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社会转型导致了传媒转型，促成了两国传媒转型不同进程特征的形成和模式选择的差异，同时也决定了两国传媒转型具体内容反映、最终目标实现程度和结果的异同。本章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从民主化、市场化、产业化、技术化、文化世俗化等几个现代化核心概念内涵角度，对中俄传媒转型结果进行比较，以分析两国传媒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目标实现的共性与差异。
第一节现代化：中俄传媒转型的共同目标
众所周知，社会转型概念出自西方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社会转型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在本质内涵上有很大的一致性。社会转型主要指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也就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社会转型习惯上被称为现代化，二者被作为同义语对待，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也就成为社会转型最终目标实现效果考核的标准。
关于现代化，在社会学理论中，国内外研究也是复杂多元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人类历史进化论、人类文化进步论、科技发展决定论这三种理念；现代化标准包括政治标准中心论、经济标准中心论、人文标准中心论、生态标准中心论四个方面；现代化模式包括原发式发展模式、后发式发展模式、新发式发展模式三种；当前关于后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以及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以及有关现代化发端的时间和空间鉴定、现代化的内涵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的不同观点提出等等，仍在不断丰富这一热点概念的研究。
但是，尽管研究的角度和结果多元化、复杂化，从总体来讲，现代化作为社会转型的目标，其主要内涵仍具有相当确定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的重要著作《社会学》一书中，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社会变迁，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13个方面：
经济关系从其他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
工厂体系改变了工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
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活动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转向第三产业；
许多新的职业角色得以发展；
职业角色的专门化导致了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新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产生；
新的职业角色增加了地域和社会的流动；
社会分层体系发生变化；
扩展家庭日趋瓦解；
家庭和亲属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减弱，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机制；
世俗化使得一些宗教信仰让位于理性和科学；
大众交往、大众教育以及最终的大众文化蓬勃发展起来；
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政治权力得到明显发展，西方国家都采取自由经济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参与活动增加了；
包括对接受新事物以及新发明的开明态度、民主导向的政治思想、坚信个人以及人类尊严和对科学技术信赖等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观发生变化。
其中前面7各方面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发展，另外6个方面则涵盖了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社会结构变化、技术化等内涵。
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主编的《社会学》一书中，将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概括为六化，包括经济转型工业化、社会转型城市化、政治转型民主化、文化转型世俗化、组织转型科层化、观念转型理性化，成为对西方学者社会现代化转型认识与解读的基本框架。这与波普诺关于现代化要素的总结是一致的。由此，关于社会转型及其同义语现代化内涵的核心要素，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主要包括民主政治、工业化、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化、世俗化和都市化不无道理，关于中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目标与效果考核，也基本上以这些要素作为标准。
以此类推，我们研究传媒的现代化转型，也可以根据上述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将其概括为传媒民主化，传媒市场化与产业化，传媒技术化，传媒文化表征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四个方面。我们要对传媒转型的目标和效果进行考核，也主要分析这四个方面的结果实现程度。就中俄传媒转型内容和绩效的对比研究而言，把现代化作为比较的依据，也是十分合理的。
第二节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条件
中俄传媒的现代化转型，特指两国传媒从传统的计划经济、集中管理、媒体只作为喉舌与宣传工具、传媒技术落后、内容、格调单一走向现代传媒的民主化，市场化与产业化，传媒技术化，传媒文化世俗化、都市化、多元化的过程。从历史条件来看，转型前两国传媒既存在着众所周知的诸多共性，也存在诸如发展程度不同的一些差异。
首先，由于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关于中俄传媒转型前的发展，共性的因素居多。童兵教授在《比较新闻传播学》一书中指出，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各国不同，而同中国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毛泽东曾经指出：‘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所以，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对中国的影响尤其大、尤其深，对中国新闻工作的影响也不例外，表明了中俄新闻传播事业深刻的历史渊源，也点明了两国新闻事业共性产生的原因。
李磊教授在其专著《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中俄两国新闻事业的起源、理论、指导原则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从体制、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沙皇时代俄国同中国近代历史十分相似：生产落后，资本主义因素不发达，封建专制主义盛行，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很低，极权式的政治文化下媒体主要为政治服务，为统治者服务，新闻审查十分严格；从近代新闻传播事业产生的渊源来看，两国的新闻事业都是在极为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产生的，都特别重视新闻传播事业的战斗性、指导性和组织、宣传、鼓动功能，两国传媒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伟大革命的有力工具；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总体社会环境来看，中国同苏联的社会结构、思想意识均十分相近。特别是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新闻模式。
