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加都、斯普拉夫肯、沃特金斯（Gadow，Sprafkin&；Watkins）在特殊儿童中开设批判性观看技能课程，即“通过媒介意识提高社会技能课程”，同时也在有代表性的幼儿园和小学二年级学生中加以实施。他们发现，电视知识的增加并没有导致小学生看待角色之真实性和攻击性的态度以及信仰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电视的攻击行为是真的，被攻击者的确受伤了，并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而初中学生能够识别和理解这是一种幻觉，即使没有指导，他们也能准确地指认出攻击行为。有意思的是，两组学生在理解卡通片方面存在困难，并且把真实生活中的人的特征如拥有一所房子或有钱，去赋予卡通中的人物。六年级学生的测试则表明他们已经从课程中获得了大部分的知识。很明显，年龄的增加，与媒介接触生活经验的积累，使学生的媒介认知水平发生了变化。
1997年，有学者进行了媒介素养与低龄学生的研究。奥斯汀和约翰逊（Austin&；Johnson）在三年级学生中进行了“酒”的媒介素养实验，意在考察儿童对“酒广告”的知觉、“酒标准”以及对“酒”的态度及行为。这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借以发现在两种水平上媒介训练的效果如何，训练将导致即时的和延迟的两种效果。即时效果包括更好地理解广告中的说服意图，结果发现，他们认为广告中的代言人更加不可信，而且更加不愿像他们那样，降低了“喝酒”的欲望，同时降低了选择某种含“酒精”饮品的可能性。训练还发现对女生产生的效果比男生更好，尤其是在使用“烈性酒”实验时效果更好。
在媒介教育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媒介组织不遗余力地从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意在使未成年人更多地接触和使用媒介。至今，壹频道电视网（Channel One Network）在其新闻频道已15年播出媒介教育的相关新闻，通过卫星向全美1.2万所中等学校传送节目，到达近800万学生和40万教育者，其中每天的12分钟新闻是直接进入课堂教学的。而且，该组织还通过其网站提供相关教育资源。这是美国覆盖面较广、影响也较大的项目之一。
综合分析媒介教育的实践，学者朱迪斯·凡·艾芙娃（Judith Van Evra）总结出绝大多数媒介教育之目的：
·提升儿童对不同类型节目的理解、节目是如何制作出来以及有关技术方面的内容如特技等。
·帮助他们分析广告和说服技巧以及怎样影响了购买行为。
·帮助他们比较来自客观世界的信息在不同媒介中是如何被表现的。
·使他们得知媒介暴力对客观世界中攻击行为存有潜在的影响以及对其他的行为、情感、学术进步和自我认同的影响。
·帮助他们从媒介中获得益处。
·帮助他们理解媒介如何表现和影响社会事件。
·帮助他们获得媒介正面策略和步骤。
显而易见的是，如上内容体现了模式中“赋权”的内涵。
第二节中国“辨析—发展模式”建构
事实上，在某种范式的内在规定性下，可以出现多种媒介教育模式。譬如，按照学者亚历山大·菲得罗夫的总结，俄罗斯媒介教育存在三种模式：教育—信息模式、教育—道德模式和发展模式。考查多元模式的形成有两个维度：一是纵向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横向的地域特征。基于中国媒介教育的“融合范式”，加上中国地域广阔，二元结构的城乡居民所处的媒介、文化、教育等巨大环境差异，单一的模式显然并不能适应各地的现状、需求与发展，中国应当发展多种具有地域文化、传播特色或教育特色的模式。
正如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一样，在国家课程比例日趋减少的同时，积极扩大地方课程以及校本课程比例，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的人本特征。基于此，我们提出并深入探讨的“辨析—发展模式”，也只作为可能的选择之一。
一、“辨析”理念的由来
学者欧阳宏生等人认为，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经济、文化与传播等各方面的发展在两种相反的方向上交错进行：就某一国家或地区来看，一种方向是由外向内的过程，即本土化（Localization）；另一种方向是由内向外的过程，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为此，一个新概念由此而生，也即球土化（Glocalization）。在球土化时代，国家的独立意味着：不仅仅是疆域的独立，政治的独立，还有经济的独立和文化的独立，然而，主要由发达国家推动的全球化运动，日益使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变得模糊起来。
1.“辨析”复杂的文化环境
球土化带来史无前例的世界大融合与大碰撞。在政治、经济、文化、传播、教育各个领域，区域市场也成为了国际市场，区域的变化也可能引起全球性变化，全球性变化更是触发区域性变化。民族文化在全球性传播中既受到来自文化强势国家或地区的强烈冲击，同时，也有了使自身走向世界的机会。在全球文化同质化的同时，异质文化也在不断产生和成长。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本模式提出的全球社会文化信息流动环境。
进入球土化时代，民族或国家是以文化为根本特征来划分和相互识别的。全球区域之间的各种冲突与异质文化的“入侵”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是每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容回避的问题。信息时代的媒介既是一种产业，又是文化传播最为有效的通道之一，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尤其是发达国家得益于先进的技术，使其强势文化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针对文化传播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其中，“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是影响较大的一种理论。
