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与国运”的穹顶模型中，为了论证根基的牢固，我们先从位于整个殿宇的最底层基础——传播基础结构开始研究论证。尽管国家命运的改变与传播实现的四个层面都密切相关，但其改变动力的根底却是基于传播基础结构之上的，因此由底部往上建构理论，才能使得穹顶的辉煌更加牢靠。在这一章中，我们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传播基础结构如何影响了国家命运？在这个问题之下，其实包含着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硬实力、软实力有何关系？传播基础结构对于传播效率有何影响？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什么作用？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权力管控、国家紧急动员产生什么作用？
第一节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发展
传播基础结构的概念与范围
传播基础结构（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传播，另一个是基础结构。英文“infrastructure”，是指“一个国家或组织机构必须的基本系统或服务，例如建筑、交通、水、能源、行政系统”根据Google英文字典解释为：the basic systems and servic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a country or an organization，for example buildings，transport，water and power supplies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而根据韦伯英文字典的解释，有三项意思：第一项是“一个系统或组织的底层基础或基本构架（the underlying foundation or basic framework as of a system or organization）”，第二项是“因军事目的而设置的长久设施（the permanent installations required for military purposes）”，第三项是“一个国家、州或地区的公共运作系统（the system of public works of a country，state，or region）”。从韦伯英文字典的解释中，大致可以看出“infrastructure”的词语应用演变的过程，最早该词为法语，用于军事，“infra”词根的意思是“在下面”，整个意思是“结构之下”，大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从法语引入到英语中；之后，传到美国。最早对基础设施予以足够重视的经济学家当推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02-1985）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于1943年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大推动理论，1943年他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总资本或社会总投资分为两类：“社会分摊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SOC）和“私人资本”（private capital，PC），前者即指“infrastructure”。不迟于1970年，这一词语开始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然后进入到公共政策领域。可见，“infrastructure”是指基础设施，甚至还包括基础的服务。
那么，“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就是指人们进行传播活动所需要的基础结构。这一词语在传播学使用，则主要见于由著名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基于“传媒转型：改变社区黏合纽带”这一大型研究项目提出的“传播基础结构论”这是“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的延伸和推进。（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张咏华，2005），其含义主要是指在社区内的各种传播资源、服务及硬件结构，研究的着眼点是培育和增强社会的归属感，使得传播基础结构成为社会黏合的纽带。在本书中的“传播基础结构”，除了包括鲍尔－洛基奇所特指的含义之外，更多的是指在宏观的国家层面，实现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信息交流、仪式共享及符号资源交换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由于本书对传播概念做了拓展，所以，本书所指的“传播基础结构”就是广义上的概念，所包括的范围就不仅仅是信息基础结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还包括大部分的交通基础结构（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包括基本的交通网络、信息通信网络和终端及相关的基本服务系统。例如：古时候的水运体系（运河连接自然水系形成）、陆路网络（如：驿道、驿站、茶马古道）、商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现代社会的包括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的交通网，现代的邮政系统、卫星、电话网、无线通信网、互联网、计算机终端等等。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硬实力、软实力有何关系呢？根据上面的概念分析，传播基础结构基本是一种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其内嵌的传播服务，例如，基本的电信服务、邮政传递服务等，则当属于软实力的大范畴。尽管如此，但总体上，传播基础结构是国家硬实力表现的重要指标。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发展的理论分析——以美国为例
传播基础结构与一个国家的命运直接相关，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构成国家实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展现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国家兴盛，则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就会上水平成规模；国家衰微，则其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也必然会呈现衰败落后的面貌。
