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危机传播视角下国家危机的概念与类型分析
危机的概念解析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危机传播、危机管理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关于风险、危机的讨论和研究文献也非常多。那么，何为危机呢？在中文里，简单地从字面上看，危机一是指“潜伏的祸害或危险”，二是指“严重困难的关头”。在英文中，对应的是“crisis”，是指具有巨大危险、困难或不确定性的时候，有问题必须解决或必须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美国学者罗森塔尔（Rosenthal，1989）认为，危机一般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这一定义侧重于解释危机危及的价值根本以及对于决策者带来的挑战。
在国内有关危机的文献研究中，胡百精（2005，2006）对“危机究竟是一个事件，还是一种状态？”进行了反复论证，认为“倘若将危机归结为一个（或多个）事件，那么危机管理将被限定为事件应对和冲突调节；倘若将危机定位为一种状态，那么危机管理将明确为状态修复和系统重建”（2006：4）因此，他给出的危机定义是：“危机是由组织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管理不善造成的可能破坏正常秩序、规范、目标，要求组织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调动各种资源，加强沟通管理的一种威胁性形势或状态。”（2005：8）
事实上，无论是事件还是状态，都会形成危机，因此过分强调其事件性或状态性都不能准确把握危机的真实内涵，很可能会在危机管理实践中出现各自的问题。在本书研究者看来，危机也并不一定都会对“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除非是暗含了一定会带来声誉影响的危机。当然，一般意义上的危机至少要包含两种内涵：一是它必然是已经或即将造成危险、损害发生，而且是严重的，必须正视的；二是它对决策者具有一种压迫性和不确定性，通常具有时间上的紧急性，需要决策者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
西方危机传播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研究概况
“危机传播”的英文为“crisis communication”，也有文献用风险传播（risk communication）来表述，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或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等，也有文献用“危机沟通”来侧重说明危机传播是一种沟通行为。这些名词虽然所指对象是一致的，但是，在侧重点上还是略有差别的，体现了使用者的不同学术取向。从学术学理意义上探讨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目前主要学术文献基本有三种学术研究的视角，分别从传播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出发，从个案、技巧和理论三个层面切入，剖析危机传播内在机制，以对现实问题提供指导和借鉴。
根据一些学者的文献梳理（廖为建、李莉，2004；高世屹，2005；吴宜蓁，2005；胡百精，2005），危机传播研究发端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它被用来预测假设的政治形势，其目的是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根据史安斌（2008）的文献综述，可以在权威论文索引（如美国的communication abstract）查找到的最早一篇由传播学者撰写的相关论文发表于1967年，该文探讨了1961年秋季在苏联和芬兰之间发生的一场外交危机中，西方新闻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到1982年，强生公司成功化解“泰诺”胶囊遭下毒的事件，使得危机传播研究领域从政治领域拓展到工商企业领域。1989年埃克森（Exxon Valdez）石油泄漏事件使危机传播计划广泛应用在企业管理。此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危机传播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一个热点。进入21世纪后，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对于危机传播的研究更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传播特征，以及应对各种复杂的媒介环境的研究增多，使得危机传播的研究更加广泛而深入。
从理论范式的角度进行概括，西方经典性的危机传播研究大致有以下主要的理论模式：一是以斯蒂文·芬克（Steven Fink）为代表的阶段分析理论，二是以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oit）为代表的战略分析理论，三是焦点事件理论，其创始人是托马斯·伯克兰（Thomas Birkland）。斯蒂文·芬克把危机过程划分为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危机解决期四个阶段，该理论可以为我们认识危机传播发展历程提供一个时间的坐标观察轴，根据不同阶段特点，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在危机传播研究中，威廉·班尼特是利用模型来发展宏观模式的最有影响的学者，他把应对危机，修复形象的危机应对模式分为五大战略方法（否认、逃避责任、减少敌意、亡羊补牢、自责），其中很多又可细分为不同的战术差异（14种具体战略）；这些具体战略在实际上已经广为采用，并在许多案例中取得实效，对于化解危机、引导舆论（乃至转移公众视线）能行之有效（若运用不当，也可能帮倒忙）。托马斯·伯克兰在1997年提出了另一种研究危机传播的视角，他认为那些“突然发生的、不可预知的事件”，在促进公共政策讨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被他称为“焦点事件”。伯克兰相信焦点事件在设置公众议题方面具有扮演主要角色的能力，因为媒体对焦点事件的采访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并促使政府或组织采取改善行为，最终使得危机事件发生后对公共政策产生后继影响。
