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兴起并逐渐成为西方主要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强调绝对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否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提倡放松政府规制，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认为一切由市场竞争决定，社会运作自会达到经济快速发展、政治自由民主的最佳状态。新自由主义又为理想化的新闻自由找到了借口，主张市场竞争、放弃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者们欢欣鼓舞，认为现在是新闻自由伟大复兴时代。正如默多克所说：市场竞争是保证新闻与广播自由最基本的条件，可以把这种自由理解为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可以理解为个人不受外部限制进行传播的权利……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可以把个人从由国家支持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竞争使任何企业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舆论市场，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听、读或看。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既能满足大众的需要，又能满足少数听众的需要，摆脱官僚主义对电视、广播和新闻的束缚。但是，现实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导下的媒体民主和新闻自由，不仅没有使媒体和公众走向自由传播的必然王国，带来的却是媒体集团化、垄断化的兼并高潮和极端商业化的新闻报道理念的形成，因其对民主的严重损害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普遍批判。
约翰·基恩认为，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媒体兼并和垄断限制了选择，对新进入市场者构成了障碍，把公共服务媒体变成了私人商品，在传播自由与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之间建构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主张个人选择自由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在为具有特权的社团言论辩护，更多的为投资者而不是为公民选择做辩护，为大型企业组织审查个人听、读、看的选择权力进行辩护。此外，包括紧急状态权力、军事秘密、说谎、国家做广告、社会主义等五种情况下的神秘国家权力，同样在破坏着媒体的民主和自由。
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一书中，对自由市场媒体看门狗角色局限性进行了深刻揭示，指出在市场垄断的腐蚀下，媒体被工商业巨头接管，他们既能够与政府结成战略同盟，对媒体进行控制，也可以直接利用市场，让媒体看门狗完全噤声，政府的控制也无处不在。媒体的独立性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即便是举世闻名的水门事件的调查，《华盛顿邮报》所进行的大部分独立调查中接受的信息都经过了联邦政府官员的事先挑选，在查明水门事件的真相背后，推动力既不是来自媒体，也不是来自公众，而是来自政界内部的知情人。
有美国新闻界第一夫人之称的著名白宫记者团女团长海伦·托马斯，针对市场自由主义导致的垄断和商业化传媒现状，专门著有《民主的看门狗？华盛顿新闻界的没落及其如何使公众失望》一书，以大量翔实的案例，揭露了由于大公司控制传媒，影响编辑方针、重大事件的政府新闻干预、一切向钱看、娱乐充作新闻，使得美国媒体不再坚持探究事实真相的黄金准则，新闻职业的形象和社会民主受到了严重损害。传播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干脆以《富媒体，穷民主》作为自己专著的名字，指出市场自由主义所最终导致的巨型垄断传媒公司的形成，使得媒体的利润成倍增加，但却严重削弱了遵从多数统治原则的民主根基，形成了富媒体、穷民主的悖论；强调在巨型传媒集团操纵舆论的现实下，媒体成为公民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杀手，以及媒体运用巨大财力影响决策，从而使多数统治原则变成了少数统治原则，造成自由民主向集权政治化，变成了一种反民主的力量等等，均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原则下媒体民主的乌托邦性质。
由此，我们考量俄罗斯媒体民主化转型进程，同样可以发现，奉行绝对自由的媒体民主理念，虽然导致了俄罗斯短暂的新闻自由黄金时期，但很快就造成了传媒领域的抢班夺权和寡头控制，从而导致了俄罗斯舆论混乱、意识形态虚无、传媒商业化、低俗化、假新闻盛行，新闻自由受到寡头和政府的双重控制，普通公众的自由变成了一句空话。普京加强政府对传媒的控制，虽然承受了国内外有关他对新闻自由进行破坏的大量批评，但却保证了舆论环境的稳定，最终反而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而中国的传媒民主化转型，始终保持在政府对传媒规制的前提下，重视传媒双重属性，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并逐步向宏观管理过渡，提升媒体和公众传播信息的自由度，最终走在了信息公开和保护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正确道路上。
因此，尽管在关于媒体与民主本质关系的争论上，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论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我们赞同萨托利《民主新论》一书中关于民主的鉴定，那就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其关键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我们赞同卡尔·波兰尼一种自我调节的市场思想是一种十足的乌托邦。不消灭人类与社会的自然属性，这种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观点；赞同阿尔伯特·加缪只有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力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观点；赞同欧文·M.费斯教授在《言论自由的反讽》一书中，关于一味地放任每个人自由地表达自己，并不能带来社会中各种成员获得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机会的观点。他通过对仇恨言论、淫秽出版物以及竞选捐款等领域言论现状的分析，指出绝对的言论自由反而会使某些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穷人等）没有能力和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他所说的言论自由的沉寂化效应——以自由始，以压制终。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可能是言论自由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以上学者的深刻洞见，尽管未能告诉我们准确明晰的答案，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应该对民主及媒体民主的态度。由此，我们对普京总统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够保卫公民自由与政治、经济自由，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带来安全、法律和秩序，那么结果就是没有自由，只有动荡和混乱观点的理解，相信也能更理性和客观。就传媒民主化转型而言，结论很明显，绝对自由民主的传媒制度是不存在的，民主传媒的本质同样是被规制下的传媒民主，民主化的努力关键在于如何制约那些规制者的问题，这应当成为中俄传媒进一步民主化转型的共同努力方向。
二、中俄传媒市场化、产业化转型比较
