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包括巴·古谢夫的出版社和阿·波洛维克的绝密出版社。同时，在传媒的竞选宣传战中，寡头和财团们还学会了如何利用传媒打倒对手，实现自己的利益，那就是发布黑材料，制造政治丑闻。他们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时而联合，时而对抗。从此，俄罗斯传媒开始了信息大战。为了平息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1997年，叶利钦专门召集金融寡头到克里姆林宫会谈，要求他们停止相互之间以及对政府的攻击。而这种发布黑材料的手段却一直流行，成了俄罗斯传媒业发展洗不掉的污点。
除了寡头垄断和信息战导致舆论分散成为传媒的主要特征以外，这段时期的俄罗斯传媒仍体现出明显的发展变化。报刊的作用下降，电视的地位更加突出，数字电视、卫星电视和网络媒体崛起，外国资本进一步向俄罗斯传媒渗透并达到一定规模，1996-1998年上半年，媒体广告经营额不断上升，1998年上半年达12.7亿美元左右，但1998年中期的金融危机则使所有媒体再次遭到致命打击，俄罗斯传媒转型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普京的传媒新政与混合传媒体制的形成（1999年至今）
传媒垄断以及在利益驱使下的信息战，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政府失去了对媒介的控制，难以形成统一有利的社会变革意见环境，给很多改革措施设置了障碍，成为导致俄罗斯社会只休克，不治疗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在政府政权更替、制度稳定等方面产生了不良影响。199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使俄罗斯社会转型面临转折关头，几位先后上任的政府总理，包括叶利钦总统逐步加大了对休克疗法带来后果的修正，增强国家对社会发展的控制，其中也包括对信息传播系统的掌控。例如，1998年5月8日，叶利钦签署《关于完善国营电子媒体的工作》的总统令，以及同年7月27日又通过一项《关于形成国营电子媒体生产、技术一体化》的行政决议，重新确定了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作为国营媒体控股事业最高领导地位。1999年7月6日，叶利钦颁布名为《完善国家管理大众信息》的总统令，将原来所设立的广播电视管理机构俄罗斯联邦广播电视服务处及广播电视服务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出版委员会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即俄罗斯出版、广电和大众传播事务部，统称新闻部，逐步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管理。
1999年8月，普京走马上任，担任政府总理，2000年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开启了普京治理俄罗斯的时代。就传媒而言，普京的治理策略和其社会治理策略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仍然是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思想指导下的媒体发展，是可控民主下的媒体信息传播自由。普京认为，传媒只有不触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那个敏感的琴弦，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为国家提供服务，充当好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媒体基本上就是自由的。由此，我们认为，普京的传媒新政，是一种西方社会责任理论与传媒信息传播自由相结合的新思维，但其内涵核心却在于国家对传媒的绝对控制，重新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政策实施与管理的舆论环境。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2000年至2004年，普京开始实施了一系列打击寡头势力和国家控制媒体权力回收的措施，以经济犯罪名义惩治了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瓦解了波塔宁、卢日科夫传媒集团的实力，实施一系列政府和传媒直接沟通对话的策略，通过《大众传媒法》修正案，制定政策抵制西方资本对传媒的渗透等，最终使政府及其属下的企业集团如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俄进出口银行等控制了俄罗斯主要的大众传媒，其中70%的电子传媒、20%的全国性报刊以及80%的地方报刊传媒已属国家所有，国家政府型媒体战胜了自由民主型媒体，已成为俄罗斯媒体的主流。而从传媒体制的角度而言，普京传媒新政，也使政府控制和商业自由化发展相融合的混合传媒体制在俄罗斯得以最终形成。
普京的政治、经济改革也给传媒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打击寡头，修订《新闻法》，颁布《广告法》等对传媒的政策治理有利于传媒的有序竞争，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传媒走向恢复性发展的道路。2005年，俄罗斯传媒广告额达50.1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28%，各类传媒广告额均不断增加。据相关资料统计，2001-2006年间，俄广告市场的年均增幅为37%，个别年份甚至达到60%，很多广告业界决策者均把俄罗斯当作全球发展最快的广告市场。报纸出版等传统媒体仍保持发展势头。2006年俄罗斯图书出版首次突破10万个品种，达10.2268万个品种，仅次于中国（21万个品种）和美国（20万个品种），列世界第三。到2008年，俄罗斯经常出版报纸1.5万多种，总印数达78亿份，进入市场销售杂志2500种，销售总收入达6100亿卢布。报纸、杂志电子版，报网互动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纸媒发展的突破口，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广播电视进一步巩固了主流媒体的位置，国家电台、电视台，商业电台、电视台并存，广播电视集团化发展初具规模，全国广播电视网形成，广播电视数字化不断推进，预计2015年全部实现数字化，成为发展最迅猛的领域。此外，这一时期俄罗斯新媒体发展迈入新阶段，网民激增，网站大量涌现，电子商务开始出现，网络立法开始进行，手机媒体成为新宠等，到2008年，俄罗斯已有网民4300万人，按全国总人口1.42亿算，占30%；《生意人报》推出手机报，《共青团真理报》也准备投放出版多媒体手机版报纸，3G手机推广使用也正在进行，俄罗斯现代化传媒体系构建正在不断完善。
