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认同”问题往往是隐藏在诸多社会现象之下的潜在问题，有些国家的国民因为在认同问题上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争议或断裂，往往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甚至是连年的战争内乱，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国家的崛起与长远发展，甚至可能连基本的生存都出现问题。由于传播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国家认同问题关乎国家命运，这也是传播关乎国运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节 国家认同的概念解析
“认同”释义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对“认同”或“身份认同”现象讨论比较多，与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移民的涌现、多元文化融合、族群矛盾以及各种相关媒介传播现象的出现密切相关。那么，什么是认同呢？
“认同”实际是英文“identity”或“identification”的汉译。为了解释清楚这个概念，还是要先从英文单词“identity”的释义说起。它是一个名词，也有多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who somebody is”，即“某人是谁”，是确认身份、本体之意；第二个含义是“the characteristics，feelings or beliefs that distinguish people from others”，即“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征、情感或信仰”；第三个含义是“the state or feeling of being very similar to and able to understand somebody/something”，即“非常相似的状态和感情并且能够理解某人某物”，即具有感情或理解上的一致性、同一性。根据这三重含义，可以看出英文“Identity”的意思是侧重于人在自我认知、情感、信仰上的同一性。
中文的认同，是由“认”和“同”复合而成。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认”有多种含义，一是“分辨，识别”；二是“表示同意”；三是“与本来无关系的人建立某种关系”。“同”的意思也有多种，一是“一样，没有差异”；二是“共，在一起”；三是“和，跟”。两字复合成“认同”一词，有两个基本解释：一是“承认同一”，例如：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二是“认可、赞同”，例如：这一建议，已为有识之士认同。在中文中，“认同”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但两者之间的含义侧重点有细微的差异，这也是一般媒介与学术文献中使用“认同”时有时会出现意义差异的原因所在。
认同问题，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与逻辑问题，由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学领域。后来，埃里克森（Erikson）在弗洛伊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根据国内学者（王立新，2003；邱戈，2008；李素华，2005；贺金瑞、燕继荣，2008）对“认同”概念的使用、解释和综述，可以总结如下四点：首先，“认同”是一个观念的产物；其次，认同是确认“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的主体身份的心理过程；第三，认同是社会性的，认同根源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第四，认同不仅是静态的身份存在，还是一个行为主体的动态的认同建构过程。
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的概念辨析
在理解了认同的概念后，就比较容易在其基础上理解“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是指对某一族群的认同，一般是基于客观的血缘纽带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而产生的归属感。“国家认同”则是指对一个国家的认同，是基于对政治上的、主权上的共同体的归属感。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是十分清晰的。
对于国家认同，不同学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往往给出的定义或解释也各有侧重，例如：王立新（2003）在论证外交与国家认识时使用了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所谓国家认同，通俗地说就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而所谓“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主要是指国家的独特性。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能是族群血缘或语言文化，也可能是社会与政治制度，当这种独特性被大多数国民所认同并进而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也就成为所谓的国家身份。
再如，贺金瑞、燕继荣（2008）在论证民族与国家关系时，则进行了较为理性的解释：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
可以看得出，两者的解释在概念所指的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还有一个常用的概念“民族认同”，在不同的文献中往往会出现完全相左的诠释：在有的文献（贺金瑞、燕继荣，2008）中实际上把它等同于“族群认同”，那是由于其研究对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语境中，说的“民族认同”实际是指包括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族群认同；有的文献（李明明，2005）讨论的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内的认同问题，这在英文语境下“national identity”实际上与国家认同是一致的，也就是民族国家认同（nation-state identity），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的边界及其内涵都是同一的；而且在英文中，“nation”一词就兼具“民族”和“国家”两重意义。所以，英文的“national identity”既是“民族认同”，也是国家认同，就要看具体在什么语境下指涉什么。在本书中，为了不引起歧义，一般情况下就不用“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如果涉及民族国家认同，则一般用“国族认同”的说法，就避免了歧义。
国家认同的功能
根据一些文献（李明明，2005；贺金瑞、燕继荣，2008；刘燕，2009；等等）的研究，本书简要归纳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所具有的功能。从这些功能综合起来看，国家认同实现了个体对国家归属后，所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精神意义等层面上的作为国民的心理归属需求。这样的功能实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条件的，是需要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逐步形成的。
第二节 传播与“想象的共同体”一种理论分析
既然国家认同具有多种层面意义上的功能，那么，作为一个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感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更宏观地看，民族国家的认同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建立一种很有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起点，这一理论模式对于国家认同的实现具有启示意义。为了详细解析其理论内核，还是有必要对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简略的梳理。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过程与核心观点
安德森在1983年完成的名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考察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中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有的学者采用国家主义的说法。（nationalism）的起源及其在全球的传播现象。在他看来，无论是用民族归属（nationality），还是用民族属性（nationness）、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说法，它们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artefacts）”（2005：4）。安德森说：“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2005：4）
于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基于历史社会学、比较史、文本分析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整本书中按照历史的顺序和逻辑上的顺序，刻画了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民族意识的起源以及四波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似的“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方式，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非，一波接一波先后涌现，相互关联，形成整个的历史发展浪潮。这基本概括了安德森整本书的论证过程；然而，其核心的理论思考则主要是在该书的《导论》部分，他对于民族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一种观照方式：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当勒南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时，他其实就以一种文雅而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了这个想象。当盖尔纳（Gellner）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时，他是带着几分粗暴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2005：6）
在这里，安德森借助了其他两位学者的论述作为旁证，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最后他论证道：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2005：7）
至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可以说在理论上完整地回答了他在书中开头提出的问题，即爆发在某些国家之间的战争是被想象为共同体的民族及其利益所驱使的。由此，本书进一步引申之，那就意味着那些深刻影响着国家命运的战争，也是由于“想象的共同体”所凝聚的力量作用的结果。那么，传播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作用，对于国家命运而言就变成非常重要了。
“想象的共同体”的若干基础条件
Craig Calhoun Calhoun，Craig.（1997）.National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Craig Calhoun是美国纽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安德森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提纲性的清单，对于一个共同体之所以会被想象成民族国家（Nation）所能列举出的一些可能的基础条件。
Calhoun指出这只是一种民族特征的“修辞（rhetoric）”，只是一种通常用来描述民族特征的“主张”（claims），只是提供了一种参照，并没有一个条件是完全必需的。
在笔者看来，Calhoun勾画的这张关于国家民族的基本轮廓，对于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一种逻辑上的支撑脉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构造的结构或者说具有一个基本的骨架，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建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国家生命体。
基于传播的“想象的共同体”
尽管在前文引证了美国的民族主义学者们翔实的理论论述，然而，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Calhoun等人的观点，因为任何想象实际上都是建筑在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所以，在笔者看来，从某种角度看，国家民族哪怕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这一想象本身也并非一团云气那般虚无缥缈，而是如同海市蜃楼那样有繁复的结构和人类动态的生活影像，是现实世界的某种折射。而且，这种想象过程实际是因为各种个体的人无法完全经历的事件、体验、过程等经过其他人的传播活动所塑造完成的。因此人类整体的传播活动是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和源泉。
带着传播学者的视角，反观作为人类学学者安德森的研究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传播在民族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潜移默化的推动以及传播技术变革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其实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论证过程中，传播的作用已被充分研究过了，只是他没有使用传播学所常用的术语，或特意明示其传播学的理论视角。至少，有三点可以在此进行强调。
第一，时间观念的悄然改变是传播潜移默化的作用所致。例如，报纸上方的日期，“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嘀嗒作响而稳定前进。在那时间内部，世界强健地向前奔驰而去。”（安德森，20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