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而言，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性格决定命运”。个人的发展，往往是源自个人的内在精神气质和性格力量，因此，在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不同性格的人做出的抉择和行动往往体现了个人的性格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性格对于人生命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呢？即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把握自己命运的重要因素吗？国民性格或者说民族性格能最终影响到一个国家崛起或衰落吗？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本章将从传播的视角考察国民性格以及民族精神塑造的问题，以及它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第一节 传播与国民性格、民族精神——一种理论阐释
性格、国民性格的概念解析
先看，什么是性格（personality）？《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英勇、刚强、懦弱、粗暴等”。另据在线版《新华字典》的解释：性格是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个性的核心部分，最能表现个别差异。从心理学角度考察，性格本身具有复杂的结构，大体包括：（1）对现实和自己的态度的特征，如诚实或虚伪、谦逊或骄傲等。（2）意志特征，如勇敢或怯懦、果断或优柔寡断等。（3）情绪特征，如热情或冷漠、开朗或抑郁等。（4）情绪的理智特征。如思维敏捷、深刻、逻辑性强或思维迟缓、浅薄、没有逻辑性等。
再看，什么是国民性格？根据CNKI提供的工具书的名词解释进行归纳：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又称“民族性格”，一般是指文明国家中普遍的人格类型或一个民族集体的理想人格类型。“国民性格”一词，一般用来描写在每个民族或国民中发现的具有持久性的人格特点及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族性格、文化人格的探讨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一般认为由于生活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浸淫在共同的制度、语言和生产生活方式中，并受到社会环境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影响，一个民族或文化中大多数人在行为和心理上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这些行为和心理特征大致就构成了“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格”。对于这种民族性格的认知和感受，本民族和外民族的人往往会得出各自的看法，其中有的看法是相同的，有的是相似的，有的甚至是相反的，这也在一定层面显示出国民性格本身的复杂性。究竟有没有一种稳定不变的民族性格？如果有，那么谁能说自己的看法就是准确的？这里面是否包含了某种“固定的成见”或“社会刻板印象”呢？这些发问本身往往涉及对国民性格的认知和传播问题。
性格、行为与命运的关系
为了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地梳理阐释国民性格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单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问题。在性格与命运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个人的行为（Behavior）。“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实际上并不是在性格与命运之间直接架起的逻辑桥梁，而是由性格作用于行为之后，再由行为导致某种命运结果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性格与行为的关系。
事实上，性格是人格心理学（或性格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家最早的出发点是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了解人与人在性格上有何相同或不同。根据杨宇（2008）在《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的文献回顾，1884年Francis Galton在一篇探讨如何测量性格的文章里就提到可以从字典里找寻表述人性格的词汇从而找到性格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从这里开始发展出了性格的特质论（trait approach）。另一种思路，则起源自Walter Mischel的一本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的书，这本书在回顾了大量和性格有关的实证研究后，发现基于特质论发展出来的各种性格量表描述性格的能力尚可接受，但预测行为的能力却非常低下。因此，在随后的20多年里，学者们加入到一场“性格与情境之争”（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的学术论争事实上，Kurt Lewin在1936年表达过的一个观点“人的行为由人的性格（person）和人所处的情境（situation）共同决定。”学者们论争的焦点是：到底是人的性格更重要还是情境更重要。当中。对此，人格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方面，经过改良，特质论的地位被稳固保留；另一方面，Walter Mischel及其他的心理学家又逐渐发展出一套性格的社会认知论（social cognitive approach）。在这种观点下，人的行为随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因而很难被稳定的特质所预测；对性格的把握，应从“如果（情境）那么（行为）”的角度来认知。例如，一个人比较内向可能只是这个人在面对同事时比较内向，而面对家人时却不同。
可见，在对于行为与性格之间的某些因果关系问题上，人格心理学家出现了两种各有侧重的解释。对此，杨宇（2008）用数学公式进行了简练的概括：
早在1936年，Kurt Lewin就主张“任何一个心理事件都同时取决于人当时的状态，以及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只不过在不同的时候两者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这一段论述，也常常被简化成一个公式来表达：B=f（P，S），其中的B代表行为，P代表人的性格，S代表情境，而f则代表性格与情境之间的关系。这个公式在心理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里都被视作一个基本的法则，多年以来，人格心理学被看作关于P的研究，社会心理学被看作关于S的研究，在“性格与情境之争”发生过以后，大家都认为两者只有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揭开B的谜底。（2008：10）
B=f（P，S）这个公式非常精准地概括和浓缩了性格与行为、情境之间的关系。在人格心理学所关注的P的研究中，可以把上面的函数关系进行逆函数关系的转换后，得到P=g（S，B）杨宇（2008）在《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中依然用函数f，显然不够准确，故此改为g，避免歧义，这即意味着人的性格也可以由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所观察或测量到，这也就是性格的特质论的理论逻辑基础。同时，如果更侧重于研究等式右侧的函数g的内涵，究竟情境与行为如何互动塑造了性格，则是性格的社会认知论的理论逻辑原点。