“媒介帝国主义”开始于19世纪末对殖民地的大争夺。“帝国主义”这个词意味着实际的领土征服，被征服的区域甚至宣布独立的国家依然形成了对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依附，而依附意味着尽管表面上有主权但经济上受控制。进入信息化时代，对土地的占领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托马斯·麦克菲尔（Thomas Mcphail）曾形象地合成了“电子殖民主义”的术语。她还总结道，新兴的欠发达国家认为，保持一个独特的、健康的文化，保持作为自治而独立的国家标志的民族权利，追求自己民族认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传播目标，要重于信息自由流通的国际原则。实际上，所谓的国际原则，在以西方媒介为主导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只不过主要是一种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文化信息产品的方式而已。
2.“辨析”媒介文化的发展方向
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流通与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破坏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如同保护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人类的多元文化也需要进行认真的辨析、保护与发展。
相对于西方媒介文化传播，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本土媒介文化传播仍会处于弱势地位。在如此的境地中，中国媒介教育如何发挥作用？面对球土化的现实，媒介教育又该如何应对？这是媒介教育研究者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遵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西方文化加以同化，融合进自身的肌体，这也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有学者指出，这种观念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已经难以奏效。由于中西方文化势力对比悬殊，“希望将西方文化改造为中国文化，这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其实质是文化防守而不是文化建设。”比照媒介教育的研究理论与思路，也即是采取早期的“保护主义”之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保护主义”是对国家文化的“闭关”及个体文化发展通道的“隔离”。前已述及，“保护主义”不仅在国外已没有了市场，我们认为在中国亦不可行。那么，采取开放的姿态，“把问题细化，清楚地分辨出文化需求和触发这些需求的刺激因素所达到的全球化或本土化程度如何，进而将各种因素按照不可或缺（模块）和可选择（模块）进行调适并加以重构，既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又保证文化的创造弹性。”欧阳宏生等人的这段文字基本表达了媒介教育“融合”范式规定性下所采取之模式应有的理念。
二、“发展”理念剖析
当今世界各国，关注人的发展渐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中国长期形成的教育传统中，一直比较注重集体意识的培养，忽视个体的差异、个体能力的发展和独立人格的形成，而应试教育的结果更易使受教育者成为“知识的容器”。这与媒介教育的根本理念存在较大的差异。
1.“发展”整体素质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媒介产业发展当然也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就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实现素质的全面提高。中国20多年的素质教育探索，的确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离根本性的转变还有很大差距。刘家丰提出，素养教育向学生提供的只能是“基本素养”，是“为人生做准备”，而不是职业素养或专业素养；是让学生拥有“一般学识”，而不是成为某一专门领域的专家或某一行业的行家。
显然，媒介教育的“发展”理念同样也应是基于上述诉求，这与素质教育目标是吻合的。媒介教育不是培养未来的记者、编辑；也不是为了将来做准备。处在媒介世界中的受教育者，也是媒介使用者，他们无时不在对媒介信息做出即时的判断与选择，正如社会化过程一样，其媒介素养的提高，应当从幼年到成年，贯穿一生。
2.“发展”和谐的“人—媒”关系
我们发现，当今的“人—媒”关系大致存在三种形态：
对立关系——人们认为媒介是强势的，对人的作用强大，尤其是关心其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媒介教育以提升人的抵抗力。
对话关系——媒介内容良莠不齐，通过媒介教育可使人们辨别媒介内容的“高雅”和“低俗”。
融合关系——人们与媒介平等相处，既对媒介有依赖，获取知识和信息、得到审美体验；又借助媒介表达和发展自身。
显而易见的是，第三种形态当是人们所追求的和谐目标。
媒介教育发展理念的树立，不仅要有益于自身发展，而且也要有利于媒介发展，毕竟媒介已成为人们生存的重要环境，保护媒介环境也应像保护自然环境一样得到重视。
媒介教育在各国存在不同的模式，文化传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模式既可以是从媒介教育的实践中总结出来，也可以事先进行规划与设计，作为一种理论指导媒介教育实践，尤其是媒介教育的后发展国家，可以借鉴先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理论促进本国媒介教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