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准备8月中旬前往巴尔的摩，我知道她这一走，我们就没时间一起买结婚礼服和饰品了。于是7月间，纯如和我去婚礼用品店选好了礼服和所有必需品，包括伴娘礼服、鞋子、头纱等等。我们效率很高，只不过花了一个下午就买好了绝大多数东西。
我们一起买礼服的时候，纯如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好像有点儿速战速决的意思。纯如从来都不喜欢购物，但我觉得这毕竟是为了她自己的婚礼啊。结果是我反而比她本人更关心这场婚礼。我感觉那时候，纯如一心想着自己的事业，而且满心期待接下来的巴尔的摩之旅。能在一所东海岸名校就读令她兴奋。对她来说，婚礼的事越快解决越好，这样她才能迈步追寻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或许婚礼仪式在她心中不过是个形式罢了。对纯如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两个人对未来期待和共同梦想的相互承诺。
纯如告诉我，她不想像大学里的其他女孩子那样在谈恋爱上浪费时间。她1988年认识布瑞特，那时她只有20岁。他们从那之后一直在一起。纯如有许多男性朋友，但都是学业上或工作上的朋友。从她认识布瑞特之后，就我所知，她再没和别人约会过。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纯如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从她描述的那些异性追求者对她的赞美之词来看，纯如很清楚自己的美貌，但她并不真的关心自己的外貌。事实上，她更关心自己一生中是否能够有所成就。她的人生价值同芸芸众生有很大不同。
8月11日，纯如把自己的东西从法语学生宿舍搬回家。8月13日，绍进和我帮纯如把她的行李箱、结实的苹果II电脑、书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放进汽车后备箱，载她前往巴尔的摩。我妹妹菁菁住在马里兰州的波托马克，离巴尔的摩不远。我们先拜访了菁菁的家，然后在8月15日那天把纯如的东西搬进她的宿舍霍姆伍德大楼（Homewood Apartment）。在宿舍里刚一安顿下来，布瑞特就从圣巴巴拉打来电话。他也刚刚搬到圣巴巴拉，找到了一套公寓，和3个女孩合住。3个女孩？我有点吃惊。但纯如说我过分担心了。事实上，我太老派，跟不上这个年龄的年轻人的想法。当我1962年做研究生的时候，据我所知，还没有男女混住宿舍这回事，更不要说是男生和女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了。
我们为纯如买了一些必需的家具，认识了她的室友，一个很不错的美籍华裔女孩，之后便游览校园。纯如带我们去看了巴尔的摩湾区。5月间，她曾来巴尔的摩接受学校面试，因此比我们更熟悉这里。她甚至还带我们去了一家港口附近的著名餐馆品尝一种当地独有的海鲜菜肴。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欣赏海湾的美景。我们祝纯如一切顺利，然后第二天离开巴尔的摩。纯如就开始独自追寻自己的梦想了！
离开巴尔的摩没多久，纯如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她感到孤独，非常想家。毕竟，这是她第一次离家这么远。1990年8月27日，我们分别10天后，她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描述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活和对周围的观感：
亲爱的妈妈、爸爸：
很抱歉昨晚在电话里哭了，弄得那么感伤，但我很孤独。
事实上，我自己在这儿时常还是挺开心的。我很自由，可以全身心投入到阅读中去。在过去的几天里，我看完了一本1981年度短篇小说选里的将近30篇小说，还有几部尤金·奥尼尔的话剧，约翰·麦克菲（《纽约客》杂志的著名撰稿人）的几篇非虚构作品，一本关于某个黑人喜剧演员和人权斗士的自传，麦迪逊·贝尔（Madison Smart Bell）写的《沉默岁月》（The Year of Silence），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的《女作家》（Woman Writer），约翰·巴思（John Barth）的《迷失在游乐园中》（Lost in the Funhouse），卡夫卡、赛珍珠、厄普代克、卡波特、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杰克·伦敦的《白牙》，（White Fang），蒂娜·豪（Tina Howe）的4部戏剧（她明年春天将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贝奥武夫》（Beowulf，最古老的英语史诗），还有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每天一睁眼我就开始看书，做家务，学法文。我觉得我的室友可能担心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待太久了。偶尔她会敲我的门，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我得承认，从霍普金斯图书馆借书（而且可以一借就是4个月！）是个令我激动的体验。我还光顾了本地的二手书店，花了不到10美元就买了一堆经典名著。你在书店里有没有过那种极度兴奋的感觉，就好像小冰粒儿噼噼啪啪的打在腿上，一股寒气生自体内，弥漫全身，仿佛几万只小蚂蚁在皮肤上爬过，几乎忍不住要跪下来？其他人一定也有过类似感受……（我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一个！）一定有其他人，比如说经营这家书店的夫妇两个。我喜欢和这家旧书店的老板聊天！他们和我认识的别的人不一样（那些人除了都市小说和爱情喜剧之外什么都不看），这些经营书店的人和英语文学教授一样博览群书。
