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区域化合作的加深
墨美坦诚面对不协调的环境对边境区域的影响；增加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在易得、准确、及时的环境信息制约下开展墨美公开对话。
由于作为NAFTA成员的美国和墨西哥意识到了为自身和子孙后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实施绿色技术和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区域性的环境问题解决取得显著成就，并最终增加了国民财富。与此同时，通过NAFTA墨美两国还有效地实施了环境法。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墨美关系发展从根本上有别于以往两国内部的政治过程，而且旧的国家内部政治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墨美两国越来越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墨美关系与两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两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墨美双方都积极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
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的影响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甚至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墨西哥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有可能导致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他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前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从墨美环保合作与环境外交的现状和前景来看，任何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最重要的是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便是其中的一条道路。关于NAFTA与墨西哥的环境问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目前就NAFTA对墨西哥影响的各种评价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将环境保护问题列为一项主要的评价指标。其实，1992年8月美、加、墨3国领导人就签署了NAFTA协议，但是一直拖到1993年3月完成了追加的两个补充协议的谈判以后，才为各国议会通过扫清了道路。而追加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关于环保问题。NAFTA实施10年来的结果显示，在墨西哥客户工业企业区域的环境问题的确令人关注。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墨西哥政府的监管力度以外，还有待NAFTA继续做出一致性的努力。
上述事例证明，目前，对墨美在环保方面合作趋势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在探索和解决墨美环境问题的尝试过程中，墨美已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开辟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三）鼓励非政府组织（NGO）的蓬勃发展
促进投资者的参与并保证来自环境、公共健康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广泛代表的参与；增强地方社团居民和投资者管理环境和从事与环境相关的公共健康事业的能力。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非政府组织（NGO）的四千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瞩目的会议。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非政府组织（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在里约的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非政府组织（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
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来自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各地区的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非政府组织（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墨西哥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墨美两国的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非政府组织（NGO）也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非政府组织（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墨美两国认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非政府组织（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墨美环境问题合作成熟与否的又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非政府组织（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墨美的环保合作：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非政府组织（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