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本书研究的“国家命运”，即“国运”，是指国家的发展变化趋向。这种发展趋向可能有三种基本状况：一是国家向上的上升发展趋向；二是国家向下的下降趋向；三是国家较为稳定的发展，短期内看不出上下，或者在一定时期内是上下起伏的状态。那么，如何来衡量这种趋势，一般而言，需要考虑到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变化，考虑到其领土、人口、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资源的存量增量的变化，如果从弱小贫困转向强大富足，则意味着国家命运的上升趋势，反之，在国与国的竞争中相对地由强变弱、由富变贫，则意味着国家命运的下降趋势。
国家生命历程——一种理论分析
由于“命运”一词中暗喻了国家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因此，对于国家命运的历史考察，也就是对于国家生命历程的一种历史关注。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考察了公元1500-1990年近500年间世界经济霸权的历史后，发现了“国家生命周期”，认为国家和人一样有其生命周期，分别是“由青年、精力充沛的成年、壮年和最终老化等阶段构成，与个人的生命过程稍有相似之处。”（2003：55）。中国著名的国情研究专家、经济学家胡鞍钢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启发，曾经提出过“国家生命周期”的说法，并从一种周期观念视角对大国崛起进行了理论概括。最早他是持“五阶段说”，之后，他又进行了补充完善为“竞争条件下的国家生命周期的四阶段说”，其理论主张是基本从对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借鉴中发展而来。胡鞍钢（2003）在《中国大战略》一书中提出“国家生命周期”的概念，即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用一个生命周期来描述、认识和理解。
第一阶段就是经济发展的准备期或准备成长期，其基本任务是为现代经济发展准备各类条件，如新制度建设、工业原始积累、技术引进、开发人力资本等；第二阶段是经济迅速发展期或迅速成长期，即经济增长加速期，我们称之为经济起飞，一个大国的经济起飞就是迅速崛起期；第三个阶段就是开始进入经济强盛期，作为一个大国就是鼎盛期，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第四个阶段就是高峰期，同时也是相对缓慢发展期；第五个阶段就可能是国力衰落期。
这是在只有一国单独发展条件下的国家生命周期“五阶段说”。但由于现实环境中各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和战略制约关系，这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完整发展阶段就变得相对紧迫，因此变为“四阶段说”（胡鞍钢，2006：10），一二阶段基本不变，第三个阶段与第四个阶段基本合在一起，成为经济强盛期，之后紧跟的还是国力衰落期。“四阶段说”由于考虑了国家竞争的态势，因此，在逻辑上要更为严密，同时也略微简洁一点。
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发展到强盛的高峰期，有相当多的国家还只能是在第一二阶段发展，就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而停滞不前。例如，一些非洲国家受到帝国主义的殖民，一些国家进入到战争状态而被迫停止发展；再如，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影响而受到重创。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生命的全周期不一定都能完成，甚至往往是残缺的，但是，在每个典型的短时期内，都可以归纳为既有上升（兴）的趋势，也有下降（衰）的趋势，就如同有两种力量在互相作用，当前者胜过后者时，在国家发展的曲线上，就表现出往上走的图景；当后者胜过前者时，就表现出往下走的图景；当这些图景曲线连接在一起并持续延展开来，在宏观的视角看，就一定会呈现某种跌宕起伏的曲线姿态，这里面就蕴含着一个国家发展的生命历程。
胡鞍钢（2006：12）根据世界主要大国的历史数据的分析总结了这样一段话：
1820—2001年世界主要大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尽管它们崛起时间不同，崛起模式不同，但是反映了存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有上升期，有下降期；有高峰期，有低谷期；有加速期，有减速期。不同国家之间有合作，有竞争；有共同崛起，有共同衰落。
这可以说是表现了国家兴衰发展的某种历史复杂性，因此，国家生命周期的“五阶段说”和“四阶段说”基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当然，对于世界性大国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世界大国的兴衰类型——基于8个国家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世界主要大国的兴衰类型，胡鞍钢（2006）在《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一文中采用了5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二是出口总量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三是工业或者说制造业总量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四是人口规模；五是综合国力。根据这几个指标，胡鞍钢总结出了英国、德国、美国、俄国（苏联）、中国、日本、印度这几个大国的崛起模式，其结论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由于这几个指标之间本身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指标1，2，3之间相关性比较高，因此在刻画各国崛起模式时，实际上是由这3个指标重复性地在图中展示而勾画出的同一种印象。
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与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和各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其统计的方法也有其理论支撑。中国的GDP数值要比一般统计资料中以美元计算的GDP要高，这一点在此特别说明，但对说明国家崛起的模式这样宏观的问题影响并不大。
限于篇幅，在这里就集中从各国的具体的GDP数值的变化状况，来揭示几个主要的世界大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某种生命历程，以管窥其兴衰类型和崛起模式。根据安格斯·麦迪森（2003）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数据以及最新更新的各国的GDP数据，并结合胡鞍钢（2006）的表格样式，从一个大国在世界总的GDP的比重，来大致观察各国崛起的历史。
由于国家的体量不同，在本书中为了便于比较，将这8个国家分为2组，第一组是5个国家，分别是英、法、德、俄、日；第二组3个国家，分别是美、中、印。并绘制成两张示意图。
