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从诞生至今已走完50多年的历程。其中，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间，该校持续与中国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进行交流。作为这段历史的肇始者、亲历者之一的吉田公彦，不断造访上海，对那些年两校交流的往事总是历历在目。
十年弹指一挥间
2005年11月，由上海理工大学、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主办的“2005上海印刷出版技术与教育国际研讨会——数字化时代的印刷出版技术与教育”，在中国上海举办。参加国际研讨会的代表，除了中国国内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外，还有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印刷、出版方面的专家学者、教育者和从业者。来自日本出版学会和日本编辑出版学校的8位成员也出席了该国际研讨会。这种由从事出版和印刷教育的学校主持的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办，还是第一次。
既作为主办者又作为第一天会场所在地的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学院，位于上海市东北部，在2005年早些时候，还是名为“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3年制专科大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3年创办的上海印刷学校。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不得不关闭。到了1978年，又重新开始招生。上海印刷学校与北京印刷学院并称为“全国培养印刷人才的两大基地”。
1987年，上海印刷学校在印刷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出版系、美术系，之后又增加了印刷管理系，加强了应用型和工艺型培养教育，以培养出版、印刷、书刊装订、广告设计以及出版印刷管理方面的人才。
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间，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先后7次或在东京或上海举办了“日中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这个交流会，可以说硕果累累：不仅交流两国的出版教育，而且也交流两国的出版状况、两国出版交流历史的研究等。并且通过出版信息的交流和情感的交流，为日中友好作出了贡献。说2005年的国际研讨会是在“日中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的基础上召开的，一点也不过分。2003年，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出版印刷学院，合并到上海理工大学。在2005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吉田公彦作为前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代表，为“日中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完成历史使命，做了总结性报告。
七次交流情谊深
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开展交流的契机，是吉田公彦当年的上海之行。1990年，吉田公彦应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邀请，以日本出版学会会员的身份，赴中国北京和西安，出席了“日本出版情况报告会”。在归途中，他以个人身份访问上海，受到当时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赵斌先生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龚应荣先生的盛情款待，借此机会，吉田公彦不仅访问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而且还代表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该校达成了相互交流的共识。
1991年，第一届交流会在东京举办。中国方面的与会者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龚应荣、该校出版系主任孙国明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翻译沈洵澧。
在第一届交流会上，双方学校签订了“结为姊妹校”的条约，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交流会，会议地点在东京和上海之间轮流交替。就这样，到了1994年，已经举办了第四届交流会。现在看来，1991年至1994年可以看做是两校交流的第一个周期。在杜飞龙出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以后，分别于1997年、1999年和2001年举办了三届交流会。10年间总共7次交流会，其中有4次在东京举办，有3次在上海举办。
交流会的名称，前四届都叫“日中出版教育交流会”；从1997年第五届开始，改为“日中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
第一届交流会的主题，是相互自我介绍。吉田公彦作了题为《日本出版教育的若干问题》的演讲，龚应荣作了题为《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的创立与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演讲。到了第二届交流会，双方没有特别设定统一的主题。随着交流的发展和双方理解的不断加深，接下来的几届交流会都是经双方协商，事先设定交流的主题。例如，第三届的主题是：“90年代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与中国的出版社及其图书出版过程之现状”。第四届的主题是：“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与出版教育”。第五届的主题是：“（1）计算机发展与出版教育；（2）出版人的职能教育与出版教育；（3）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第六届的主题是：“21世纪的出版与出版教育”。
第七届的主题是：“迎接新世纪的出版教育及其背景”。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一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中国国内出版教育状况”的论文很多。这与日本不同，明显反映了中国把出版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推进出版人才培养的国情。在中国，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各方面都遭到很大破坏，出版印刷行业也不例外。拨乱反正以后，与其他行业一样，人才培养对出版印刷行业来说也是首要而紧急的课题。而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开始交流的90年代初期，恰好是中国出版界渡过80年代的体制准备期、进入上升期的时候。
在这里，不妨以1990年到日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陆本瑞先生的报告作为佐证：“1979年以来，因为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重点抓经济建设，所以，出版教育被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随着整个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教育也在逐渐展开。从1979年到1989年，出版社从129家增加到536家，出版社的从业人员从1万人左右增加到近4万人。其中，编辑者约占47.1％。根据人才需求的预测，1995年需要补充1000个编辑者”。在1990年的当时，“在大学教育中，全国已有20所大学设置了编辑、出版、发行、装订专业”（摘自1991年72号《日本出版学会会报》）。
