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纯如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这本书拍成电影。于是，整个6月份，她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电影版权代理人和可能的制片人及导演。每次和有意向的电影制片人及导演见面后，纯如都会跟我们报告进展。但直到那年年底，仍旧一无所获。纯如承认，电影产业和出版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每当纯如试图从写作中脱身出来，放松一下时，看电影仍是她的主要业余爱好。她不仅和布瑞特及朋友们到电影院里看电影，还经常把录影带租回家看。因为痴迷于把《南京大屠杀》改编为电影一事，我们的谈话每次都会转到电影上去。有时候，当提起那些与她的书同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书，比如《完美风暴》和《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都已经被拍成电影时，纯如就会怅然若失。
看了《勇敢的心》和《角斗士》这类电影之后，纯如深受感动。但在另一方面，在看过《罗密欧必死》这部电影后，她对我说，这是她看过的最令人不快的电影之一。她说，这部电影中的美国华人看上去就像是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更糟糕的是，几乎电影中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暴力凶残，甚至邪恶。这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必须有更多的美籍亚裔涉足娱乐领域。
纯如对我说，她的一个朋友是一名华人女演员，曾在电影《喜福会》中扮演角色。她曾向纯如抱怨说，亚洲演员在好莱坞没什么机会。纯如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她的看法：
……关于好莱坞的亚洲演员问题，我深信，除非有更多亚洲人掌控电影工业的财政大权，或是亚洲人自己支持反映他们生活的电影，否则这种现状不会改变。或许华人群体自己也是应该被责备的对象，因为他们不鼓励自己的子女从事演艺事业。我们不仅需要更多亚裔演员、编剧和导演，还需要更多的亚裔制片人、发行商和电影工作室老板。此外，我们还需要一批忠实观众——不管是亚洲人还是别的人——他们得愿意观看和支持那些从多方面反应亚裔角色的电影。只有好莱坞看到用钱体现出来的明确的证据，表明观众群确实存在（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好莱坞才会改变。
纯如对电影和剧本写作的兴趣从未消减，她继续打磨自己的剧本写作技巧。1999年10月，她曾飞往伯班克参加大卫·弗里曼（David Freeman）主持的周末剧本写作课。我很钦佩她的激情，她是个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机会、永远不畏惧挑战的人。
6月底，我们去加州看望了纯如和纯恺。我们很喜欢纯如和布瑞特的新居。房子坐落于圣何塞北部的一个僻静的小区，周围环绕着白松、枫树、梨树和樱桃树。我尤其喜欢它的地理位置，因为这里离一家大型中国超市不远，超市所在的购物中心里也有不少中餐馆。纯如带我们去圣克鲁兹海滩玩了一圈。那是7月4日美国国庆日周末，到处都挤满了人。去圣克鲁兹的路上，纯如带我们去看了去年他们曾经打算购买的那栋洛斯加托斯山上的房子。通往那栋房子的路崎岖狭窄。我对纯如说，住在那儿可能会非常不方便，他们很幸运最终没有买下那栋房子。
与此同时，纯如很失望地发现，她一直没能成功怀孕。她去看了妇产科医生，做了好多次身体检查，想要找出原因所在。所有检查结果都显示，她和布瑞特一切正常。这时候，纯如开始感到失望，越来越困惑。不能成功怀孕和电影项目的挫折对她来说是双重打击。我尽可能地安慰她，对她说，不能生小孩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劝她放松一下。
尽管2000年底，纯如面对所有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没法怀孕，电影版权没卖出去——她还是设法按计划每天写上几页。年底时，她只完成了这本书初稿的一半，但按照原定计划，此时她本应已经将全书的初稿完成。纯如说她感到思路枯竭，不能像自己期望的那样写得那么快。她还抱怨说，这本书的题目“美国华人”过于宽泛，比起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特定具体事件来说，如此宽泛的题目很难下笔。
然而，我觉得，纯如之所以无法按计划完成写作，还有一些在电影和怀孕以外的其他原因，比如参加学术会议和人权集会等等。纯如收到许多来自美国各地的会议邀请。她拒绝了一些，但在某些情况下，她无法说不，比如那些就在加州召开的会议。
2000年，纯如花了大量时间推动参议员戴安娜·费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提出的《日本帝国军队信息披露法案》（Japanese Imperial Army Disclosure Act，也称S.1902参议院提案）。纯如亲自写信给费恩斯坦，将《南京大屠杀》一书寄给她，还给议员的助手打电话。纯如把很多时间花在给议员们写电子邮件上，请求他们在参众两院支持通过这项法案。纯如将这件事视为自己的责任，尽管她日程很紧。
8月3日，纯如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发表演说，敦促每个美籍华人支持费恩斯坦提出的《日本帝国军队信息披露法案》。依据这一法案，所有美国政府档案中有关日本军队的内容都将被解密。
纯如对媒体说，“历史是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看到原始档案，我根本写不出《南京大屠杀》！”她说，“历史真相一旦被公之于众，便有可能改变历史。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的丑陋行径的历史记录会促使未来的政府在犯下类似暴行之前三思而行，尤其是这些政府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被永远烙在耻辱柱上。如果我们不坚持要求披露这些历史记录，我们就是在充当那些当权者的同谋，他们宁愿自己犯下的罪恶永远成为机密。”
纯如提醒人们，“美国民主的精髓在于我们有能力向那些当权者发出质疑和挑战，要求他们为人民负责。作为美国公民，要求被选举出来的官员恪尽职守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应当记住那些曾对重要的立法行为表示支持的政治家，以及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政客。我们不是为他们工作，他们在为我们工作。”
