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崛起适应了日常生活层面在现实生活中的上浮态势。知识精英所标举的人文关注与意义追求虽不失崇高积极的一面，但由于缺乏满足日常生活动机与利益的现实性，这些极显浪漫精神与乌托邦理想的审美原则并不能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主流文化对国家意志的遵循使它获得正统性、权威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它对平常大众的亲和力度。而大众文化却通过疏远政治道德的理性权威以及放逐精英形而上的思考，肯定了人生的平凡性和世俗性，强化了大众现实欲望的追求和满足，强调了平常百姓具体的感受和经验；它直接切入大众的生活领域，直接审视当代人的生存文化环境与文化实践，不仅增强了大众与文化之间的亲近感，也促使文化与大众共同面对复杂的当下生活，共同交流复杂的心情意绪。大众文化正是以其充分生动的当下关怀，完成了对日常生活层面的积极凸现和对诗意栖居的消极背离。从中俄转型前的文化现实来看，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可以说大众文化的繁荣，最大程度上在两国社会中发挥了上述的积极功能。
但同样也是因为两国传统文化特色，大众文化容易造成对物欲的强烈追求，人文价值弱化；造成对高雅文化的排挤，使崇高与理想失落；造成文化消费的平庸化、低俗化的反文化现象的消极作用也在两国社会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文化建设，把构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互补，形成良性的多元文化生态作为最终目标，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大众文化的反文化倾向。而俄罗斯文化转型，长时间内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和精英文化快速市场化，使得期间大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制约，由此大众文化负面作用对俄罗斯社会和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也更为巨大。各种娱乐化、低俗化，反映隐私、暴力、色情等内容的粗制滥造的大众文化产品充斥生活，个人主义、功利化、享乐化思潮严重影响着俄罗斯人的思维，以至于在有关愿为社会多作贡献、为国家分担困难、希望获得文学、艺术、科学等文化财富这类问题的青少年调查中，肯定性回答的比例分别只有1.8%、1.1%、4.6%。
四、文化发展多元化
在主流文化重构、精英文化削弱和大众文化勃兴的背景下，中俄文化转型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影响和制约，包含各类亚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方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系统。
在中国，多元文化建设以历次党代会文化建设逐步形成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打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为指导方针，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专门资金和文化发展政策，如中央财政每年投入4000万元，用五年时间，重点扶持50个重点剧目；文化政策的重点向公益文化事业倾斜，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文化事业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同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从部分文化娱乐经营企业中按营业收入的3%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国家给予经费保证；对于代表国家艺术水准、代表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表演团体国家给予重点扶持；建立优秀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加强对艺术精品创作和生产的扶持；对部分文化项目提供贴息、垫付利息等信贷优惠；落实并完善有关税费优惠政策：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活动所售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其他公益文化事业单位经营活动的营业税税率为3%，低于一般税目5%的税率；大力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等等，使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
大众文化方面，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不断推出新的措施，推动以市场化为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完善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同年6月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关于党的执政建设，最大特点是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第一次明确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9月13日，国家制定并发布了《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10月，国务院颁发文化体制改革的114号文件，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等等，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断扫清障碍，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以2006年为例，我国文化产业当年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5年增长17.1%，年增速高出同期GDP 增速6.4个百分点，快于同期第三产业年增速6-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3.41%。文化产业的繁荣，也是大众文化繁荣的标志。
此外，还包括制定《文物保护法》、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加强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加大文化对外开放力度，包括举行中法文化年、中俄国家年、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中华文化非洲行等活动，与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民间和地方，已与120个国家建立了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与148个国家的458个民间团体和组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实施电影走出去工程的文化产品输出政策等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增加，文化对外交流不断扩大。总之，中国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格局。
俄罗斯多元文化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普京任总统前，各种思潮混迹于俄罗斯社会，社会缺乏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精英文化没落、大众文化泛滥的无序多元时期，另一方面指普京担任总统后，实行正确的文化政策，俄罗斯文化回归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有序发展时期。关于其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发展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对其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地方文化发展稍作阐释。
在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由于实行民主化后导致苏联建立的中央与地方强制性关系解体，各民族地区获得了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各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始积极挖掘本民族、地区和共和国受众的文化，力求保持自己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本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其次，以东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的复苏是俄罗斯文化多元化的又一体现。随着政治的多元化和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出现了空前的宗教热。