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看，国家实力与传播基础结构的相关系数非常之高。根据胡鞍钢、张晓群（2004）的一篇实证文章“对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从回归的结果看，“日报普及率与人均GDP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97～1.26”，“与城市化水平有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37～0.71”，“与贸易占GDP比重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弹性系数为0.59～0.73”，并且“对收音机、电视机和互联网的回归分析在相关性上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尽管该文论证的重点是传媒普及率，但是他们使用的技术指标都是易于统计的传播基础结构的指标，因此，实际上其数据论证的结论至少可以充分说明传播基础结构的指标与国家实力的指标（如GDP等）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以上只是从理论上做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那么，就可以发现很多扎实有力的历史证据，可以充分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在国家实力提升、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基础性的建设性的作用。以美国为例，就可以充分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美国崛起的巨大意义。
从19世纪以来，美国的传播基础结构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非常明显的大发展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交通运输基础结构的建设与发展，首先兴起的是收费公路的建设，其次是以运河为主导的水上航运体系的建设，之后，就是铁路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几乎同时进行和完成了产业革命，引领了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产业革命之后，又经历了大力发展高速公路的阶段，这是适应汽车时代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而航空业的发展则大大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节奏，拉近了地理距离；管道运输则是为适应石油化工产业发展衍生的特定运输方式。同样，美国的信息基础结构，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发展阶段，从早期的邮政网络、电报、电话、报纸、杂志，一直到后来出现的无线广播、电视、有限电视网、卫星电视以及互联网等，这些基础结构的建设大大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
在《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1492-1877）》（加里·纳什，2008）这本历史书中记载的一个典型例子就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美国传播基础结构的巨大变迁：“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被刺杀后，半个小时内就有68%的美国人知道了这个消息。然而，1799年12月乔治·华盛顿在弗吉尼亚亚历山大逝世的消息5天以后才传到费城（仅仅140英里的路程），11天后才传到波士顿，3周后才穿越西部传到肯塔基州的莱克星顿”，在今天看来，1799年的交通情况真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我们还能大致从一些历史绘画或文字资料中寻觅到当时对马车交通的描绘，“大部分的收费公路是林间的土路，树桩被砍低，马车的车轴刚好能通过。”（加里·纳什，2008：301）
事实上，美国在建国后不久，就启动了联邦公路修建计划，“1806年，在第一个联邦公路修建计划中，国会指定修建了一条从马里兰州的坎伯兰郡到西部的国家公路。1818年，公路已经修到了俄亥俄的威灵，有了这条公路，8天的行程缩短了3天。”（加里·纳什，2008：301-302）正是由于陆路上的不便，水路也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交通出行方式，因此，在19世纪初，美国就陆续开始了修建运河的热潮。特别是在1820-1840年间，新建了一批运河，其中以1825年伊利运河最有代表性，它连接了纽约和五大湖及美国西北部的水路链的最后一环。在运河建设的高峰时期，英国蒸汽动力火车带来的震撼，也让那些政治家、投资客跃跃欲试，于是，1828年，美国的第一条铁路（从巴尔的摩至俄亥俄州）也开始修造。到了1840年，美国“已有3000英里长的铁轨，多于欧洲所有国家的拥有量。在19世纪40年代，另有5000英里铁路也建成了，至1850年代末铁路总长飙升到30000英里”（加里·纳什，2008：315）也就是说，美国在1850-1859年间铁路就新增了22000英里，这充分表明了美国铁路建设的一种加速增长的趋势。
美国的信息基础结构建设，在建国后不久也出现了迅猛的增长和发展，以邮政系统为例，在19世纪早期，“全国只有75个邮局。即使到了1792年，西部山区一个邮局都没有。1820年，整个国家分布着大约8500个邮局。与此同时，邮政系统传递的信件数量增加了9倍”。（加里·纳什，2008：302）同样，从1790年到1830年间，报业、印刷业都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因为“在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只有92份报纸出版发行，大部分是周报”，但是，到了1830年，美国的“报纸数量增加到1000份以上，大约1/3是日报。”（加里·纳什，2008：302）
如果比照美国在这一时期的GDP数据，经过简单的测算就可以看出1830年的GDP是1820年的1.45倍，而1840年是1830年的1.52倍，1850年是1840年的1.53倍，1860年是1850年的1.63倍；也就是说，大约每隔十年就多出半个GDP的国民经济成果，而且是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这就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拿出的经济发展成绩单。这一成绩单的背后，有着传播基础结构建设所起到的巨大推动力作用的身影。美国历史学家喜欢用“交通运输革命”来形容它的影响。“运河和铁路以一种新的方式使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们为农民、商人和制造商提供了进入市场和获得商品的可靠途径，并鼓励美国人民去边疆定居，开垦田地。他们带来的经济机会催生了可以增加产量的技术发明。最终，西北部和东部地区由水道和铁路形成的强大经济、社会纽带，导致了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人们拥有了共同的政治观念。”（加里·纳什，2008：316）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仪式传播的视角看，铁路的车厢和运河的船舱，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流动的公共空间，南来北往的人相互交流，依靠大量日常生活的仪式传播，建构共同的政治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美国独立建国到南北战争前夕这段历史时期的传播基础结构建设的诸多历史事实看，传播基础结构促进了物流的畅通，信息的传播，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加强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协作，使人们融入全国经济的市场，整个国家的实力得以跃升。传播基础结构建设融入于美国初期崛起的这一历史实例其实在其他一些国家也能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