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落四：刘玉安老师带陶先勇去医院看病
段落内容简介：这个段落是刘玉安老师在镜头里第一次带陶先勇去医院看病，编导者设计了一个巧合，陶先勇和母亲及老师在去医院的途中去了一趟学校，看他们过去作的壁画。之后老师带着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陶先勇身上的瘤体成倍增大。
1.巧合的设置
在这个段落里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去医院的路上，看壁画，唱歌，看病。清楚了这四个段落，可以对它们做逻辑上的分析。从这四件事情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部分，一是看壁画，一是看病。这两个部分在节目中的逻辑顺序有问题。这个逻辑问题就是巧合的使用，编辑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巧合要找到事实上的根据，不能自已随便杜撰或设置，即使片子结构需要也一定要符合生活逻辑。巧合是指恰好吻合，正巧一致，它的本意是指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偶然性的事情，而不是常态性的。电视节目中的巧合，如果这个偶然性没有设置好，就可能让观众认为是编导人为设置出来的，而不是生活中的偶然。在电视节目中巧合设置重要的一点是要制造出符合生活逻辑的“意外”来，如果所有事情都在预料之中，那么巧合设置就没有了意义。“意外”是什么？意外是指观众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无法获得的，巧合设置有了意外，就有了矛盾或悬念，可以推进故事的发展。在这个段落里“看壁画”段落必须跟在“看病”段落的结论出来以后，因为只有有了看病的结论，观众才会从心里接受孩子去看壁画的举动。如果这样设置了，无论这个学校是否在他们去医院或从医院回来的路上，都不重要了
。而且看壁画是一个情绪宣泄段落，更重要的是之前的铺垫。它不是叙事段落，因为事情很简单，结果都是能想象得到的。关键是设置看壁画的依据是什么？本段选择出了家门就去看壁画显然不合一般的生活逻辑，老师带他看了那么多次病都没有去看壁画，而这次一有记者跟着他们就去看壁画，总有些让观众觉得别扭，似乎是编导者安排他们去的。即使生活中就是这种巧合，当时老师带他们去看壁画，编导者在后期结构片子的时候也不能这么处理，完全按照生活流程编辑，仍然要找到看壁画的理由。这个地方巧合的依据在于学生看病之后的结论：瘤体成倍增大。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无论是学生提出要去看壁画，还是老师提出带他去看壁画，抑或是编导者主动提出带他们去看壁画，无论这个学校是否顺路都无所谓了，因为这可能是一个病人在病情恶化时的一个心愿，哪怕一个铁石心肠的观众也会同意的，这正是巧合的最好依据。所以这个段落巧合的依据不在于叙述中用了学校正好在去医院的路上的内容或说法，而在于孩子病重，只要找到了这个理由，段落才能成立，结构也就顺其自然地梳理清楚了。所以材料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不能就事论事地跟着生活流程走。
2.细节的丢失
细节需要发现，但如果拍摄者在现场感觉到或发现了一个细节，却没有及时捕捉到，那这些细节对节目的拍摄和编辑来说便毫无用处了。这是本片拍摄过程中的另外一种疏忽：细节的丢失。拍摄者从生活中发现细节需要机会和眼光，同样能否捕捉到细节也需要编导的功力。
先来分析这个段落拍摄之前被拍摄对象的心理状态，无论是巧合还是编导的设计，此时老师、陶先勇及母亲来到了师生一起创作的壁画前，此时三个人的心态是否完全一致？其实从镜头里观众就会发现一些细节，当镜头的前景是老师和学生在看壁画的时候，陶先勇的母亲却拿着手绢在后景里悄悄地擦眼泪，这个镜头只是一扫而过，拍摄者没有注意捕捉这个情感的细节。并不是说一定要拍到人在哭就是有细节，没有哭就没有细节，关键是此时为何会哭。在这个以陶先勇为原型的牵马人的壁画前，老师刘玉安、学生陶先勇及母亲三个人面对记录着过去、记录着回忆的壁画，心态完全不一样。很难说出每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但如果拍摄者抓住了三个人不同的心态，就会观察到三个人在壁画前的不同反应，从不同的反应里去捕捉反应内心的动作，这个段落的拍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而如果把这个段落定位在一个很生活化的流程，拍摄者就会去追问一些在观众看起来很多余的话。所以一个电视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首先是一个观察者，然后才是一个判断者。创作者首先要学会观察生活。学会观察生活，才可能从鲜活的生活中去判断哪些是与自己的拍摄内容有关，应该去记录的，哪些是与自己的拍摄内容无关，需要舍弃的。