第四节中俄传媒转型进程比较评析
通过中俄传媒历史发展与当代转型进程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两国传媒改革的共性和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传媒发展的历史无疑更为久远，以邸报为标志，封建社会传播系统延续上千年，而俄罗斯传媒发展历史则比较短，具有典型的后发性特点。从过程上看，中国传媒发展过程更为曲折，有很多的历史分期，经历战争时期更长，传媒发展更为复杂，而俄罗斯传媒发展历程则相对简单，直接从帝俄时期，经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苏维埃时期。从性质上看，中国传媒发展，深受封建统治和传统政治文化有关参与、民主、个性、人权思想缺乏的长期影响。俄罗斯传媒发展，是从彼得大帝打开国门，全方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诞生，其传媒从最开始就受到西方文化熏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二个热潮，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一时，进一步对媒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尽管俄罗斯封建农奴制存续时间长，村社历史导致其传统文化重视集体精神，否定个性自由，但由于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其文化发展东西摆，几次向西方社会的转型，也使其传媒受西方文化新闻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影响要比中国广泛、深刻。相反，也正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文化无根基性摆特征，苏维埃时期其又建立起专制的中央集权新闻体制，其对新闻传媒控制、社会舆论压制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中国，并对中国文革传媒发展走进历史误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当代中俄传媒转型进程的比较来看，两国传媒转型轨迹及其体现出的各方面特征，无疑是与其社会转型的特征相吻合的，和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也不无关系。中国的传媒转型，历经传媒观念拨乱反正与传媒改革点状体现时期、传媒转型初步展开时期、传媒转型全面推进时期、传媒转型走向深入时期四个阶段，转型的渐进性特征十分明显，传媒发展实际也是平稳、协调、逐步推进的。俄罗斯传媒转型历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传媒转型的启动、政治纷争与休克疗法背景下的传媒市场化、垄断的传媒与信息战、普京的传媒新政与混合传媒体制的形成四个阶段，则体现出十分激烈、曲折、摆的发展轨迹。如果从传媒的双重属性来看，中国的传媒转型，是先保持意识形态属性，不断推进传媒产业改革，最后回归到意识形态属性改革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改革阶段，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传媒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传媒产业属性的开拓发掘。俄罗斯传媒转型，则首先改革意识形态属性，变社会主义传媒为绝对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传媒，然后进行极端市场化的改革，但由于改革的成本太大，传媒自由化呈现出畸形特征，最后又不得不回归到国家对媒体的严格控制上，实现符合俄罗斯国情的传媒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结合。
其次，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中国传媒转型总体上保持了传媒国家所有的制度特征，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程度的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传媒的产业属性进一步凸显，传媒属国家唯一所有的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表现在传媒内部产业多元化发展，传媒集团跨所有制发展，传媒资本重组，股份制传媒不断出现等方面。2009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意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传媒所有制改革走出关键一步，公益性和经营性传媒两分开以及传媒转企改制的施行，使我国传媒所有制正从全部国家所有转变为国有、国有控股乃至集体、私人所有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结构，也可以称为混合所有制。俄罗斯传媒转型进程中，起初传媒由完全国有基本转为私人所有，导致传媒被大型金融寡头控制，最后普京加大对传媒所有权的回收，重新夺回一些主要传媒的控制权，进行股份制改革，加大政府控股的力度，也形成了其当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
最后，从传媒监管来看，中国总体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垂直的行政管理模式，但国家监管日益重视宏观上的控制，传媒的自主权不断提升，法律和新闻界的职业道德规范约束性日益增强。俄罗斯传媒转型使其传媒监管由垂直的行政管理过渡到平行管理，颁布了各种新闻法规和职业准则，并最终形成了国家监管、法律监管和行业规范监管并存的管理模式。
总之，由于属性、所有制、管理等方面的根本变化，中俄传媒转型最终基本实现了传媒民主化、自由化发展，传播者和受众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传媒产业多元化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多媒介形态并存，传媒由单一的宣传部门转变为信息传播、社会协调、文化传承、提供娱乐的重要社会机构，实现了多功能发展。两国传媒转型的进程和具体内容对比，充分反映了两国社会以及传媒转型模式选择上的异同对传媒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探讨和比较当代中俄传媒转型的模式，成为下一章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