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生态变迁在传媒转型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社会发展和媒介的互动关系，在这方面，世界上由于不同的国家社会制度存在而导致不同传媒体制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明证；我们也可以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角度，去考察社会发展史和传媒发展史的关系，从而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传播的历史的结论。除此之外，系统理论和媒介生态学研究，也可以给我们同样的启示。
我们知道，系统思想来自于黑格尔的动态辩证法，其内涵集中体现在亚里斯多德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名言中。系统理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一定的系统中，所谓系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部分结合在一起并且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的整体与部分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由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传媒信息系统等子系统构成，政治、经济、文化、传媒也分别构成各自的系统，由更小的客体要素构成。在社会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等子系统属性由社会系统属性决定，而各子系统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维护着社会系统的平衡。系统理论的提出，对于以大众传媒为主要内容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要求我们必须以整体的观点看待传媒的信息传播，要求研究者具有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观点。注重社会传播的整体性、系统性，也就是要充分考虑影响传媒传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在大众传播模式研究中，传播学者赖利夫妇和德弗勒等的系统论模式，就是因为把大众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的框架之下，认为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子系统，传播系统的活动与过程，既受其内部机制的影响，也要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突破了线性模式和循环模式只关注传播内部机制的局限，成为传播模式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系统理论研究也为媒介生态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把媒介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它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持自身生态系统的平衡。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是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专家，他在论文《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对媒介生态研究内涵有着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包括媒介生态因子（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和环境因素（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与媒介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两方面。媒介生态因子构成媒介微观生态，是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这种平衡能够使媒介的结构趋向完美的状态。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还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环境因素构成媒介宏观生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与媒介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是在环境中，同时媒介本身也构成生产和传播环境。因此，媒介生态的中心关注点在于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频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如同自然生态系统或社会生态系统一样，媒介是一个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也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生态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和相互利用，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外在环境的影响，从而促使媒介生态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同社会宏观系统保持协调和联通，通过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达到某种平衡与和谐。
根据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理论，我们不难理解，传媒的转型就是传媒生态系统不平衡导致的结构转变，这种生态系统的不平衡，首先是由于社会宏观的生态变化造成的。媒介生态系统必须要通过内部和外部的信息、能量和资源的交换，来重新实现系统内的平衡，而这种信息、能量和资源交换的过程，就是传媒转型的过程。同理，我们可以认为，分别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的当代中国、俄罗斯传媒转型，是一种媒介生态向另一种媒介生态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也在于两国社会生态转型的推进。正是因为前后不同的社会生态系统，导致了中俄传媒转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诸多差异。由于影响传媒转型的社会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本书对于中俄传媒转型原因的社会生态裂变内容比较考量，也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此外，由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在本书中只是作为中俄传媒转型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不会对两国社会转型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全过程做详细的论述和评价，而是简要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过程、结果、异同三个方面，做结论式总结。
第一节中俄传媒转型的政治生态比较
在社会与传媒的关系中，政治与传媒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传媒总是带有它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中俄传媒转型的政治生态，即两国政治转型所形成的新的媒介生存和发展政治环境，也是决定两国传媒转型特征和结果的最主要社会因素。
一、中国政治转型的历程
中国政治转型从1978年开始，是以对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作为历史背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吸收国内外政治发展先进理念，结合中国国情，在政治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关于中国的政治转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总结，总体按时间纵向和改革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启动、展开、调整、全面推进、逐步深入五个阶段进行概括。
我国政治转型的启动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3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此期间，我国政治转型主要围绕旧体制的弊端和十年文革问题的反思，揭示政治体制转型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任务。推动转型的核心领导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各种场合多次指出旧体制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1978年10月，在中国工会九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成为他关于我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早论述。同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继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的系统意见，这是政治转型启动时期我党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的最重要决定。决定提出一系列针对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制度方面的问题，诸如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干部人事制度等存在重大缺陷以及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等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党政分权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任务，为我国政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1982年，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使用政治体制这个词语。这次会议列举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集体领导、实行党政分工和退休制度等。
政治转型的展开阶段则是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出和修正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全面部署政治体制改革。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新的日程。1986年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召开，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意见，特别是党的十三大召开，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就是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并从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标志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之后短时间内，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党政职能分开，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系列成果。
调整阶段主要是针对1989年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苏东剧变导致的政治风波，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对我国政治转型进行方向性整治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客观原因，本已全面展开的政治改革放缓，除了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建立中国共产党就重大问题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制度，1990年中共中央陆续颁布《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等进行党内建设外，转型政策主要强调把政治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强调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对此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全面推进阶段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一直到党的十六大为止。这一阶段在经历了80年代的探索期后，我国渐进性的政治转型无论在指导思想、目标、任务等方面均趋于成熟，政治改革全面推进。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加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尽快实现政企分开，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等。十四届二中全会提出《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三中全会提出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四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进行详细规定，我国的政治改革由侧重于下放权力全面转向制度创新，由改革旧体制转向建立新体制。
党的十五大，政治体制改革被进一步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十五大报告在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的主要任务，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扩大基层民主；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推进机构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以及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等。特别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标志着我国摒弃了人治的思想，向法治国家管理过渡，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源头，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