看壁画这个段落里细节丢失的原因主要是：编导者关注的是事件的过程，而没有关注到人，更没有关注到人的情感。如果能够从人物情感出发，可能会改变拍摄方式，比如是否要采访？母亲为何流泪？老师看到壁画到底是什么反应？孩子又是如何反应的？因为带有摆拍的成分在里面，镜头里人物的表情显得有些呆板，面对此情此景，观众会想什么？会做什么呢？
3.采访问题的设计
看壁画这个段落中，记者在现场有几个提问。前面已经分析了这个段落里是否有必要用采访的形式表现，既然拍摄者没有按照分析的方式把这个段落作为一个情绪段落处理，而是作为一个叙事段落处理，那么叙事就得有冲突。这里采访问了两个内容：一是问母亲壁画像不像陶先勇？二是问陶先勇看到壁画是否想起了过去在一起的日子等。这些问题的信息是什么呢？从这里不难看出拍摄者比较强的诱导性，这恰恰是过去专题片中“主题先行”方式的典型表现，拍摄者事先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在心目中，拍摄中有意无意地诱导或引导被拍摄者往自己需要的那个方向走。这么处理的最终结果就是让那些被拍摄者变成“演员”，失去了生活的场景，失去了他们生活的鲜活，也失去了记录的意义。
并不是说采访这种方式不能用，而是说拍摄者到底应该问什么或者哪些问题是观众此时最关心的。一般情况下，纪实采访中应该回避的几种提问题的方式：
（1）明知故问；
（2）少问对方可能回答“是”与“不是”的问题；
（3）不要“诱供”。
之所以出现“诱供”：一是提问者本身对内容的设计有问题，二是提问者对问题的设置有问题，三是细节的丢失，没话找话。所以分析清楚被拍摄者的心态才有可能完成镜头的拍摄，被拍摄者的心态把握好了，节目的节奏才可能体现出来。
段落五：刘玉安和陶家人给陶先勇过生日
段落内容简介：在这个段落里，陶先勇的生日到了，刘玉安买了生日蛋糕，并为陶先勇配了眼镜祝贺生日，而陶家人则用北方农村人最隆重、最质朴的方式为陶先勇过生日——包饺子。段落结束时陶先勇面对大家、面对镜头给自己也给大家许了个愿。
1.材料分析与编辑结构
由于陶先勇的病情不断恶化，无论老师刘玉安还是陶先勇的家人，对陶先勇的关心从没间断。陶先勇的这个生日对刘玉安和陶家人是既轻松又沉重的，刘玉安是城里人，所以他选择了城里人过生日的方式——送生日蛋糕，而陶家人由于陶先勇看病已经负债累累，不大可能用什么奢华的方式，再加上当时、当地农村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方式。于是一个集时尚、乡土味十足过生日的方式就这么巧妙地被生活结合在一起，这个段落中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叙事结构，二是生活流程与电视情节的关系。
首先讨论结构问题，创作者在思考一个片子结构的同时，要考虑段落的结构。一个节目是由若干个段落完成的，如果编导者对一个段落的结构考虑不清楚，那么整个片子结构也未必很清楚。在这个段落中，生活已经很好地结构了两个时空，一个是刘玉安老师为学生的生日奔忙的时间和空间——买蛋糕等活动，另外一个是陶家人为陶先勇生日而忙碌的时间和空间。无论这两个时空是不是在同一时间点拍摄完成，在编辑结构时若采用平行或交叉蒙太奇的方式，而不是单纯以生活中的时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片子的结构上就有可能讲究一些，脱离生活流程的记录，或者说在这个段落里需要创作者使用一定的编辑技巧来处理。
二是生活流程与电视情节的关系。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不等同于生活，一个电视节目尤其是非剧情类节目的情节肯定源于生活，但又不能是生活的简单复制。生活中的矛盾很难具有戏剧性，创作者在分解镜头时原则上应该既遵循生活流程，因为这是叙事的基本要求，毕竟生活流程是电视叙事载体。但又不能原封不动地忠实，需要对生活流程加以提炼、加工，将其上升到有一定戏剧冲突的层面。拍摄中需要拍摄者不完全拘泥于生活流程，有重点地记录细节段落，有意识地回避掉一些生活过程，编辑时如果有必要甚至要打破生活流程。生活流程感与生活流程是不完全对等的，电视节目中观众需要的是生活流程感而不是生活流程，电视观众需要从屏幕上获得的是与其在生活中的体验感一致的屏幕故事，并不追求生活在屏幕上的“重演”。生活很多时候是琐碎的，而电视是将生活精练了的“再现”，所以电视节目中需要的一些“点”要一个个地放大，那些不需要的生活琐碎则一笔带过，甚至视而不见。