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样，受“文革”的影响，上海印刷学校在1965年至1977年被迫关闭，“文革”结束后，重新开始招生。1978年，招收新生118名；1987年，增加设置了出版系、美术系等系科；1993年，由“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改名为“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截至1994年底，在校学生828名；截至1998年，在校学生1500名；到了2001年，在校学生更是增加到3600名。近些年来，中国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就业很困难，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的就业率总在95％以上，这无疑是非常高的。
其次，在中国一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中国国内出版教育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论文很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传统的出版教育把编辑、出版、发行（销售）严格分开，以培养这些环节的专门人才为目标，但是，随着出版行业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数字化的发展，中国的出版教育正在朝着培养具有多媒体应用能力的人才的方向转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其他从事出版教育的学校（院、系、专业）之所以招生情况好、分配情况好，就在于其工科、文科、艺术等多学科结合的特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拓宽出版印刷人才培养的视野”，正是典型的描述。
第三，在中国一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转型期”的论文也很多。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上半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后，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图书出版业”和“中国图书发行新结构的特征与倾向”等关注热点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出版业正在从出版社自身只是进行出版物的生产，而出版物的印刷、销售册数由国营新华书店决定的体制，朝着出版社自己决定印刷册数，销售不仅通过新华书店，而且也通过自有的销售渠道——从所谓的单纯“生产型”向自己也要负责销售的“生产经营型”转移的剧烈变化时期。生产与销售结合，是第一次意识到“出版物”作为商品的存在，第一次意识到“读者”（消费者）对“出版物”（商品）质量的要求。在长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有必要首先倡导观念的转变，做体制转变的准备。不仅如此，从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出发，出版物这样的“意识形态商品”也不是简单的商品。对于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中国出版教育的应对是灵敏的，甚至还是超前的。比如提交论文中提出“从提高图书的综合品质看出版教育的改善”的问题，可以认为是抓住了“转型期”出版教育的根本。
与此相对，日本一方的论文，主要还是尽可能详细地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在全部7次交流会中，其中有两次主要是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一次是第三届“日本的书籍出版社——工作与结构”交流会；另一次是第七届“日本的出版界——检验近10年的结构变化”交流会。
在第三届以“日本的书籍出版社——工作与结构”为子主题的交流会上，日本编辑学校以在此之前中国一方汇总的问题为基础，按“国家与出版发行管理”、“出版”、“发行”三个部分，设计了35个问题，由本校11名老师执笔回答。像这样撰写介绍日本出版社的报告（论文），在日本也属于首次尝试。这次交流会上的成果，在1998年被翻译成中文，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原中国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先生亲自作序。
在第七届以“日本的出版界——检验近10年的结构变化”为子主题的交流会上，日本一方主要向中方介绍了在泡沫经济破裂、数字化发展的影响下，日本出版产业发生的巨大变化。由日本编辑学校的老师和日本出版界相关人士共14人执笔撰写报告（论文）。这些报告分别回顾了过去10年包括关联产业在内的出版产业的动态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从1991年到2001年，10年中有8年产生了“共同执笔”的“综合报告”，要不是这些与中国交流的机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些“综合报告”意义深远。
两国报告产生的背景虽然不同，但涉及的问题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在出版及出版教育中的数字化问题。数字化问题可以说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在论述日中数字化与出版和日中联机实时出版的问题时，考虑到同样在传统图书出版业务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两国的不同国情，以及处在衰退期的日本经济和处在上升期的中国经济的两大格局，相似点和相异点却又都是明显的。
如果说10年七届的交流会只有一个大主题，那就是“交流”。在七届交流会上，也有日中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论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例如围绕商务印书馆的诞生与发展，展开对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发祥地的上海与日本的出版交流史研究，领域新，难度大，显示了执笔者的学术勇气和出众才华。从另一方面来看，位于东京和上海的两校交流，恰好又是在续写这种历史。因此，不妨认为，研究日中出版交流史，既有现实意义，更有象征意义。
盛开出版印刷教育之花
随着东京与上海不断相互举办交流会，彼此的友谊也不断加深。吉田公彦以为，尽管盛开的是“出版教育研究”之花，但实际上结出的都是日中友好之果。今天的结束是明天的开始，过去的句号是未来的逗号，吉田公彦坚信，日中间的国际性出版教育学术交流，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到什么时候也不会终止。当年，吉田公彦访问上海时，受到以校长龚应荣先生、其后任杜飞龙先生为首的各位友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至今令他难以忘怀。同样，上海与会者来到东京，日本编辑出版学校老师们与他们认真交流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2005年，吉田公彦刚刚把本次国际研讨会的演讲稿交给主办方，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上海出版界的前辈宋原放先生在当年6月逝世，享年83岁。从两校最初开始交流，宋原放先生就给予了极大关注。他不仅参加了在上海的交流会，也尽量参加远在东京的交流会，可以说为了日中的出版教育交流，为了日中两国的交流，他是殚精竭虑。2000年，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上海出版志》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页码超过了1200页。在该书的《大事记》栏目中，有这样的文字：“1992年4月14日，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代表团吉田公彦一行25人来沪与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进行出版教育学术交流。”
吉田公彦觉得，2005年访问上海感受最深的就是，与十几年前相比，上海的面貌大大改变了。高速公路横贯城市中央，两旁是林立的高层住宅楼，外滩和南京路使人饱尝步行者的乐趣，黄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其高度号称世界第三，简直美不胜收。中国的经济、上海的经济高速发展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交流对象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也在其中飞跃发展，现在升格为上海理工大学的一个学院，这也印证了上海市发展的轨迹。
日中两国两个学校的交流意义深远，本文的记述只能算是开头，还有待日中两国的亲历者、见证者继续丰富。当然，更重要的是从“定格”的过去的历史中走出来，为开辟未来设计道路。
（孟斯咏梅三友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