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媒转型走向深入时期（2002年至今）
2001年之前，和中国其他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一样，中国传媒业的转型和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棘手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对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传媒产业发展逐渐趋缓，如何再次解放传播生产力成为关键。喻国明教授指出，进入21世纪，我国传媒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传媒领域的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适应新形势下传媒业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远未成形。在我国行政指导下的传媒集团化过程中，就还存在诸如产权不明晰、多头管理、内部管理体制不规范，资源整合处于表面、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问题，很多传媒集团成为各个子媒体机械组合的集体，在集团经营机制、传播质量、广告收入等各方面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此，新世纪我国传媒的改革，不能再是保持传统修补式改革的特色，必须涉及传媒发展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传媒体制问题，这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专家学者的共识，我国传媒转型也开始走向深入。
这一时期传媒发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百花齐放的传媒继续发展：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媒体、数字媒体等构筑了一个现代融合传播的网络；分众传媒、聚众传媒、自传媒等概念代表新的经营理念、受众观念和传播模式；孙志刚案、非典传播成为媒体舆论监督和进一步开放的标志，媒体开始介入公民社会的构建并发挥巨大作用；2003年中央台新闻频道开播以及2009年以来的改版，标志着传媒信息功能的不断强化，《超级女生》等选秀节目的比拼，进一步彰显传媒的娱乐功能；《新京报》、《第一财经日报》开启跨区域、跨媒体的传媒发展时代；北青传媒香港上市、新华传媒、华闻控股、新华文轩、粤传媒等掀起传媒上市融资高潮；2008年，我国出版各类报纸445亿份，各类期刊30亿册，拥有广播电台257座，电视台277座，广播电视台2069座，教育台45个。
有线电视用户16342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4503万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媒体广告总额达5203亿元。另一方面，传媒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报业乱打价格战，报业遭遇严冬，已经出现消亡论；广播在夹缝中生存；电视频道资源、内容制播竞争白热化，节目同质化明显；网络产业发展速度快，但仍受到诸多限制；传媒低俗化现象严重，新闻从业人员素质下降，媒体公信力下滑，在传媒软实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重要标志的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我国传媒产业发展从规模、市场化程度、竞争力等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还有较大差距。
因此，传媒转型走向深入时期，就是要确保传媒发展继续取得成绩，同时又要从根本上解决阻碍传媒业发展的体制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从政治文明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政治制度上保证公民言论自由度不断提升，不断提升信息传播的社会地位，从经济体制上不断明确传媒产业性质、改革传媒所有制结构、完善传媒市场资源配置，完善传媒产业结构，在传媒体制改革方面也出台了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决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传媒体制开始从传统的事业性质、企业经营的二元混合，逐步转为实现公益性媒体和经营性媒体两分开。目前，我国的传媒体制改革仍在进行，这将为克服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制度瓶颈，推动我国传媒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节俄罗斯传媒转型的进程描述
与中国一样，俄罗斯传媒转型兴起于社会变革，其进程也受制于社会变革。因此，根据俄罗斯社会变革的内容与轨迹，我们可以把其传媒转型进程分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传媒转型的启动（1985-1991）、政治纷争与休克疗法背景下的传媒市场化（1991-1995）、垄断的传媒与信息战（1996-1998）、普京的传媒新政与混合传媒体制的形成（1999年至今）四个阶段。
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传媒转型的启动（1985-1991）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此时，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已越来越突出：粗放发展，统一计划的传统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低；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和教条化、僵化的思想体系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使整个社会死气沉沉，缺乏活力；此外，军备竞赛、经济竞赛、科技竞赛失利，苏联面临着国际形势的严峻挑战，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社会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此，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开始着手大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1985年4月便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加速战略，并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对其理论上的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等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苏联社会体制的转型从此拉开帷幕。
随后，苏联社会转型在经济改革不成功的背景下，很快在1988年的苏共十九大后转向了政治改革，在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口号指引下，苏共很快放弃了领导权，逐步推行多党制、总统制，最后对社会失去控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戈尔巴乔夫导致苏联巨变的一系列改革理念中，对仍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属性的大众传媒影响最大的就是其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思维的提出。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就是要同国家和党的机构进行无情的斗争，克服行政命令制、教条主义和思维的固定模式，推行多党制，最终建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关于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他在苏共二十七大上专门论述了公开性，指出扩大公开性就是把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和苏维埃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扩大公开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原则性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在谈到民主化时，他指出：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提供现实的权利。而谁将来实施呢？是否有有能力和勇敢的人来使用权利呢？要知道我们已经不会使用民主了。不应害怕民主。不管任何地方，任何级别，从政治局到最小的集体，在家庭的圈子里都不应该害怕问题，难题和讨论……。关于多元化，他认为，社会主义应是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主张社会经济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等等。
