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访谈地震灾区的媒体和宣传部门的领导时，都能从他们的反馈信息中证实“组织性强”是应对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危机传播成功的一个基本特点。例如，根据绵阳市委宣传部课题组所做的《开创应急宣传新局面，托起灾区精神脊梁》的调研报告，绵阳是“5.12”大地震的重灾区，地震给绵阳造成了巨大损失，“灾后谣言四起，部分干部群众思想恐慌、情绪低落，中外媒体蜂拥而至”，面对这些困难，宣传部门在灾情发生后集中全体成员，“成立了外宣组、内宣组、联络组、材料组、舆情组、后勤保障组；派出了四个宣传小组，由副部长带队分赴各灾区一线指挥部，组织协调中外媒体采访报道，掌握灾区舆情……”。这基本上刻画出当时宣传部有序组织的一种工作状态：任务明确、流程清晰、分工协助、互相配合、落实有力。另据介绍，在地震后最初几天，由于通讯信号还没有恢复，主要靠最原始的由人传递书面写的东西来进行信息沟通，这充分说明完全依靠人员组织来保障信息传播通畅的重要作用。从绵阳宣传部这样一个典型实例就可以看出，组织性是危机传播成功的一个基础性的保障条件。
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实行“一对一”的对口援建。例如，上海援建都江堰、广东援建汶川、浙江援建青川、山东援建北川，这是发挥组织效果的强有力的例证，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援建者和受援者，两者之间明确责任，可以长期建立信任，减少交易成本；同时，不同的援建者之间也能形成一定的竞争，看谁建设得好，四川地震灾区各个援建工地可以说成了震后形象宣传的阵地。实践证明，这一组织方式体现了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有助于灾区恢复重建；这也说明了，在危机后的传播活动中，组织性依然具有重要作用。
四、舆论引导：危机传播中的信息公开与“把关人”
在汶川地震的危机传播中，信息公开问题已经广为讨论。例如，杜骏飞（2008）在《通往公开之路：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高度评价了信息公开的功能：“从公众权益一端看，信息公开固然是保障了公民知情权，但是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汶川地震中前所罕见的信息公开程度，正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正面范本：由于良性的新闻运动及其引发的彻底的社会沟通，导致了对汶川地震抗灾救援的高度社会动员，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有力地重塑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与良善有力的政治形象。”
那么，信息公开能否归结为一种汶川地震危机传播中国模式的特色要素呢？能否构成汶川地震的一笔传播学遗产呢？笔者认为，这还需审慎分析。信息公开似乎还只是触及一个硬币的一面，另一个面是适度的言论控制；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在总体上的舆论引导；“把关人”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没有缺位过。
事实上，审视汶川地震中国媒体披露的诸多信息，如果比照国际媒体的报道，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明显被淡化处理的信息，特别是言论性的信息。例如，《纽约时报》在2008年5月25日在头版刊发的长篇报道《瓦砾中的哀痛——中国人追问校舍为何垮塌》（Grief in the Rubble：Chinese Are Left to Ask Why Schools Crumbled），报道了劣质的校舍建筑问题及其根源，题图的大幅照片中成为废墟的校舍与依然矗立的宾馆高楼形成某种视觉的冲击对比。在国内，这类对于校舍质量问题引发伤亡学生家长投诉的报道，主流新闻媒体上很少见到直接报道，对此的揭露或批判性的言论几乎没有。涉及灾区学校的报道，往往是有关学生灾后心理健康方面的，还有就是有关“范跑跑”的议题曾经非常热闹，几乎是铺天盖地网上网下进行着公开讨论。“范跑跑”引发的“在地震时刻，教师是否可以先行逃离”这样的道德讨论，只是道德层面上的争辩，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情绪动荡和关联性影响，显然比起对校舍问题的追问、议论、分析、传播，要轻得多。现在回过头分析汶川震后危机传播中的这一现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大致暗合了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oit）提出危机公关“避重就轻”、“转移视线”的策略当然，这些策略最多只能奏效一时，关键还在于在灾后重建阶段，中小学的校舍质量问题是否提到非常的高度。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笔者在灾后建筑工地实地考察时看到，校舍建筑都有了质的提升，有的建得非常雄伟漂亮。这种补救性的实际措施，在实际效果上挽回了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Ni Chen（2009）在其研究中认为，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了多种策略来影响媒介报道（shape media reporting）。例如，国务院新闻办试图先入为主地设置基调，所以在地震发生后几个小时内就发布声明明确了政府的立场和行动，没有给媒体另寻消息源的时间；中国政府还采取了议程设置、框架设定等方式来引导国际舆论。在有的学者看来（邵培仁、潘祥辉，2008），汶川地震中，媒体能突破一些制度性限制，一个客观原因是政府本身也处于一种“无知之幕”中，政府官员也是通过媒体来了解事态，进而进行决策的。
在笔者看来，上面提到的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在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过程中，由于诸多不可抗力的存在，“把关人”一时无法获取信息，或难以迅速判断事态，以至于无法把关，所以索性就放开，采取“开放的方针”2008年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总理宣布：“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他还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信息公开成为通行原则；但是，对于某些议题还是可以把关控制的，往往适当的控制和积极的引导会有助于抢险救灾工作的开展。这样，反而促成了汶川地震危机传播的成功，在最短时间内，涌出大量真实信息，使之相互佐证，从而淹没了各种不实的、虚假的、恶意攻击的信息。
汶川地震危机传播“中国模式”的内在机制分析
从汶川地震案例中总结出的危机传播中国模式能否成立呢？这些特点要素之间如何作用？是否有其明确的边界？
笔者认为，危机传播中国模式必然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及语言传播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在这个模式中蕴涵中国特色的元素，是非常突出的，甚至是其他国家没有的，那么这种模式基本上可以成立。
在“行动第一、话语建构、组织动员、舆论引导”这四个特点要素中，其实渗透了中国国情、中国元素。例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绝对领导核心地位，其强大的组织性（特点要素3），可谓举世公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在自然灾害面前“人心齐、泰山移”的元素精神与其话语体系（特点要素2）是同构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英雄之师、胜利之师（具有特点要素1，3），在人民心目中的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渗透到人们的话语（特点要素2）乃至心理层面，这就是为何有的灾民一见到解放军前来救灾竟然会激动得流泪。这些因素的作用，才使得危机传播中出现的一些棘手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