就在这段时间，众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也在众议院提出了一个类似法案（H.R.5056法案）。兰托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二战期间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我们应当竭尽所能让这些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张纯如在她的《南京大屠杀》中出色地揭露了这些罪行中的一桩。我们已经在解密纳粹德国相关历史档案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现在，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确保美国档案馆中与日军暴行有关的档案也公之于众。”纯如对此深感高兴，一听到新闻马上就告诉了我们。
在各方面的帮助以及美国华人社会活动家的推动游说之下，2000年10月，《信息披露法案》终于在参众两院通过。12月26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对于美国华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胜利。
另外一件占用纯如很多时间的事是，多家出版社一直在请纯如为即将面世的新书撰写书封推荐。纯如看书很快，但这仍占用了她大量时间。纯如坚持先把整本书看完，才会动手写推荐，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只不过匆匆扫两眼。
不仅是那些关于亚洲历史和人权问题的书找到纯如写推荐，有时候，甚至还有小说。这让纯如有机会读到各种各样的书，但仍是一件分心的事，虽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分心。当兰登书屋的编辑把吉姆·莱勒的小说《特殊犯人》（The Special Prisoner）拿给纯如，请她写书封推荐时，纯如激动万分。她从小就是看着每晚6点PBS电视台播出的吉姆·莱勒主持的晚间新闻长大的。纯如觉得能为这样一本书撰写推荐，是自己的荣幸。
就在纯如为难以怀孕而郁闷的时候，她应邀为一本出自卡琳·伊文思（Karin Evans）笔下的名为《被遗弃的中国女儿》（The Lost Daughters of China）的书撰写书封推荐。这本书中对中国孤儿和中国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描写令纯如十分伤心。因为中国传统中重男轻女的意识，上百万名婴儿（几乎全部是女婴）被父母遗弃。纯如说，读这本书的时候她忍不住伤心流泪。她向我们表达了她的感伤以及对性别歧视的愤慨。我们甚至讨论，如果她自己没办法生育的话，可以从中国收养一个孩子。但纯如一直从内心深处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孩。
但正是由于书封推荐所引起的一场风波，在那个时候深深伤害了纯如。2000年3月，纯如受邀为一本关于日本皇室的书撰写推荐。事实上，是纯如将这本书的作者推荐给出版商，而这本书也是建立在严谨的学术研究结果之上精心写就的。纯如在书封推荐中对这本书大加赞扬，但最后，她发现，由于另一位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提出抗议，出版社不敢使用纯如所写的书封推荐。一位在东海岸名校任教的教授威胁出版社说，如果他们使用了张纯如所写的书封推荐，他将撤回自己的推荐评语。不仅如此，他还威胁说，他会要求所有其他人收回他们的评语。这位教授的权力相当大，可怜的作者只好恳求出版社，撤回纯如为他写的书封推荐，尽管最开始的时候是纯如帮了他的忙，向出版社推荐了他。
听闻此事，纯如大为愤怒。她对我们说，尽管她对那名作家迫于压力而放弃非常失望，但她对他充满同情。她能理解这名作家的屈服是为了保住自己在日本历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生涯。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另一位教授，纯如表示，她从未见过一位教授居然会如此阴谋地阻碍她的书封推荐评语，就只是因为他不喜欢她这个作家。纯如觉得，这种滥用学术权威的行径是难以接受且不应为出版商所容忍的。我记得纯如发誓说，总有一天她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揭露此事。
自从《南京大屠杀》出版之后，尽管好评不绝于耳，但仍有一些攻击之词。有一次，纯如跟我们提起，在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的英文版中，编辑弗兰克·吉布尼（Frank Gibney）在序言中写道，张纯如“无可救药地夸大了日本的‘恐怖气氛’”。然后，又过了几页，本多胜一写道，“在我1971年的报告文学《中国之旅》中，我追踪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行军路线……我被日本极右势力当成眼中钉，收到了许多恐吓信，这促使我搬了家并将自己的住址和电话保密。直到今日我仍这么做。《文艺春秋》和其他掌控在保守主义的出版社手中的杂志对我的攻击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众所周知，本多胜一总是戴着假发和深色墨镜，以掩饰自己的身份，躲避那些日本右翼政客和活跃分子。纯如很纳闷，吉布尼为什么会这样批评她。
纯如的一些朋友觉得，或是出于嫉妒，或是因为研究经费来自日本，美国一些从事亚洲研究，尤其是日本研究的“学者”合谋诋毁纯如和她的书。事实上，对她的书的那些恶毒攻击（不过相对来说是极少数的）令纯如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恶意针对她。
纷扰难捱的一年过得非常快。对纯如来说，这一年充满失望——没能生一个孩子，电影版权未能成交，书稿也才完成了一半——但她至少促成了《日本帝国军队信息披露法案》的通过，并将继续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绍进和我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退休后，绍进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学物理和材料科学系担任访问教授，在那里执教了半年。我们两个对去香港这件事都很高兴，因为1950年到1951年间，我们曾在那里小住过一段。我们很期待故地重游，重拾回忆，另外也可以游玩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