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理论中，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最基础的内容，被视为社会其他转型内容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正是西方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工业化，直接推动了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在现代化理论中也形成了经济标准中心论的观点。我国社会学者李钢在解读社会现代化转型时，首先就指出了现代化是在经济领域体现为由非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可见，市场化和产业化（工业化）可以被视为社会经济转型的标志，成为考察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同理，中俄两国传媒市场化、产业化的兴起、发展和变迁，是促进两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引擎和最主要内因，应当成为我们考察的重要内容。鉴于之前相关章节对两国传媒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内容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单独赘述，而是直接从比较的角度切入，探讨两国传媒市场化、产业化转型的异同。
（一）共同的传媒市场化、产业化转型背景
众所周知，中俄社会转型之前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上均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市场经济的生存空间。
就传媒而言，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出现过关于报纸产业化经营的苗头，如在1949年12月北京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提出为了解决全国公、私营报纸的纸张与赔耗问题，报社采取企业化经营方针，要求条件好的公营报纸应争取自给，其主要方法包括：报纸定价必须不低于纸张成本；多登有益的广告；根据苏联及东北、山东经验，报纸发行逐步交邮局统一办理；健全会计制度，消灭浪费缩减冗员，但随之而来的计划经济，很快就使报纸的产业化失去了政策支持和市场空间。文化大革命中，报纸更是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以报业为首的传媒业发展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新闻体制，传媒产业化几乎不存在。尽管1968年苏共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了关于《提高地方报纸在共产主义劳动者培养方面的作用》的决议，允许地方报纸刊登不超过最后一版25%版面的广告，莫斯科电视频道也可以播出15分钟的广告，但广告总量不仅微乎其微，而且商业性质弱，譬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欢迎乘坐民航飞机、欢迎存钱到储蓄所广告等。由于商品短缺，消费意识淡薄，公众对广告根本不信任，那些优质的但却不时髦的广告只能成为公众的笑柄。
可见，由于特殊的历史客观原因，在转型前的中国和苏联，传媒主要被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完成意识形态属性功能，信息传播功能微弱，作为事业单位受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集中管制，所需经费完全由国家财政拨款，没有竞争，不存在经营，也无需讲求经济效益，市场化、产业化属性处于完全屏蔽状态。
（二）不同的传媒市场化、产业化转型轨迹和模式
在前文相关内容叙述中我们已经提到，中俄虽然有着共同的计划经济背景，但市场化、产业化转型轨迹和模式却大不一样。中国渐进型的社会转型始于经济改革，在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制度连续性的基础上，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再配之以相应的政治改革。因此，中国的传媒市场化、产业化，从社会转型一开始就提出，并始终坚持在保持传媒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从外围入手，不断探索和挖掘传媒经济属性和市场化发展规律，推动传媒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扩大和拓宽传媒市场化范围，提高市场化、产业化的成效。
中国传媒自1978年以来开始市场化、产业化转型，在传媒观念拨乱反正与传媒改革点状体现时期（1978-1983）、传媒转型初步展开时期（1984-1991）、传媒转型全面推进时期（1992-2001）、传媒转型走向深入时期（2002年至今）四个传媒变革阶段中，不断加以扩大和深入。第一个阶段，报社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重新开放广告市场、大报实行利改税，成立第一个电视节目市场；第二个阶段，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洛阳日报》由邮局代发改为自办发行、把广播电视业列入第三产业进行统计、提出文化市场概念、扩大报刊经营范围和经营自主权；第三个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传媒全面进入市场、传媒集团化、成为第三产业、媒体细分、外部断奶，内部搞活、实行多媒体兼营、跨地区经营、拓宽融资渠道；第四阶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明确传媒产业性质、改革传媒所有制结构、完善传媒市场资源配置、完善传媒产业结构、加大传媒体制改革的力度，开始从传统的事业性质、企业经营的二元混合，逐步转为实现公益性媒体和经营性媒体两分开等，充分体现了我国传媒市场化、产业化渐进性，以及始终在保持社会稳定和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把传媒经济属性变革放在第一位，政治属性不断完善，以适应经济属性的发掘为标准的根本特征。
俄罗斯在激进的社会转型模式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很快把最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失败归咎于政治体制的障碍，从而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市场化、产业化的转型也从消除政治制度障碍的角度开始进行。与此相应，俄罗斯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也起始于对传媒意识形态属性的改变，改变传媒所有制结构，重新建构国家、传媒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奉行西方式自由主义传媒理念。和中国相反，俄罗斯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是伴随着政治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附属物进行的，传媒市场化、产业化很大程度上不是按照市场法则进行，而是根据政治发展的态势和政治游戏规则进行的，因而也显得激进而跌宕起伏。
最初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由于信息骤增，传媒得到了短时间的黄金发展时期，但这是政治巨大变动引发对信息的巨大需求所导致的，而不是经济政策改革使然。随后，当政治改革尘埃落定后，叶利钦时代实行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其传媒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不受政府控制，自由竞争和发展。由于过度强调传媒的经济属性，市场调节传媒发展的各种机制却不健全，同时又忽略传媒在舆论引导、社会意识涵化等多方面的作用，以至传媒成为金融垄断集团的囊中之物，成为他们谋取各种利益的工具，其市场化、产业化转型发生严重的变异。普京实行国家治理，取缔垄断，加强政府控制，消除恶性竞争，完善市场机制，使得俄罗斯传媒市场化、产业化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政治属性的稳定使得俄罗斯传媒21世纪初才真正走上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道路，国家对媒体的高控制比例，也使其传媒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具有了很强的国家化色彩。政府通过制定行业法规、实行优惠、补贴政策和赋税等手段，深度介入传媒业，也对俄罗斯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据俄罗斯职业协会统计材料，2002年，俄罗斯只有40%的媒体按市场化运作，2004年初，俄罗斯真正实行市场化经营的报纸，只占其定期出版物的10%，俄罗斯传媒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