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久超、王思远、罗美欣、王聪、李昕荃
选题初衷——一个关于电池回收的惊叹号
最初，我们决定做一个社区环保意识的调查，恰逢奥运时刻，忙里抽空的小组两位成员先行探路，结果却发现自己的选题很模糊，正在不知所措的当口，海淀区的一位官员随口的一句话被我们留心到——其实我国还不具备处理废旧电池的能力。这无疑是一个留在我们心中的惊叹号，因为就初次对于社区的调查来说，市民对于垃圾分类可以不甚了解，但是对于废旧电池的危害和回收处理的必要性都是有很深刻的认识。这样一对矛盾产生了新的疑问，恰逢中国电池回收进入第十个年头，使得我们在八月底，结束奥运的那几天一起开始新的探索。
人物：李然海淀区市容科科长
关于废旧电池的回收问题，我们用电话再一次采访了海淀区市容科科长李然，我们选择了小组中公认“公关能力”最强的成员，因为就以往的经验来说采访对象的官话套话很多，为了得到实质有效的内容，为了切实揭开回收废旧电池的面纱，我们需要最确凿的言语。
李然认为，目前关于废旧电池的回收问题分两块来考虑：如果电池是有毒的，那么可以把它回收。如果电池是无毒的，那么不如把它们当普通垃圾填满处理。
对于那些有毒的电池，即含有汞等重金属元素的电池回收，面临着这样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回收源头。大量的电池在用完后就随处扔掉，能够回收起来的非常少。
一个是处理问题。这些有毒电池即使回收起来了，也只是聚集在一起堆放，得不到任何处理。这样大量的有毒物质放在一起，容易造成更大程度的污染。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套废旧电池的处理系统。就李然所知道的而言，所有回收起来的电池都放在“有用垃圾回收中心”，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囤放电池的地方。但在国外，好多国家（如澳大利亚），是有一个完善的电池处理系统的，并且有10年左右的历史了。而在中国，既没有自己研发的处理系统，也没有从国外引进。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决策层没有文件、法令下达。如果政府不出面扶持，这个问题是没法得到解决的。它涉及到资金、耕地、人员等一系列的问题。
关键是很多人认为购置或者研发这样一套系统的意义不大。首先成本比较高，投入大于产出，不划算。因为要回收利用的话，就得让电池的金属分离，这是一个消耗人力、物力、财力极大的事情，并且需要相当的技术和工作环境。所以一般人都不主张做这件事。再者，现在很大一部分电池是没有毒的，把它们也回收利用的话，就是吃力不讨好了。
我们开始对于回收电池的国内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成员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背景材料地搜集，企图更全面地了解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意识到，电池回收，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简单的是单方面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造就今天这一尴尬局面，而是一系列综合因素的结果。
走访“二清”———解惑与困惑并存
我们联系上了“二清集团”，一个陌生的名字，最早知道它是源于网上的一则通告，公司承诺说只要有超过三十公斤的废旧电池，他们将免费上门回收。星期三炎热的下午，北京依旧在秋老虎的肆虐下，我们两位小组成员带着对于这个号称“出于公益目的回收废旧电池的环卫公司”的强烈好奇心踏上了征程，同时也希望借此从企业角度来看待垃圾分类和废旧电池的回收现状，进而整理出北京的废旧电池究竟何去何从的整条线路和它目前的症结究竟何在。这是我们最单纯的希望。
目的地：丰台区草桥“二清”
人物：高明德，有用垃圾回收中心负责人
接待我们的高女士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坐着，一个实在的人，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回收电池这档子事是环卫集团公司委托二清公司来做的，简言之，北京城区只要有人关注废旧电池的回收，热衷做成这件事情的人所收集的废旧电池都会最后集中到二清公司来。就废旧电池来说，“二清”也可谓是举足轻重了的。
