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两种影响因素之外，事实上，在传播基础结构的诸多环节和元素中，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因素对于传播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传播网络的覆盖率、联通性、可靠性，对于传播效率起到了一个基本的保证作用。对于互联网的建设来说，更要注意其联通性和可靠性，即网络上的链接方式要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才能保证其传播信息的及时、高效和畅达。交通网络还能够提高物流、人流的运转效率。传播基础结构中的配套服务，也能有力地提高传播效率。
“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的一种理论分析径路
张晓群（2009：71-91）在《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一书中建构了一个“包含传播效率的增长模型”，并进行了数学描述和理论推演。其中，理论推演、逻辑展开的链条是按照以下的示意图进行的，即传播效率的改善，将促进知识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这一逻辑链条的基础来自于经济学中的新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新知识的生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2009：71）。正是在已有的几位经济学家（罗默，1986，1990；卢卡斯，1988；琼斯，1995等）给出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张晓群给出了一个“包含传播效率变量的知识生产方程”（2009：73）。
其中，A代表知识存量，t代表时间，在均衡的时候，lA=LA；Φ代表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生产的弹性系数，Φ＞0时，意味着知识存量的增加会提高新知识的生产效率；Φ＜0，意味着知识存量的增加，反而使新知识的生产更难；φ代表传播效率对新知识生产效率的弹性系数，一般总是满足：φ＞0。进行数学变换，并由均衡时lA=LA的条件，可以推导出在平衡路径上的知识增长率。
由此式可看出，知识增长率与传播效率增长率m、传播效率对新知识生产效率的弹性系数φ成正比，与知识存量对新知识生产的弹性系数Φ成反比。
以（3-1）式为基本的逻辑基础，然后，构建出包含传播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型，经过一系列的数学推导，可以分别求得在“分散模型”（decentralized model）和“社会计划者模型”（social planner model）的平衡路径的解，从而获得劳动力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最优配置。
这个最优配置的表达式实际上是用一个比率来表示，其中，LA即在知识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力，也就是知识生产人力资本，L即在总体的所有生产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力，也就是人力资源总量，在两种情况下，其表达式完全是同一个形式。但是，在“分散模型”下，而在“社会计划者模型”下，其中，α代表劳动力弹性系数，ρ，σ均为消费者最优化问题中的调节系数。一般地，这三个系数均在从0到1的区间范围内，即满足：α，ρ，σ∈（0，1）。
这样，就获得了本模型理论推导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可以从（3-3）、（3-4）、（3-5）三式中得出，知识生产的人力资本占总人力资本的比率与传播效率m成某种正相关性质的关系，即传播效率m增加，将导致系数Ω减小，这样就导致LA与L的比值增加，即意味着知识生产的人力资本增加。此即如张晓群（2009：85）所说：“传播效率的提高使经济体在平衡路径上对知识生产部门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直观的解释就是传播效率的提高，使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提高，在此部门工作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使部分劳动力由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转移到知识生产部门。”
对“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补充和完善
在上述“包含传播效率的增长模型”中，从“传播效率”到“知识生产”再到“经济增长”的几个环节的理论论证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是“传播效率究竟是如何提高的”这一问题。尽管张晓群（2009：87-90）也对传播效率的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讨论，但他仅局限在传播媒介这个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传播效率的提高最根本的动因是整个传播基础结构的架设、改造和完善等一系列的因素，而媒介技术变革及媒介使用数量只是其中的两个因素，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取数据进行经验性分析。
为此，本书对图3.2进行了改进，扩展成多种因素作用影响传播效率，在这个图中，传播基础结构中的信息网络、交通网络对于传播效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整个传播基础结构中的各种配套服务体系也有助于增加实现传播的各种功能，润滑传播过程中的损耗与阻力，从而改进传播质量，对整个国家的传播效率提高能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对于信息网络而言，它还可以改进资金流通效率，提高资本运作效率，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交通网络的建成和完善也可以改善基本的交通条件，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比如：人才、物资的流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增长，最终，促使一个国家的实力上升。
除了以上基于经济学中的新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链条所进行的“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之外，张晓群（2009）在《传播效率与经济增长》一书中还建构了另一条逻辑推演的路径，在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进行了某种拓展，其思路是：“知识源→传播媒介→媒介学习→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同样，对以上路径进行数学描述和理论推演，也可以得出传播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推进经济增长作用的结论，限于篇幅，就不再反复讨论了。
第三节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管控
国家管控的概念解析