当前国际学界对于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点的大体现状如何呢？笔者通过Science Direct数据库以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做关键词检索，查询到560篇文献，其中，在题名中出现危机传播的文献就有57篇，根据对这些文献的归并分析，大致可以看到西方学术文献对于危机传播问题关注和研究最多的是在公共关系领域，侧重在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危机沟通、形象修复等问题的研究与案例分析，其次是在组织管理和传播、媒介、修辞研究领域。
国家危机的概念及类型分析
何为国家危机呢？这个概念是本书着重提出并希望加以研究的，在文献中还较少有讨论，大多数文献往往讨论的是社会危机、公共危机、企业组织危机。当然，在这些危机中，有的是国家危机，有的还不足以构成对国家命运的危险或威胁。因此，为了讨论和研究的方便，国家危机在这里界定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或声誉造成严重威胁或危险，而且必须对其采取行动加以应对的事件、形势或状态。可以说，国家危机是各种危机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时候出现的现象，例如：环境污染、疫病流行，如果只是在社区范围内发生，就不是国家危机，只有到其发展到危及国家整体性的公共安全的时候，才构成国家危机。
如何划分国家危机的类型？由于较少有文献研究国家危机的类型，因此，在这里根据危机传播、危机管理的一般理论知识，初步进行一些基本的探讨分析。根据胡百精（2005：12）对于危机划分的方法，采取两个维度：一是危机起因的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二是危机来源于内与外的区别；就可以将国家危机的类型划分为人为危机和非人为危机、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两组对立的基本形态。然后，据此可以细分出：外部输入型国家危机、国内危机、复合型危机、偶发性危机等，但这样的划分还是较为笼统，也很难说有什么实际操作性的意义。
根据Stallings＆Schepart（1987）的观点，可以将国家危机划分为一致性国家危机和冲突性国家危机。一致性是指危机中的利益主体具有相同的偏好和诉求，能够对危机战略实施达成一致，如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国家危机，将使得全民取得一致性意见积极救灾，后面部分分析的2008中国汶川大地震所带来的危机就是一致性国家危机；冲突性是指危机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不同偏好和诉求的利益主体，如政府腐败所导致的国家危机，民众或各个阶层和政府可能会产生冲突性意见。
如果从危机显示程度上看，国家危机可以分为国家潜在危机和国家现实危机两类。如果从对国家的影响角度来考察危机，具体一点可以分为：1.关涉国家生存的危机，如战争、内乱、暴动、革命等；2.关涉国家发展的危机，如经济危机、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安全危机、环境危机等；3.关涉国家声誉的危机，如外交危机、政府信任危机、国家信誉危机等。当然，这只是一种大略的划分，因为许多国家危机往往是复合型的，即这些危机是累积了诸多矛盾，既威胁着国家生存，也殃及国家发展和民生，从而导致国家声誉下降。
如果简单地从危机是否为一种事件的角度划分，其实国家危机可以分为两大类：事件性国家危机和非事件性国家危机两种类型。在国家危机事件中，又可以划分为突发性国家危机事件和渐进性国家危机事件。在突发性国家危机事件中，又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给出突发性国家危机事件的四种主要类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对于这几种类型，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说明，有如下的一些操作性的界定：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二是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三是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四是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由于这几类突发公共事件是在相对比较严格的规范性的法律文件中的界定，对本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作用。不过，它们基本都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的国家危机事件，真正关乎国家命运的危机，往往还有战争等更为迫切深重的国家危机。
第二节 传播与国家危机的潜伏、显现及爆发
探讨传播与国家危机的关系，其实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国家危机的认知，二是国家危机的应对。危机认知是危机应对的基础。在危机认知层面，需要研究的是：在危机爆发之前，如何通过传播的方式，发现、了解和掌握形成危机的各种信息，从而获得对潜在危机的认知；在危机爆发后，如何获得有效信息，了解危机的形态，从而为应对危机提供必要的信息。这是本节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在危机应对层面，需要研究的是：如何采取传播的手段，调动起有效的国家、社会的组织力量采取行动来化解危机。这是下一节着重研究的问题。
国运与国家危机的潜伏、呈现及爆发——以中国近代史为例
国家危机由于表现出具有国家层面上的危机形态，因此，国家危机与国家命运关联密切，往往成为国家命运的关键点、转折点。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因为国家命运发展到了某个阶段性的转折点，才会出现具有显示性信号价值的危机事件，才会出现某种国家危机形态。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就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国近代史，来考察国家危机与国家命运发展的关系。其实，在这段历史中，最早发生的极其深重的一个国家危机就是1840-1841年在中英之间爆发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清王朝战败、签订不平等条约、赔款、割让香港等结束战争，从而揭开了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衰落的历史命运。如果看前面我们分析世界各主要大国的GDP水平，在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在世界的比重曾达到32.88%这样一个高度的水平，何以在20年后遭遇如此严重的国家危机？这里面有一个国家危机的潜伏、显现和爆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