传播在“性格—行为”关系中的作用
由于已经有大量的人格心理学文献研究了性格与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此不赘。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传播在“性格—行为”关系之间的影响与作用问题。
根据王登峰、崔红在《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及人格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中构建的一个人格人格与性格在心理学上略有差别，在有的研究文献中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其词源来自拉丁文persona，即“面具”之意。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对人格的定义是由Funder（1997）提出的，即人格是“个体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特异性模式，以及在这些模式之下、能够或不能够被观察到的心理机制”。结构的模型（2006：102），个人在外显行为与内心体验、生理反应和动机这四个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些互动在环境要求和个人要求的作用下，又会呈现复杂的变化。人格特点的稳定性不仅表现在外显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即在不同的情境下，都表现出同样或相似的外显行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行为与环境要求间的一致性，或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本书在王登峰、崔红（2008）的模型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动，增加了传播因素对于外显行为、内心体验、生理反应和动机的影响过程，从而可以较为清晰全面地刻画传播在其中的角色：在这一模型中，传播既可以作为一种外在的情境刺激（或一种环境要求），又可以作为对个人要求的一种影响因素，对人的“性格—行为”产生影响。
根据王登峰、崔红（2008：102）的论述，从内在或外在特点以及能否被观察的角度来看，人格的内涵可以划分为4个不同的层次。（1）个体的外显行为；（2）个体的内心情感和体验；（3）稳定的动机；（4）生理生化反应模式和神经系统活动的变化。从传播的角度看，由内心体验、动机和生理反应三个层次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内向传播的基本框架环境，个人头脑和心理世界的“主我”和“客我”之间需要进行信息交流活动，包括“自我言语、自我推敲、自我克制、自我反射、沉思默想、内心矛盾等，其内容及文本所包含的是思虑，传播媒介是精神化学器官透过大脑来处理的想法”（邵培仁，2007：61-62）。这些内向传播活动，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或者直接通过生理反应产生行动冲动，或者经由动机生发行动计划而实施，或者因内心体验和情感激荡生发出某种行为。
同时，外界的传播活动，也会对整个人格（或性格）的内部结构施加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第一，传播活动的外界刺激引起人的生理反应，比如教堂仪式里的圣歌布道祈祷引起人的精神安定，使得人的心跳平稳，比如领袖人物的战时动员能让群情激奋，使得人的心跳加快、说话声音加大等；第二，传播的内容引发、改变人的动机，比如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一些启蒙读物的广泛传播使得民众激发起改变国家命运的动机，参加到实业救国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就是传播内容对个人的自我实现动机的影响；第三，传播内容影响了人的内心体验和情感，比如美国历史上林肯的《解放宣言》就感染、激励了美国南北战争中黑人奴隶的一种内心体验，要为自身自由而战；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传颂至今，引起了黑人争取自由的梦想和对平等社会的憧憬，当年在华盛顿广场对在场听众引发的情绪感染和情感共鸣，激起无数美国人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民权运动中。当然，也有某些传播内容引爆、煽动了某些被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独裁者所利用掌控。例如，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领袖希特勒的公开演讲，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性和煽动性，导致大批德国青年拿起武器走上前线为法西斯卖命。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不同个人的性格类型或特点，对于传播内容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比如，在听到领袖号召的声音时，性格忠诚的个体往往会无比激动兴奋，从而不假思索地采取某个行动；而性格较为独立的个体，则往往会在相对冷静地分析和思考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还可能根据现实的情况校正自己的看法，才采取相应的行为。这就是因接受者的性格不同而导致传播所引起的行为不同的解释。
传播与国民性格、民族精神的熔炼
在以上“传播与人格结构的动力模型”的框架分析中，可以看出人类传播活动对于个人性格的外显行为的影响。由此出发，如果扩展到文化水平上，即在一个有相当稳定的个人集合，例如一个国家民族的水平上，也会有其宏观或集合的效应，这就是文化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根据杨宇（2008：7-12）的论述，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思路也同样有两种：一是文化的维度论（dimensional approach）；另一种是文化的动态建构论（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如果用公式来简练地解释，文化的维度论与性格的特质论一样是关注P=g（S，B）这个公式左边直接关于P的研究，它是集中在文化水平上，而性格的特质论集中在个体水平上；类似地，文化的动态建构论则强调这一公式的右边关于g（S，B）的研究，它是集中在文化水平上，而性格的社会认知论是集中在个体水平上。
最近一二十年来，有关性格和文化的研究在心理学界是一个研究热点。比如，从文化的维度论角度上，一些心理学家用外向性（extraversion）、随和性（agreeableness）、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这五个主要的因素建构的性格量表，分别测量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万人的性格，又据此勾勒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性格轮廓，甚至绘制出基于此的世界性格地图（McCrae＆Terracciano，2005ab，2006；Terracciano et al，2005）。这些研究有诸多基于实证的发现。例如：在外向性这一维度上，欧洲和美洲人比亚洲人和非洲人得分高，也就是说，前者更加外向。从文化的动态建构论的视角看，“文化并不是维度论定义的静止的、宽泛的构念，它更加动态、不连续，是一套为人共享并内在化了的松散网络，而这些松散结构，又由随着不同情境而变化的知识结构所组成。”（杨宇，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