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历史进入新世纪的又一个新的十年。回首过去，瞻望未来，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大国崛起的历史拐点。
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也就是本书酝酿写作的这三年多时间内，有许多标志性事件已经发生。2007年下半年开始，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中国的经济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依然保持了增长；此消彼长，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2008年5月12日，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军民团结奋战，众志成城，抗震救灾，震撼世界；此次震灾对世界媒体进行了全面的开放，中国政府的形象和威望得以提升。同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惊艳世界，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赞叹为“无与伦比”。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60周年大庆，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2010年5月1日，世博会在上海举行。除了这些事件之外，还有一些非事件性的事实值得关注：2008年中国的网民数量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并持续领先增长，到2010年末达到4.57亿；2009年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销量一举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国的国家实力在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提升，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之中。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不能把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在微观领域的传播效果研究和行政性的实证研究中，而需要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时间跨度和地理范围内考察传播现象，考察传播与世界历史格局演变的关系，考察人类传播行为在长期过程中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长久发展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的关心指导和一些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论证下，经过多次推敲，笔者选择了“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这一理论命题来进行悉心研究。
即使是在“传播与国家命运”关系这样一个相对单一的研究命题下，依然蕴含有相当复杂的问题，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例如，对当今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考察其历史兴衰命运变化过程中，与其传播基础结构、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还是别的什么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其深厚的内容值得研究，这样就无法在一本专著中涵盖完全。再如，对于国家兴衰过程中，传播媒介本身究竟是如何发展变迁，并与国家命运相互作用的？这也需要对媒介传播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各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力量、因素进行分析，并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和论证。此外，当代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对于国家命运有何冲击与影响？对此进行分析，特别需要把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传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政治控制直至到军力发展的各种内在机制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本身，都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辩证的、系统的研究来完成。然而，由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都无法统摄在本书中。
因此，为了使研究集中于一个关键结点，本书定位于考察“传播何以影响国家命运”这一问题，并以此作为第一章章名，专注于考察国家兴衰中的传播动力机制问题，就是不拘泥于究竟是哪些国家，也不拘泥于传播基础结构、传播技术、传播媒介、传媒制度等的自身发展，而是密切研究：传播究竟如何作用并影响了国家命运演变过程中的某些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对国家长远兴衰发展产生某些影响。
基于这一思路，本书将从各个能深刻影响国运的因素展开论证，对传播与国家兴衰关系的动力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初步设想的主要相关层面都浓缩为一个国字开头的词，有：国民（传播与国民性格）、国魂（传播与国家认同）、国柄（传播与国家管控）、国威（传播与国家动员）、国策（传播与国家战略）、国难（传播与国家危机）等等。
笔者在初步研究后发现，传播基础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本身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整体实力上升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是一种硬实力的表现。因此，有必要在这些子系统前加入一个基础性分析的章节，主要分析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命运的关系。然后，再把与传播基础结构更为密切的两个部分：国家管控和国家动员，也与其紧密结合放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相对自成体系的一章内容。最后形成的全书的逻辑框架与系统布局。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媒介传播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实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一结构已经在本书所能驾驭、所能涵盖的篇幅内进行了相当的简化和精炼。
然而，在具体研究和写作中，还是可以发现这些子系统的复杂程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子系统之间同时还存在相互关联的紧密性，在许多案例、历史事件与某些概念之间会存在相互勾连的关系。比如，一些国家危机的形成往往是在国家战略制定上就出现了问题，造成一种国家的战略性危机；在国家危机解决和应对中常常会采取国家管控、国家动员的方式；国家认同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形成国家认同危机，甚至酿成连年内战；国家兴衰的背后又往往与多种因素同时关联、互相联动和掣肘等等。考虑到示意图的清晰性和简明性，因此，无法在上述示意图中再作标示。
全书的这一逻辑论证的结构和大体章节的安排，基本能够清晰地解释和分析很多看起来纠缠不清的本论题内的相关问题，而不出现某种思绪的混乱，其关键点在于第二章“传播与国运的复杂系统理论框架”进行了非常周详的分析。并且，其中分论一、二、三、四、五内部均能通过相互的逻辑论证关系，在不同层面进行关联，构成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子系统，在其内部还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从而揭示更精微的内在机制。此外，这一结构本身还具有可扩张性，即在第七章后，还可以加入新的子系统，以便补充原框架结构中的不足或疏漏，例如，国家仪式、国家形象等等。限于篇幅，在本书中就不做深入研究了。
总体看，由于本书的选题涉及面广、学科跨度较大，写作框架的设计是很有难度的，很难简单地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分析国家兴衰背后与传播的关系（如同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的写法）。经过审慎思考和反复论证，笔者在本书中先是设计好一个整体的复杂系统的理论模型，然后，就此模型展开，分别探讨一些子系统与案例，最后，再进行综合性、结论性的归纳分析。全书从《前言》开始，从当下的中国现实开始出发，非常有条理地抽丝剥茧式地逐层论述，对世界各国历史片段进行与传播学相关的深入挖掘和分析，直至最后又回到当今中国，瞻望和思考中国面向未来的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