东正教徒人数从4000万增加到7000万，占其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宗教书刊充斥俄罗斯市场，宗教活动异常活跃，教堂内外盛况空前，连政府官员都热衷于宗教活动。政府法令规定所有教堂全部归还教会，并且大多修葺一新；宗教节日庆典重新恢复，复活节和主降生节（即圣诞节）成为公众节日。现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共管辖128个主教辖区，1.9万多个基层教区，约480座修道院，拥有1.75万多位神职人员。
此外，俄罗斯其他宗教文化也得到了保护和发展。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在俄罗斯境内不再视其他宗教为异教，1997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团体法》规定，俄罗斯承认在俄国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及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东正教的作用，同时尊重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存在于俄罗斯境内。
文化的地方化也是俄罗斯文化多元发展的一个体现。在解体前，由于文化的垂直管理，地方文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俄罗斯文化中心主要在其欧洲部分，又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而解体后，文化审查制度被取消，地方普遍实现了文化自治。虽然没有了中央的财政拨款，但各地方文化机构以民众为核心，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改进工作方法、风格及组织原则，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例如伏尔加河流域文化之都活动，成为俄罗斯开展得最成功、规模最大的地方文化项目。它是尝试将包括联邦、联邦主体、市政这三级无交叉预算资金，再加上各种规模的赞助以及国家文化机构和非政府团体的积极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
该项目每年举办一次，在竞争基础上选择一个伏尔加河流域城市作为本年度的文化之都。在所选定的文化之都将进行形式多样的大中小型文化活动，给该城市及其所在联邦主体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五、文化转型中的文化后殖民现象
中俄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化盛行全球的背景下进行的，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不可避免地使两国共同面临文化后殖民现象。尽管近年来中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十分严重。以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版权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图书主要是出口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高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是4000：24。此外，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及影视作品4332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全世界的5%-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80%；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2.4万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是100多万。美国3000多所大学，只有近800所开设了汉语课程。在英国，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大约占GDP 的1%。种种数据表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还任重道远。
在俄罗斯，由于社会转型首先选择西方模式，文化后殖民现象反映在社会各个领域，体现得更为深刻。一方面，西方文化理念作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时间深入到解体后俄罗斯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的头脑里，从而转变为各种西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角度看，英语成了热门语言，成了证明身份地位的标志，英语借此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电影、迪斯尼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成了俄罗斯人追逐的对象；三八、五一、五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六一二（独立日，始于1991年苏联境内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总统产生日）等节日普遍变成了居民狂欢节。我们很难想象，在2000年俄罗斯独立日那天，距离红场不足500米远的阿尔巴特街和特维尔大街上，居然公开打出Playboy展览的巨幅广告（包括展览地点、时间、联系电话等），而且这幅广告还有意识朝向克里姆林宫方向。
第四节社会生态裂变与传媒生态反应
综上所述，中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使得两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生态的共性体现在两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包括政治的民主化、自由化，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世俗化。而就各自的个性差异而言，中国的政治民主、市场经济、文化多元，是保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的社会变革，因此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策略和进程，都是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下进行，其变革进程也是持续、平稳的。俄罗斯社会现代化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总体而言推行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实行完全的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在变革的程度和彻底性方面超过中国，但也为此付出了社会混乱，经济文化发展倒退的惨痛代价。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传媒生态，仍然要受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约束，其意识形态属性是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媒体的根本特征没有改变，新的传媒生态的形成也是有序的；而俄罗斯传媒则经过激烈动荡发展转向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资本主义媒体的属性，也构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传媒生态。总之，社会转型为两国传媒构建了自由、民主，市场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生态，但这种生态的形成过程和未来影响是有差异的，也由此对两国传媒发展与新的生态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此外，就社会转型总体是强调过程性的根本特性而言，两国的社会转型还远未完成，其最终道路的选择既要受两国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等内因影响，也要受全球化世界形势等外因影响，所以，机械地评价两国社会生态裂变模式和结果的好坏是不客观的。在谈到把中国30多年的社会转型概括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有些学者就认为最好是改为中国经验，并强调中国经验不仅是指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就，也包括社会转型的教训，体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因此，社会转型的中国经验和俄罗斯经验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就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见，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选择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最符合实际的。当前，我们能很明显地体会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很多方面正在互相借鉴经验，逐步探索一条适合各自社会发展和转型的第三条道路，这又必然会推动中俄传媒的现代化转型第三条道路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