新思维的指导思想在传媒领域很快就变成了传媒新思维。为了推行这一理念，戈尔巴乔夫在新闻界极力倡导公开性、透明度、指出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将更多的事实公之于众。他要求：我们力求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人们既应知道好事，也应知道坏事。为的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同时，戈尔巴乔夫还在传媒领域进行了排除异己的大清洗：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编阿法纳西耶夫被撤，由主张改革的该报经济部主任维·帕尔费诺夫代替；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的主编由另一位戈尔巴乔夫分子伊万·弗洛罗夫接替；任命伊戈尔·雅科夫列夫为《莫斯科新闻报》主编；任命维塔利·科罗季奇为《火星报》主编；主要经济刊物《经济问题》1986年进行了改组，保守派恰哈图罗夫院士下台，由改革派波波夫教授接替主编职务；科学院新西伯利亚研究所主要学术刊物《回声》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甘别季扬院士担任主编后，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丢掉了传统风格，成了改革的喉舌。此外，其他中央报刊也遭到了撤换主编，改弦更张的命运，或早或迟，最终都由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变为支持戈尔巴乔夫，这些报刊有：《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国家报》、《计划经济》，等等。
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原则，使媒体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很快便在传媒领域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苏联传媒在近70年高度集中的新闻体制管理下，突然迎来了疾风骤雨般的变革，其传媒的现代化转型也正式启动。
在倡导公开性的早期，苏联的传媒还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围绕着改革的具体进程，主要向公众解释国家改革的措施与目标，讨论改革的纲领、前景、方向，揭露阻碍改革的力量，报道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斗争，党的喉舌性质并没有改变。
到了1988年，苏联改革由经济改革转为政治改革后，政治制度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在历史无空白和再多些民主口号的指引下，苏联媒体转向了对社会历史事件、历史档案的揭秘，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和报道。从此，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丰富而尖锐，报刊上的揭露性文章越来越多，有批判政府和执政党的，有暴露国营企业破产、医护质量低劣、民族冲突、恶性事件、吸毒、卖淫、走私等社会阴暗面的。媒体组织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大量触及时政、历史敏感问题的报道纷纷出笼。如苏共中央电视台就开设了问题·探索·解决栏目，《苏维埃文化报》也开设了名为直言的新栏目，号召人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而过去一些秘而不宣的隐情，也陆续见诸报端，如斯大林怎样处决红军将领的，布哈林的绝笔书等，《莫斯科真理报》甚至登出了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这类空穴来风的文章。媒体从抨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进而批评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再到攻击列宁，否定他领导的十月革命，说什么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70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他们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求把共产党排挤出政治舞台，甚至公开散布审判共产党、取缔共产党的言论，在舆论上把共产党、社会主义搞臭。著名的《星火》周刊刊登《告别上帝》一文，说列宁是不善良的人、革命的残酷的人，还硬说沙皇俄国很富，十月革命是没有必要，是错误的。难怪美国《纽约时报》1989年10月23日指出，苏联报纸每天充斥着从飞碟之谜到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亵渎性批评之类的耸人听闻的新闻，甚至列宁实际是恐怖分子的说法都出现了。
政治体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变革与公开性的推行，一方面客观上打破了苏联长期舆论一律的局面，大众传播内容变得全面和丰富，激发了读者接触媒体的热情，推动了传媒特别是报业的发展。从80年代末开始，报纸的种类开始增多，发行量几十倍、成百倍的上升，《劳动报》1989年达到1984万份，《共青团真理报》达1758万份。而《论据与事实》周报在这一时期创下了3350万份的发行吉尼斯纪录。这一时期也因此被苏联新闻工作者称为媒体发展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公开性原则只不过促成了传媒发展的表面繁荣，同时也造成了权威失落、虚假报道泛滥、新闻失控的后果。各大众传媒通过对戈尔巴乔夫之前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在新闻自由、所有制、法律、道德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歪曲报道，来压制改革的敌人保守派，掩盖改革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新闻媒体实际上成为改革派与保守派争权夺利的工具。同时，各种敌对势力也趁机而入，利用大众传媒竭力给苏共和社会主义抹黑。苏联社会上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思潮，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新闻导向逐渐失控，并最终导致《新闻法》的颁布，苏联传统的新闻体制宣告结束。
1990年6月，苏联颁布其历史上的第一部《新闻法》，标志着苏联新闻体制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苏俄传媒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新闻法》规定，舆论从此不受检查，取消新闻审查制度，改变了苏共对传媒的绝对领导地位，使苏联传媒第一次享受了政治上的自由，成为独立的社会机构。其次，《新闻法》规定社会团体和公民可以办报，报刊创办者、编辑部、出版人有充分的自主权，政府不得干预，从客观上打破了苏联时期只有政府机构才能创办传媒的做法，为私人创办传媒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开启了苏联多种所有制传媒发展的新时期。此后，苏联的传媒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报纸类型多元化，政党报纸、社会组织创办的报纸、教会报纸以及大量私人报刊、商业报刊和独立报刊并存，种类和印数均实现短期快速增长，1991年报刊达4863种，广播电视领域也出现了商业广播、小型商业电视台、电视节目公司和有线电视台，商业广告从1988年后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初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