不管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还是电视创作的一般关系，生活流程是不等于电视情节的。创作者需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这个段落里，观众之所以有记流水账的感觉，还因为解说词的表述方式有问题。电视解说词的创作与其他的文字创作一样，是一个文无定法的创作过程，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一般意义上，解说词的写作需要创作者既有对过程、细节的描述，又不能简单地以描述这个过程为终极目标，或者说既要有对所拍摄事件、人物的细节描述，还得有能够跳出具体事件的叙述、观察能力。一个片子要将事件做厚、做得有纵深感，观众才可能觉得有内容。这里所说的“厚”和“纵深感”是两个描述性的词，具体来说，做一个人物或事件时，不能简单地对某个具体事情做无限制的描述，而需要将其因果、来龙去脉等内容补充进来。这些内容往往是纪实手段解决不了的，电视摄像机只擅长拍摄此时此刻而不擅长那时那刻，退一步讲，即使能够将彼时彼刻记录下来，叙事时也不能是完整的表现，而要根据叙事的需要把内容做“厚”、做得有“纵深感”。这个段落里，买蛋糕和送蛋糕到家，解说词如果以“陶先勇从来没有吃过蛋糕，这是第一个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之类的意思表达陶先勇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状态，并且表达师生情感。以此对观众的情绪形成一个冲击，因为前面所发生的事情，用镜头未必能够表现，解说词正好弥补了这一部分，电视不同手段的综合运用再次得到了体现。
2.熟悉采访对象——寻找拍摄对象对观众的亲和力
非剧情类节目拍摄之前，有一个比较复杂繁琐的过程，这就是对拍摄对象的挑选，目前在所有媒体里，只有电视对被拍摄对象有形象、表达、语言等方面的要求。被拍摄者要直接面对电视观众，被拍摄者不仅是最终的表达者，而且由于电视拍摄的复杂性，被拍摄者在镜头前的心理状态和平常的心理状态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因此，选择被拍摄对象对节目有很重要的影响。
影响被拍摄者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拍摄者对被拍摄者的主观影响，即采用异化了的摆拍方式。所谓摆拍就是拍摄者在现场对被拍摄者进行摆布与导演，拍摄者出于自己主观判断来设定某种需要。摆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拍摄者的思维，比如主题思想表达、人物情态表现；二是拍摄现场涉及到拍摄画面或声音的拾取等方面时，对客观事实进行一种人为影响，采用设计、调度、整理以及改造等手法，对被拍摄对象进行局部或全部干预。这种摆拍手法的弊端在于拍摄者直接地进入了客观事实发生的内部，直接地参与到了被拍摄者的活动过程中。由于拍摄者对事件的发展变化施加了影响，其所拍摄的图像已非事实的本来面目，破坏了电视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
除了拍摄者的这种主观故意影响外，拍摄现场或拍摄过程中对被拍摄者影响的第二个因素不大为人所注意，它是一种潜在影响，即电视的拍摄活动对被拍摄事实、被拍摄者所产生的客观性影响。这里所谓的客观性影响，是指这种影响并非出于电视拍摄者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于电视拍摄行为本身对事实或被拍摄者造成的影响与干扰。在拍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拍摄现场以下几个因素的出现造成了客观性影响：摄像机、照相机、摄影照明光源等影像拍摄器材以及拍摄者及其拍摄行为本身。拍摄者、摄影器材以及拍摄行为，在事实发生的过程中在现场直接暴露，被拍摄对象直接面对摄像机，对客观事实本身形成环境的干扰，摄影器材和拍摄者对被拍摄对象又造成了环境的侵略；另一方面，摄影器材及拍摄者所处的强势地位以及它所象征的那个机构所形成的强大社会舆论，对被拍摄对象造成心理与精神上的影响，被拍摄者将被暴露在千千万万社会公众眼前，这种影响意义非同一般。所以每次拍摄，被拍摄对象都处于一种非常处境，即使拍摄者不对被拍摄对象做出主观的有意干涉，拍摄行为本身也会影响事实的发展变化。
如何消除被拍摄者的这种负面心理影响，正常情况下，拍摄者应该杜绝摆拍行为。对于客观性影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无法回避的，一方面要做好被拍摄对象的自我心理调节，另外一方面拍摄者要从心理上减少这些方面对被拍摄者的影响，将影响程度降到最低。调节方式多种多样，与每个创作者的社会交往能力等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