管控在中国，管控还常常用于某些强制性的管理管制，比如对于警察领用枪支弹药的管控，宣传部门在特定时期对于思想舆论阵地的管控。，这个词常常用于企业管理领域，是指对于企业内的各种资源进行管理和控制，以避免企业风险。在企业进行管控，更多的情况是针对大型企业集团而言的，比如，作为集团如何管控各个子公司的经营和行为，如何管控各个具体部门的行为，因此，管控就意味着权力的控制约束、授予收回的过程，既包括中心向下传达命令的过程，也包括中心有能力监控下属对上执行命令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集团，无论其治理结构框架如何，依然需要与下属企业进行必要的信息沟通和传播，因此，在企业管控过程中，传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管控实际上是指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管理和控制的行为，这里包含着权力的运作关系，包含着国家强制性的约束行动和强有力的治理行为。一般可以指中央对于边陲、地方势力的管控，也可以指联邦政府对于各地方权力中心的控制和权力分配，还可以指一个国家权力中心对于各个局部或边缘的驾驭控制。因此，国家管控既可以看成是一种行政治理（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权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白万纲（2007）在《大国的崛起》一书中，经过分析得出国家管控体系一般由五个层面构成：国家机器；国家大战略；国家管控平台；横向管控机制；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在国家管控系统中，各层次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然而，白万纲所论述的国家管控概念过于泛化了，几乎所有具有国家战略性意义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都被其纳入管控体系当中，这就未免有将国家发展与历史兴衰均看成是可操控性的东西，就容易滑入到某种错误的困境之中。
事实上，在本书所研究的“传播与国运”复杂系统中，国家管控实质是传播基础结构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国家属性。国家管控，就是一种国家力量所能触及和达致全国各地的行政治理，就如同神经系统遍布全身，就意味着大脑中枢可以指挥全身各处的器官，即可以管控到各个身体局部，如果神经坏死，则会使某些局部器官失去控制。一句话，管控就是国家传播基础结构的基本功能之一。或者，反过来说，传播基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权柄所至、形象所在、权力辐射力所到之处，比如，与首都相连的铁路，代表着中央权力对于地方控制的一种畅达通道，国家管控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权力行使的象征。
传播基础结构体现国家管控能力——以罗马帝国为例
既然国家管控是代表国家权力的运作指向，那么这种权力运作或权柄指向的基础必须有所附丽，不可能凭空而来，这种基础主要就是传播基础结构，因为人类的社会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都需要依靠传播信息、共享仪式和交换资源的方式来完成，而这只有通过传播基础结构才能完成。国家需要依靠传播基础结构把广大的国民联系在一起，形成纽带，才能维系国家命脉，掌控国家命运。国家管控能力的高下，可以充分反映在传播基础结构的水平高低之上。反之，传播基础结构的高低也能体现出国家管控能力的水平。
从历史上考察，包括从古代罗马帝国一直到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的意义重大。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多次提及罗马的道路在其帝国统治的意义，“罗马的建筑、道路和法律提高了罗马的吸引力、渗透力和威望。”（2003：9）“和波斯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依赖道路。道路促进了帝国的管理和侵略。”（2003：12）在英语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条条道路通罗马”，这实际是历史的真实写照。罗马帝国的国家管控方式与其道路这一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密切相关。根据Lesley Adkins＆Roy A.Adkins（1994）的说明，罗马的道路是依照严格的标准来建造的，正规的罗马大道，是按照罗马大道建造的官方标准修建的道路，这些标准主要包括：标准的道路层级（一般为3—4层）、标准的路面（经过打磨的大石块路面，宽度通常在4.57米到5.48米之间）、标准的道路里程碑的设置（每1罗马里设置1个）等Lesley Adkins and Roy A.Adkins，Handbook to Life in Ancient Rome，New York：Facts On File，Inc.1994，p.172.。
冯定雄（2009）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一文中指出，“罗马道路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扩张的需要”。罗马最初只是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经过不断对外扩张，到公元前338年，罗马建立了14个殖民地。罗马共和国时代的一些著名大道建造的原因大都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其中，阿庇安大道（英文为the appian way，拉丁和意大利文为：via appia）的建造是在第二次萨姆尼乌姆战争期间，为了行军方便和加强统治而建。弗拉米尼亚大道、瓦勒里亚道路等都是罗马对意大利北部地区征服的结果。从当时罗马道路建设的走势中可以看出，由于最初阶段的军事扩张重心在南方，因此道路也主要集中在南方建造，伴随着军事扩张向北向西方转移，其道路随之向北向西拓展。
从以上的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的扩张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罗马道路的建筑史，罗马帝国几经征战，征服的地域越大，其道路所能到达的地方就越远，因此，从罗马出发，就可以通过这些大道到达各地。刘增泉（2003）指出：“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上的拉丁姆平原，到帝国初期扩张到欧、亚、非三洲的疆域。人口从早期的意大利奥特人到伊特拉斯坎人（即埃特鲁里亚人），进而把地中海四周的居民都变为罗马公民，其主要的‘原动力’应该是交通网路的便捷所致。”最终，罗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中心，从各个行省到罗马都有大路相通，因此，才会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军事征服之后，就是政治统治。罗马军团的威风所到之处，必然带来如何管控国家权力和治理地方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作为军事后勤保障之用的道路，事实上又成为国家管控的有力工具。这种管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军事上，罗马道路具有快速集结罗马军团的军事力量的作用，通过条条道路能够有效动员、调集、送达军事作战力量，提高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确保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形势稳定。此外，在军队营地附近往往容易形成一些新的居民聚集区或城市，从而使之变成罗马进行军事扩张的神经中枢点，因此有人说军队是罗马“行进中的城镇”。那么，这些道路就是牵引它们的神经线，不然，这些“行进中的城镇”可能就会迷失的前进方向。
第二，在后勤保障和经济上，道路具有确保战略物资补给，加速物资流通的作用。罗马军团走到哪里，商人往往就尾随而至，因为战争和建筑道路给商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修建的宏伟大道所需的物资数量与军事军需供给运送的数量往往不相上下。如果没有便捷的道路交通网络，要实现经济贸易流通，也会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