当然，不是说所有单位和社区都在做这个回收工作，我们都知道因为没有政策的扶持，国家对于回收废旧电池也只是一个提倡和引导，二清公司的电池始终也只是一个庞大数字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二清集团其实是隶属于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分公司，负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尤其是宣武区的垃圾处理，其他还有像是“一清”、“三清”、“四清”等。1998年在一批热衷环保的有志之士的倡导下，随着整个社会舆论对废旧电池危害的注意力提升，加之当时的厂商生产电池还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环保标准，“二清”开始了它对于回收旧电池的“路漫漫其修远兮”。
高女士告诉我们说，公司每年大概可以回收到两百吨左右的废旧电池，一直维持在这个量上，在公司旁边的马家楼转运站里有个大箱子是临时存放地点，放不下了就转运到公司盖在安定的一个仓库里，很简易的仓库，但是有顶可以防雨。我们去看了那个临时的大箱子，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垃圾分类箱，容量几十吨，在许许多多统一蓝色的垃圾分类箱里并不起眼，里面也没有堆满，但是疑问还是产生了，既然说国内并没有处理废旧电池的能力，那这十年来的总量在至少2000吨以上的废旧电池去了哪里了？如果说全部在安定，那安定的仓库堆满了又该如何处理？
以一种很无奈的语气，高女士解开了我们的疑问：“2000年左右，我们公司送了第一批电池到延庆的一个工厂做实验。这个是得到国家环保总局许可的一个新建工厂，但由于当时厂址选得不是很好，延庆在北京的北边，是上风口。上风上水，还有污水什么的，国家环保总局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符合要求，因此事情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具体也就不知道了。2003年非典的时候，又攒了一批，几百吨，环保局给我们找到了天津运过去。2005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堆放在安定的仓库里。”
二清公司并没有处理电池的能力，所以他们只能很被动地等待环保总局给他们寻找“下家”，至于“下家”如何处理，高女士表示他们也不清楚。说到底，没有人有权利有能力处理这些电池，填埋场是有，但谁敢埋？
因为基本没有收益导致这成了一个纯公益的事业，国家也就在车辆上对公司有所帮助，资金上很少补助，力度不大。加之2002年开始，国家环保局对各电池生产商已经有要求，含汞、铅等各种重金属的量必须要达标，一次性干电池的危害性从源头上降到了最低，于是造就了今天环保部门对一次性电池的回收不支持也不反对，正是这种态度，似乎是对目前民间回收电池巨大热情颇有意味的嘲讽。
我们从高女士的讲法中得知一种观点，回收电池的环保意义随着它源头上的危害减弱而减小，但是它的再利用的资源价值还在，那为什么企业不愿意回收旧电池，毕竟回收电池还是一项公益事业呢。
“综合因素，技术只是一部分，主要是操作起来的难度，做回收再利用这块，首先一定要保证货源。这一块你怎么保证？做回收利用，肯定是商业行为，要考虑成本等各个方面，建厂房，建完了之后，还有渠道这一块，都得循环起来处理。”高女士的理解是整个产业链没有形成，其中蕴藏的潜在经济价值还没有被发现才是“回收电池无人管”的真正原因。
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我们不惊讶于最后高女士的观点和经济利益扯上了关系，但我们还是有疑问，坐在回学校的地铁上，我们思考，为什么在人民网报道时隔那么久之后，这条我们期待的循环经济产业链还没有形成？为什么在专家们还在争论对于废旧电池到底是回收还是不回收污染大的情况下，热情的公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投入回收废旧电池的“环保事业”中来呢？我们困惑了，面对废旧电池，收？还是不收？
走进“电池大王”——王自新
采访王自新对于我们的调查报告来说是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在我们走访完了“二清”之后，了解到“二清”的被动状态之后，我们有那么多疑问需要解答，于是我们找到了素有“电池大王”、“中国回收处理废旧电池”之称的王自新，希望这位站在电池回收处理问题风口浪尖的人物能给我们一个积极的答案。
人物：王自新
职业：民营企业家，环保事业家
经历：1990年以前，王自新本是一名内科医生，因此有机会深入研究废旧电池对人体的伤害。
1990年，正值国家基础设施及房地产建设兴起之机，他下海经商成立了一个销售建筑材料的公司。与当时很多成功的人士一样，王自新也挖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1999年，从事智力荒漠化改造的项目中，在国家环保总局偶然发现一份介绍废旧电池污染环境的资料，从此开始了他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事业。