根据这两张图，从19世纪初至今，这几个大国兴衰模式，依时序大致呈现在我们眼前。首先，是英国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从1750年开始在英国开启的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等欧洲海上强国，通过建立海上霸权进行殖民扩张，同时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成为“世界工厂”，从而集聚起巨大的国民财富，其GDP的持续性增长，引领世界经济增长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因为美国、德国的经济崛起，这个号称“日不落”的帝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逐步下降。
再看俄罗斯，它大致有两次较为重要的持续增长期和两次相对衰落期。第一个增长期是从1820-1913年左右的持续性的增长，但是，其增加幅度有限；接着是从1913-1929年期间的一个衰落期；之后，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得到了一定的持续发展，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但是，由于过分追求军事工业发展，其GDP的增长减缓，在整个世界的比重明显下滑，导致1990年苏联解体，一直到本世纪初经济状况才开始有重新崛起的迹象。
德国与日本有些类似，就是通过战争扩张短期内获得崛起，但又因为战争消耗，最终失败而走向衰败；在二战结束后，又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迅速发展工业和经济，再次走向快速的经济崛起。法国，则具有其特殊性，法国在拿破仑时代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是，却在战争、革命的反复中，没有获得持续性的长久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但是，法国人引爆了大革命，促进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欧洲和世界的传播，法国人还创造了璀璨的艺术。
美国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大国崛起的模型，自从南北战争结束，统一后的美国开启了一个快速赶超的神话，不仅在经济上迅速超越了第一号欧洲强国英国，而且持续性发展，在罗斯福新政的引领下较为平稳地度过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二战中以较少的损失赢得了丰厚的胜利成果，成为超级大国，海外派兵，开始主导国际事务。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占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比重，只是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他一些国家的崛起，摊薄了其份额。
最后，中国和印度在近代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都经历了被殖民压迫的惨痛历史，经历了长期的衰落过程，从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开始慢慢发展，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历经波折，只有在二战结束后，才争取到了在一个和平环境下的发展；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已经形成非常显著的快速崛起姿态；而印度显得稍微缓慢一些，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示出逐步崛起的态势。
这几个主要国家的兴衰类型，经过本书归纳与总结，主要国家的GDP占世界比重的变化走势看，可以发现有8种兴衰曲线的类型，按其形状分别是：倒U字型、波动型、N字型、厂字型、M字型、V字型、曲棍型、缓U字型。即这些国家都因为其各自的国内原因和外部历史发展条件不同而具有各自不同的兴衰演变模式。
然而，仅从这一视角看，还不足以完全勾勒出其兴衰演变的图景全貌，至少还需要结合GDP总量、人口、人均GDP进行综合考察。从GDP总量的发展走势看，这8个国家均呈一种上行态势，其中，美国的增长最为稳健、持续和长久，且自19世纪末起就高居于他国之上；中国近年来的增长趋势强劲；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和中国在GDP总量上，具有领先他国的绝对优势。但是，比照人口增长的走势，就可以对此有另一种不同看法，中国和印度在人口总量上远高于其他国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GDP总量增加的部分有相当一部分是人口带来的“红利”。再从人均GDP走势的角度看，国家发展与兴衰的格局就有许多不同现象：美国居于领先地位；英、法、德、日相互交错式、贴近性地发展上升，形成第二梯队；俄国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居于第三梯队；中国和印度人均GDP的走势目前已经呈现明显的上行态势，而中国要快于印度，两者都属于后发国家。
第四节“传播与国运”的理论模型建构
“传播与国运”隐喻的灵感来源
关于传播与国运兴衰的关系研究，前文概括为“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这一个理论命题，它实际上又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传播活动究竟是如何促进了国家命运的上升趋势？二是什么样的传播活动究竟是如何造成了国家命运的下降趋势？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谜团，需要有拨云见日的智慧，方能破解。
那么，在思考国家命运之于传播的动力机制的时候，笔者联想起在北京景山的观景亭上俯瞰脚下那一片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殿宇的感受：那巍峨壮观的宫殿群呈现出的穹顶，仿佛是一种国家象征，它既有迎着朝阳绚烂、升腾的一面，又有着背向夕阳落寞、退隐的一面，就如同国运的兴衰，虽然都是同一面的穹顶，然而与时序节律的正反，就变成兴衰周期的正反，给人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同样，也给人以某种历史的遐想、哲理的启示和思维的灵感。
其实，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间的长河来看，国运兴衰仿佛就是这一片起伏连绵的金色穹顶，政治学家看到的是权力争夺、人事纷争、民心向背的国家兴衰的政治逻辑，军事学家看到的战争、对抗、威慑、侵略、吞并等带来的国家兴亡后面的武力较量，经济学家看见的可能是国民财富的积累、贸易引发的战争、货币流通、资本和市场运作带来的国家兴衰的财富变迁，社会学家看到的可能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流民的迁徙带来的国家兴衰的浮世绘，文化学者看到的可能是时尚的流行、艺术的兴盛、文化的开放与保守背后所折射出的国家兴衰的精神气象……事实上，国家兴衰的历史，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角度和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这就如同构建出一片宫殿建筑群，各种角度、各种因素都有自己的殿堂与建筑构造，从而，在整体上建构成洋洋大观的精神圣殿。那么，从传播学者的视角，是否也可以建构出一座殿堂，来解释传播与国运兴衰的关系呢？阳光下的紫禁城金色穹顶隐喻国家命运，正是本书理论模型的灵感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