1950年1月4日，《人民日报》即开设《新闻工作》专栏，旨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此后，中苏新闻界多次互访，相互交流。我国新闻工作者把考察到的苏联新闻界经验整理成书出版，主要有《真理报工作经验》、《塔斯社工作经验》、《苏联广播经验》以及根据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华时所作的报告编成的《苏联报刊工作经验》四本书，同时还有翻译的其他俄文新闻书籍等。这些书籍极其详尽地介绍了苏联媒体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成为我国许多新闻单位，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学习的样本。可见，中俄传媒在转型前的社会环境、传媒体制、模式、功能、运营等方面，均是相似的，具有很多共性。而两国传媒的差异方面，则是在上述方面所体现出的程度的不同。在研究中俄社会转型异同比较时，很多学者都提到，从社会环境来看，苏联公有化、计划体制程度，思想、行政体制的僵化程度，传统体制的规模，均超过中国。苏联自斯大林以来，就把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固定化，导致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僵化问题。而中国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模式，但很快便发现了苏联模式的缺陷以及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尽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国家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危害，但追求社会变革、不断探索社会发展模式的理念却一直存在，因此国家在一系列社会发展的政策中也体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为改革开放渐进式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这些社会转型的历史差异也同样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中国传媒基本延续苏联模式且深受其害，但对传媒改革的探索一直都存在。1956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致读者》为标志，中国新闻史上第二次改革拉开序幕。在加快经济建设和实行双百方针的背景下，针对《人民日报》照搬苏联《真理报》出现的内容空洞、版面呆板、语言枯燥等问题，提出了 《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尽量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要扩大报道面，开展自由讨论，传播不同意见，改进文风等主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1978年以来我国第三次新闻改革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表明了中国传媒在体制、传播理念、功能发挥等方面与苏联极度僵化的传媒体制的细微差别。
此外，从传媒产业化转型的基础来看，中俄转型前的传媒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在改革前的1978年，中国出版图书14987种，总印数37.74亿册，总印张135.43亿张；出版报纸186种，总印数127.76亿份，总印张为113.52亿；出版期刊930种，总印数7.62亿，总印张22.74亿。而在苏联，1980年共出版49563种图书，印数达13.93亿册；共出版杂志5236种，年总印数为35.9亿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报业国家之一，苏联1983年全国共出版报纸8273种，总印数达620.5亿份，80年代中期，日报行销8100万份，每千人拥有336份。
广播电视方面，1980中国广播电台为106座，收音机社会拥有量11910万台，人口覆盖率为53%；电视台38座，电视社会拥有量为902万台，人口覆盖率为45%。而苏联在60年代中期，已有广播电台407座，收音机1350万架，广播喇叭3050万个；而70年代收音机和广播喇叭数字分别上升为5000万和7000万；到80年代中期，覆盖全苏的无线电台就达176座，共使用72种语言对内广播。此外，苏联对外广播无论语种、播出时间、人员和功率，均居世界第一位。而1965年，苏联电视台达400多座（含转播台），电视机1300万架；1970年电视台为1233座（含转播台），电视机达3000万台。苏联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已经可以覆盖全国95%的人口。
通过以上数据比较可以看出，苏联新闻业在报纸发行，每千人拥有报纸数量，广播事业发展等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中国传媒转型前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整体上和苏联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新闻事业的严重破坏，使我国传媒转型的基础相对薄弱。当然，这种后发优势也使得中国传媒转型的阻力更小，转型的效果也更加明显。
此外，作为媒介化时代社会重要表征之一的传媒，其转型的历史条件当然也和各国的文化传统有紧密联系。中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两国传媒现代化转型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如前所述，俄罗斯民族文化东西方摆、容易走极端的特性，对于苏联时期媒体高度集权体制的形成和解体后过度追求西方新闻自由体制的现实，中国集体文化、和谐文化促成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形成方面，均发挥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在两国传媒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也应给予充分考虑。
第三节中俄传媒现代化转型的体现
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媒自1978年起，俄罗斯传媒自1985年起，分别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两国传媒转型，分别在现代化的各要素标准内取得了不少共同的成就，但由于传媒转型的社会条件、转型理念、模式选择等因素的异同，也使得两国传媒转型在进程和结果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一、中俄传媒民主化转型比较
民主从词源的意义上讲，主要指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
如果从传媒的角度，传媒民主的核心内涵就可以看着是多数公众的新闻传播权力，包括以新闻自由为核心，涉及媒体与公众的传播权、知情权、监督权等各种权力和自由。传媒的民主化转型，也就是信息由少数人掌控，向保护多数公众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转变，保障媒体传播的独立性，充分执行媒体作为看门狗的社会监督功能。纵观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从最初的言论自由到后来的新闻自由，二者被视为天赋人权，均是社会民主内涵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程度，也经常被视为其社会民主化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是社会转型首要完成的任务。据此，作为中俄传媒转型首要特征的民主化，不仅对于两国传媒发展，而且对两国社会转型而言，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媒民主化转型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行与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政治民主化的快速推进，打破了中国重集体主义和国家崇拜的传统政治文化负面因素的桎梏，推动了中国现代民主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为传媒的民主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促成了传媒民主化进程，传媒的民主化发展本身，又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化转型与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志。
首先，从轨迹规律上看，中国媒体民主化程度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媒体发展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本书第二章所述，中国媒体转型，经历了观念拨乱反正与点状改革、初步展开、全面推进和走向深入四个阶段，而传媒民主化转型同样经历了从突破传统集权式管制，到恢复党的新闻事业优良传统，按新闻规律进行信息传播；从突破政治信息、敏感问题报道的禁区，到加强媒体看门狗角色，构建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历程。
其次，从内涵细分上看，根据传媒民主化的内涵，中国传媒民主化转型可以具体通过传媒体制、传媒结构与内容、传媒功能、受众权利、传媒法治的变化与改革等方面来评判。30年来，中国传媒体制从上世纪末外延改革到世纪初的内涵转变，逐步向自由民主的传媒体制过渡。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随着政治民主、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传媒体制转型已经从本质上出现可喜的变化。我们可以从近几年影响传媒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政策调整清楚地看到中国传媒体制民主化变迁走向深入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