2000年，在河北省易县建造全国第一个废电池处理厂。
2002年，河北省环保局再次对王自新的废电池处理厂进行了环境评估，认为“湿法加电解工艺”还有待完善，该厂的建设因此停滞了下来。
2001年，王自新创办的废电池回收热线出现在了《北京青年报》的中缝里，架起了他和广大消费者沟通环保事业的桥梁。
从此以后的7年里，王自新带领自己的团队引进设备、勤做试验，努力用最新的工艺让企业达到最严格的排放标准，然后争取得到国家环保部门的认证。其间他几乎耗尽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家产，目前已经完成了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实验阶段的工作。
目前，正在北京大兴筹备建设一个存储、处理电池量1000吨左右的废旧电池存放库房。
王自新在2000年的时候就想要在河北省建造全国第一个废旧电池处理厂，但是政府一直没有批下来。
王自新却很理解政府的选择。首先在环境保护的旗号下全民已经掀起了一股回收废旧电池的热潮，但是回收来的废旧电池却一直是大批量存放，而一直找不到处理的下家；一方面是由于有能力处理废旧电池的企业本来就不多，另一方面真正出面愿意出资来处理废旧电池的那些企业，政府又迫于民众对环境保护的监督压力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最终导致这些企业的处理行为因为排污量超标而不得运营。正如王自新的废旧电池处理厂一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设备全搬进去了，却被河北省环保局的以“湿法加电解工艺还有待完善”的原因被挡在了门外。
于是政府一方面在宣传全民参与回收电池，另一方面迫于技术上的不达标不准许这些“下家”接受处理这些废旧电池，只能将回收来的废旧电池大批量存放。
对于社会资本来说，最缺乏的就是一个长远的眼光。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观点来看，如果回收一节废旧电池，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样会使多少水多少土地免受污染；而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回收一节废电池，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可以得到多少钱。这可以理解，归根到底就是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稠经济又欠发达的社会现状决定的。同样，以持这样观念的民众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和企业，他们在还不能立刻意识到，回收废旧电池进行处理这样一项工作在目前阶段是社会意义大于经济利益的，或者说他们意识到了，但是不愿意为了社会利益来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
虽然说回收废旧电池加以处理提取其中的金属物质，比如锌和铜，这些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是一旦加上一些诸如回收成本、处理成本等等，这又变成了一种亏本生意，于是企业又望而却步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社会上对于废旧电池是否对环境有危害形成两大派的观点，王自新认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过于片面了，它缺乏一些实际的理论依据。
一派观点认为，现在市场上的电池大多都已实现低汞或者无汞，所以已经可以随便丢掉了。其实电池里的有毒物质不仅仅是汞，还有锌、铜、铁、锰等金属元素，医学上就有锌中毒、锰中毒、铁中毒、铜中毒。由于国家对电池的汞含量有较高的要求，所以电池制造厂家都会把降低汞含量作为自己的一大目标并大大标榜。那么，即使汞的含量已经相当低了，如果我们的废旧电池没有妥善地处理，而是随意地送去垃圾填埋场填埋，电池的壳体破裂以后，锌、锰、铜、铁以及其他一些有害物质渗出，超过一定的浓度，就形成了污染，万一不小心进入生态链，进入人们的食物链，其影响是相当恶劣的，但这一定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正是由于其缓慢性，使得有能力处理废旧电池的社会资本因看不到其立竿见影的危害对此视而不见。对于那些认为一节电池能污染几升水几亩地的观点，在当前条件下显得过于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