他们可能读过你能举得上名字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本书，在你走出书店之前，他们会向你推荐至少十本另外的读物。他们总是好奇心很强，胸怀宽广，关心政治，见解独特。我跟柜台后面的年轻人打听，是否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编辑的《1989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卖，他马上兴奋起来，问我有没有读过阿特伍德写的《女仆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我回答说是，然后突然间他就在书店里狂奔起来，喊着说，他喜欢阿特伍德的《猫眼》（Cat’s Eye），这是一本必读之作。接下来，另外的一位店主，一个40多岁的犹太妇女开始问我是否喜欢女性文学——我回答说是，然后她就跑到下面的书架去，回来时手上拿着本毛泽东著作。她说她是60年代女权运动中的一员，在旧金山，一些大的女性活动中心都以毛泽东的著作作为教材。“那时候每个我认识的女权主义者都读毛泽东的著作——这是必修课！”
接下来，纯如继续描述巴尔的摩的人和街景：
另外，我得承认，巴尔的摩人比芝加哥人和气多了。有时候，当我走过一条两旁都是联排公寓的街道，感觉就像又回到香槟-厄巴纳一样。郊区的住宅看上去几乎没什么不同，除了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每个街区都被树木、草坪和灌木丛包围。街道宁静得有时甚至有点吓人。有时候桑德拉和我走过一个街区，一个人、一辆车、一只猫都看不见。好像人们一夜之间都死光了，只剩下了房屋。
巴尔的摩的阶级结构令我十分好奇。在我住的地方西边的那个街区的人，说话的方式和住在东边那个街区的人完全不同。如你所知，查尔斯北大街穿过西边的街区，通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园，那里的人们讨论马克斯·韦伯、存在主义和哈勃太空望远镜。而东边的那个街区都是便利店或杂货店，那里的售货员嚼着口香糖，满嘴方言。
在某一点上，三条路交会，形成一个星形的路口。如果你站在正中间，可以看到向下的那条路通向白人高级住宅区，满眼是别墅和玻璃彩窗。而另外一条路通向黑人专业人士的住宅区，你能看到穿西装、打领带的黑人男性和推着婴儿车、衣着得体的黑人女性。不过，还有另外一条路，人行道上满是垃圾，坐着黑人乞丐，房子都是联排组屋，窗户都破破烂烂的。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就这样挨在一起。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纯如观察力敏锐。读她的信总是很令人享受。毫无疑问，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那一年中看了很多经典名著和当代英语文学作品。她就像是一块海绵，尽力吸收各种知识。
写作项目的功课很多，除此之外，作为助教，纯如还得帮忙批阅学生的论文。尽管功课负担如此沉重，纯如告诉我们，她仍在向一些主流杂志提交选题，逐渐积累已发表的片段作品，借此寻找职业机会。
感恩节将近的时候，纯如决定到加利福尼亚看布瑞特。她说她会回家过圣诞节。她的助教奖学金并不够维持生活。当她抱怨起宿舍的伙食很差时，我们立刻给她寄钱去，让她买些健康的食品，以补匮乏。感恩节后，纯如重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她写了一封口气幽默的信给我们，“人们带着感冒回到霍普金斯大学，我只希望我可不要再生病了。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是个挺小心谨慎的人，但约翰·霍普金斯一年到头都有一堆生病的人（或许这是他们医学院特别棒的原因吧）。”
11月的时候，我也感冒了，服用了抗生素氨苄西林（ampicillin）。一个月后，12月3日，我发现自己大便带血。我非常担心，以为自己得了结肠癌。我马上去看医生，进行检测。结果不过是肠道发炎而已，并非肠癌，这让我放下心来。不过，我感觉很疲惫，经常肚子痛，还会腹泻。纯如圣诞节假期从巴尔的摩回家时，我的健康状况并未改善。布瑞特也从圣巴巴拉回到他的家中过圣诞节。1990年圣诞节和1991年元旦，因为我在生病，没法做饭也没法打扫房间。不过尽管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是勉强撑着陪纯如和布瑞特一起去购物，帮他们采购结婚礼物目录上的物品。
圣诞节后的假期里，布瑞特带着纯如回到曼森市的父母家，还去拜访了纯如一直没有见过的祖父母。纯如还去参观了劳恩的课堂，孩子们热情地欢迎她，夸赞她的美貌。纯如感觉劳恩的妈妈得知她并非基督徒时有些疑虑。不过布瑞特向她保证，尽管纯如不是基督徒，但却品德高尚，这使他的外祖母大为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