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CTL模型的内涵
在本书中，核心内容模型是指媒介教育内容的简要表现方式。根据相关国家提出的有关媒介教育理论，经过消化吸收，我们首次提出了CTL模型，CTL模型是针对中国的媒介环境和教育环境而提出的，体现了中国媒介教育所应当遵循的“融合”范式。本模型有着深刻的内涵，具体的媒介教育内容目标和内容设计可基于此模型进行推演。
中国媒介教育内容设计应在中国先进文化的背景下或基于中国先进文化进行，既不囿于中国传统文化，也不照搬西方文化。
何谓中国先进文化？首先必须定义中国文化。参照《中国先进文化论》中的界定，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传承和遵循的一整套价值—符号体系，包括共同的知识、情感、伦理和信仰等，以及它们的物质表现形态”。中国先进文化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认为，先进文化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时间层面，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结合发展的文化。二是空间层面，也就是中华民族与世界交融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财富，是西方文明所不能企及的。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结合现代文明并加以发扬传承才能既焕发传统文化的生机，又能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侵蚀，也才能真正地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在上述的“交融”和“结合”中，文化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和发展，从而持续保持其先进性。因此，媒介教育课程规划要基于先进文化而进行。
文化的分类方式有多种多样。一般分为国家文化和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主要包括商业文化、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显然，媒介文化属于大众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媒介文化中人们较多关注的是审美文化。我们认为，按照社会阶层，文化还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文化，其一是主流文化，是指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教育目标所规定的价值追求和标准；其二是以大众媒介文化为主的通俗文化，为媒介使用者提供知识、信息和休闲娱乐；其三是社会阶层中存在的亚文化，如家庭、社区、团体、企业、邻里、学校班级文化等。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较大，城乡差异明显，媒介接触行为各异，因此，全国统一的媒介教育课程目标和标准并不太可行，在进行课程设计时上述因素都要纳入视野。
有学者针对媒介文化研究的实践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审美文化当中，虽然存在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但人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近20年来发展极为迅猛，它不但在其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过了任何其他文化，而且还在以各种‘文化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大众文化以各种方式利用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为适合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这样的例子在影视及网络媒介中可谓不胜枚举。譬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网络版《大话西游》等等，理所当然地受到学者们的猛烈抨击。
按照符号学理论，能指和所指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换言之，分析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这就是内容模型中“文化”的意义。以2004年12月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耐克”鞋“恐惧斗室”电视广告为例。广告中男主角是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他击败的对手大都是中国人的动画形象，也即使用了“龙”、“飞天形象”等“中国元素”涉嫌“侮辱中国”，许多观众看后感觉非常不舒服，认为受到了歧视，并表示了强烈不满。此事引起国家广电总局高度重视，并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停播，而“耐克”公司则辩称广告创意者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意思，主创人员中还有中国人，广告要表达的是青年直面恐惧，勇往直前的精神国家广电总局：《关于立即停止播放“恐惧斗室”广告片的通知》：2004年12月3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中央电视台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播放“恐惧斗室”广告片的通知》，《通知》指出，近来，一个名为“恐惧斗室”的耐克篮球鞋广告片，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不满。经审看，该广告违反了《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广播电视广告应当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尊重祖国传统文化”和第七条“不得含有……亵渎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的规定。因此请速通知所辖各级播出机构立即停播此广告。同时，要健全广告内容审查制度，坚决杜绝一切不良广告的播放。也许广告创意者并无恶意，然而，很显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如此的广告形象一定会引发这样的解读结果，因为，“龙图腾”和“飞天形象”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和“美神”的象征，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曲解和滥用，否则，必然会导致中国人的强烈抵触。
