时代传媒的特点和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新闻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马克思所强调的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受到限制的思想，一方面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成为只有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够代表真理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如施拉姆所说，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威权主义，坚定不移、明确严格地区分是非曲直，以及凭借一小部分人就能对巨大的人类行为领域做出解释的令人吃惊的信心。而列宁则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行了详细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论述。中国的新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联继承过来的。列宁把传媒的角色定为：一是集体的宣传者（collective propagandist），二是集体的鼓动者（collective agitator），三是集体的组织者（collective organizer）。同时，列宁对资本主义传媒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它（资本主义传媒）不是自由的传媒，但它确实对有钱人和资产阶级来说是自由的，并欺骗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群众”。而且列宁强调文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服从于中央委员会的纲领。
研究者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媒体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概括。施拉姆认为，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以下特点：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和党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维护国家统一和党的统一的工具；国家发布指示、党开展“揭露”的工具；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具有严格执行的责任。斯帕克斯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媒体不反映社会变化；政党和媒体是一体的，不会反映对政党不利的消息；没有商业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首要的旨趣是政党的利益。汤森和沃马克将改革开放前中国传播系统的特点概括为三点：第一，所有信息实际上都是由中央或下级领导为了实现中央意图而批准公开传播的，几乎每一条新闻都具有准官方的性质，发布它是因为它对现行政策有积极意义；并且一种权威等级制意识渗透于该体制中。第二，意识形态及其特殊词汇具有支配性影响，通过“二级传播”途径进行扩散。第三，中国大众传播的风格特别具有教育性。
从以上对该时期传媒特点的分析和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传媒特点的概括中，可以看出我国这个时期的传媒特性。即这一时期的传媒只对执政党负责，主要构成包括了各级党报党刊、党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传播的手段以宣传为主，主要内容是围绕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展开，包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痛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种报道与歌颂；动员、发动和鼓励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对这种宣传和鼓动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三多四大”：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
可以看出，媒体的这种内容结构和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将与人民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放在了次要地位，甚至有时被忽略了。这是从战争时期继承下来的宣传传统，但是却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变。其原因首先和主要领导人对时代特点的判断相关。在一个仍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政治背景下，传媒有时不得不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下，在特殊的情况下，绝不是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就实现了国家的利益那么简单。如果国家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人民的利益就无从谈起。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就是对人民利益的保障，这两者是一致的。但在后来的“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传媒完全与领导人的声音保持一致，视真实情况于不顾，这就是传播过程中的不正义了。而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政党媒体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媒体，完全没有对舆论环境的监督，这种不正义就更加被放大。此时的党报就难以发挥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了，而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但这种斗争却通过传媒使不知情的人民群众抱着各种目的卷入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这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这一时期的媒体更像是一种在全民信仰年代的一种神谕。媒体在这个时期扮演的确实是一个中介（medium）的作用，它负责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信徒，让信徒了解“神”的最新的指示。在这种性质的媒介眼中，它只对“神”负责，信徒只是神的附属而已，没有自己的地位。
2.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传播
经过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和“文革”后的两年过渡，时代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平反把毛泽东晚年的意识形态网络撕开了一条缝。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离开这30多年的重大变革去谈论传媒是否正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传媒的变革已经成为30多年变革的重要部分而深深地融入这次变革之中了，尽管中国传媒业习惯以一副苦命者的姿态出现，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传媒业在这次变革中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的，尽管有不少缺乏竞争力的、根植于旧体制下的传媒在变革中死亡。
改革开放使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公平”理念转变到邓小平时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理念，从大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完成了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社会演化的前所未有的转型。
（1）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几个基本特征和传媒变化的关系更加紧密
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力就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了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在世界上的地位。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如果再这么下去，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随着和世界交往的逐渐增多，普通老百姓也意识到了曾经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原来有那么大的差距，美丽梦幻的破灭带来的失落感也是我们迫切要求变革的一大动力。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获得大解放。黄平认为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在三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指导思想层面，即要不要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政策层面，即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农村是要不要分田，工厂是要不要搞物质奖励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三个层面是文学艺术理论。而有学者将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归结为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从高层到基层对改革的一致呼吁，思想观念的大解放，加上改革又是从已经被证明集体合作化体制无法带来活力的农村开始的，所以改革在一开始的阻力非常的小，并且很快取得了成效，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出现了减少的趋势，从改革开放前的2.4倍减少到了1980年代中期的1.8倍。
改革开放最集中的领域是经济领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第一大变化是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激活给经济整体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刀阔斧相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前行艰难。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变形。在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利益后，一些政治权力无法经受住金钱的巨大诱惑，迅速参与到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去。一旦权力进入了分配而没有监督，权力阶层就可能凭借自身的权力和新获得的财富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从而使改革发生异化。历史证明，中国的权力阶层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具有和任何体制结合的特性。中国政治体制领域在改革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权力集团在没有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直接参与了经济利益的分配。他们凭借权力和资本的天然亲和力，在利益瓜分中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与权力结合的既得利益者群体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化的范围，通过市场对经济体系进行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组织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意味着社会的管理仅仅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根植于经济体系中，而不是经济根植于社会关系中。这也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不公正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例如，在农村，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在城市，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业岗位匮乏，大量的弱势群体被无产阶级化了。
第二大变化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公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是生活在一种大体平均的状态下，身边的人不管优秀与否、有权力与否，生活的差距不是很大。尽管当时也有利益集团，但总的来说社会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大，人们的心态也较平和。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分化。这个分化可以简单地概括出以下特征：一是社会精英集团凭借其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迅速崛起。二是知识分子集团开始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抓住了时代和所从事专业带来的机遇和精英集团形成了合谋之势，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留在了中间阶层甚至有向下滑动的趋势；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上至部分没有提升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的经理和业主、外企白领、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下至一般知识分子、干部、中小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新闻从业者等等；而曾经是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及主要盟友的农民的地位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了边缘化的危险。三是生活在城市内但又被城市所排斥的边缘人群，包括从事各种犯罪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人，这部分人也是社会的最活跃的不安定因素。这里还想再提一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媒体一直把中产阶层挂在嘴边，但其笔下的中产阶层更多的是一个基于消费主义的概念，更多的是从商业价值上建构出的一个具有一定的购买能力的社会群体。袁剑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非常软弱的阶层，他们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层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层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
第三，再看看知识思想界的变化。经过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共同寻求自我解放思想解放运动的美好的时光后，知识分子出现了上述分化，于是各种思潮开始在中国涌现。声音最强的应该是代表主张市场化进程的学者的声音。这些学者多是从欧美发达国家留学归来，受到了很好的西方教育和市场化精神的培养，他们是从根本上支持市场化和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限制的。由于他们声音的出现正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以观点就被放大了。但随着市场化进程中越来越多问题的暴露，单纯追求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很多的人质疑。韩毓海指出，当代知识状况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缺乏一种通过讨论、批判和说服来达成社会团结和社会一致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欧美世界的主流知识，恰恰是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它用于动摇一个社会有余，用于凝聚一个社会不足。进入1990年代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我国学习欧美的学科划分，把专业划分得更加细致了，这样一来，学者出现的一种趋势就是专心做自己领域内的学问，对社会的监督和批判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消退，演化成为了一个具有职业技能的匠人。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基础的坍塌，公平、正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这些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而逐渐消失的。
最后需要总结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革”彻底否定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却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噤若寒蝉。正如韩毓海所言，我们的研究缺少历史态度，好像新中国成立30年，全国人民都受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