2.T代表“理念”（Thinking）
我们认为，所谓理念，也即媒介教育能够使媒介使用者形成何种概念、观念及思维方式，理念包括主流意识、批判性思维、建设性表达，当然，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理念，但这三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理念。
1）主流意识
主流意识似乎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我们认为，媒介教育中所要诉诸的主流意识即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群众意识、大局意识，涉及到意识形态中主流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媒介内容中均存在意识形态的导向，但剖析其意识形态，并与主流意识相比较是媒介教育课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分析媒介内容中的“男女平等”、“人权观念”等，这也是西方国家媒介教育所极力推崇的。在前已述及的加拿大媒介教育中的“关键概念”中就有“媒介建构现实”、“媒介包含意识和价值信息”、“媒介具有社会及政治暗示”等均属于此类分析。但是，这种分析是在国家主流意识的主导下进行的，而不是简单地在西方理论和方法指导下进行的。譬如，可以分析电视节目的“庸俗化”、“戏说风”等；否则，若在分析过程中产生了与主流意识的偏差甚至是误导，则失去了媒介教育的本意。再如，著名球员姚明是“娱乐明星”还是“劳动模范”，2005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著名跨栏运动员刘翔夺冠的事迹能否进入小学课本，也引发了人们的争论。可以预见，类似的争议话题还会上演。两位体育明星成为全国劳模，证明主流意识占据了上风，引领了社会的意识形态走向。西方的体育明星是娱乐业的“摇钱树”，而在中国，成为社会敬仰与学习的劳动模范，而且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折射出转型期社会信仰和价值观重构这类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与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
2）批判性思维
根据前面的阐述，批判性思维意识在许多方面都有关涉，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也存在文艺批评、电视批评等。中国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思想来源于西方，但在应用领域，实际上东西方是有差异的。在中国，批评性研究与应用更多地是专家学者在学术领域中的活动，并没有较多地进入学校课程教育中。分析我国出版发行的众多教育学理论著作，虽然在涉及素质教育时会阐述主动性学习问题，但基本上没有提出“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可以说“批判性思维”是欠缺的，甚至是“严重缺失”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举一反三”，“学而不思则罔”等观点均可认为是批判性思维的萌芽或表现，这是中国媒介教育理论建构中的可资借鉴的理论思想源泉。
根据中国当下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在开展媒介教育过程中，媒介分析应符合媒介制度要求，符合国家法律有关规定，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理论。譬如，中国传播媒介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喉舌，这与西方国家的媒介属性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媒介教育停留在仅仅是对媒介宣传工具的认识层面。批判性思维培养是提升主体性和调适“人—媒”关系的重要一环，可使媒介使用者具备理性地辨析媒介世界的能力和技巧，掌握、分析媒介主题与“潜台词”的技能等。
3）建设性表达
建设性表达也可以说是理性的表达，是指媒介教育课程中主体的行动，是“人—媒”互动的重要方面。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媒介教育课程中大多止于对媒介内容解构或解读的过程，较少关注或涉及其后的建构过程。换言之，引入课程中的媒介内容仅仅作为一种“文本”被剖析，得出结论即结束了媒介教育过程。实际上，这是不够的。媒介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树立”或“加强”人的主体性，那么，“建设性表达”便成为必不可少的过程。
在中国，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产业，越来越显现出其在文化生态建设和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媒介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依赖于媒介使用者的选择、参与和影响，这既是媒介使用者的权利，同时也是媒介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处在发展中的青少年儿童更应该成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因此，“社会应尽量让儿童达到最大程度的参与，使儿童在参与过程中，不断形成自己的意见，提高参与社会、家庭、文化生活的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表达”增加了“建设性”，强调了媒介使用者在利用媒介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而须遵守两个原则：一是应当有利于媒介使用者的自身健康发展，二是要在“文化”和“主流意识”的框架内进行，否则，便可能不具有“建设性”（也可能为破坏性）而失去了表达权利的本意。事实上，上述三种理念不是可割裂的，而应当被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3.L代表“语言”（Language）
众所周知，无论是印刷媒介还是电子媒介均有其自身的“语言”。除了包括人类的自然语言（口语和书面语）外，大众媒介均有其独特的媒介“语言”。媒介语言即媒介所使用的各种“符号”及其构成的复杂系统。譬如：报纸的版式设计、字体、字号、色彩、图片、符号等的搭配使用，显性与隐性广告，报纸的发行与营销方式等；电台的时段划分、板块设计、栏目设计、语言、音乐、音效的组合和编排等；影视的语言：镜头（近与远、动与静等）、句子（前进与后退等）、蒙太奇（结构方式等），眼花缭乱的特技、音乐、音效运用与技巧、声画对位与错位编辑等等；互联网的语言：文字（大与小、色彩等）、图片与图像（静与动等）、Flash、Hypertext、搜索引擎等等。
媒介是通过其独有的“语言”建构现实的。“文化”和“理念”均是通过这些语言而体现的。因此掌握分析和应用媒介所特有的语言，是媒介教育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