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还不到一岁半的时候，绍进接受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提供的教职，我们因之举家搬迁。但在新学期开始之前，那年8月，他还要去科罗拉多的博尔德（Boulder）参加一个物理学的专题研讨会。
1969年8月2日，我们跳进我们的第一辆新车——一辆绿色的道奇Dart——一路西行。这辆车购自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交界处的一家汽车代理商行，花了我们2 400美元。因为手头没什么钱，我们只买了最低配置的车型，既没有自动挡，也没有空调。
我们先开到伊大，看一眼校园，另外找个住处。我们看中了一套新的双拼公寓，租了其中一间，买了些二手家具。安顿好这些之后，便继续驶往科罗拉多。我们一路经过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连绵不断的玉米田，直到看见科罗拉多州境内美丽的落基山脉。到了博尔德之后，绍进又和他的物理学家朋友们打成一片。白天的时候，绍进作他的物理学研究，而我边照看纯如边做家务。到了晚上，绍进会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举行非正式的聚会。周末，我们经常带着纯如在附近的山间小道上徒步旅行，一路上两人轮流背着她。我们探索了附近的几座国家公园，当然，少不了最壮观的落基山国家公园。我暗自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余生。
在博尔德举行的研讨会结束后，我们开车返回伊大。17个月的纯如生病了，半路的时候，她发起了高烧。这时候，车里没有空调的坏处就十分明显了。那时是8月底，车内酷热难耐。我们决定将剩下的路程改到晚上走，路上可以凉快些，白天则躲在有空调的汽车旅馆里。那天晚上，我们到了奥马哈附近的一个小镇。时间太晚了，没办法去看医生，但我们想办法打通了一个医生的电话并征求了他的意见。看不到纯如本人，他所能建议的只有尽量让她的体温降下来，而我们已经努力在这样做了。
我对纯如的状况非常担心，于是想要尽早赶回厄巴纳。发着烧的纯如脾气很坏，哭个不停，我想尽办法安慰她，但所能做的其实不过是无助地在一旁看着她受苦。那时候，我突然体会到，30多年前，在中国战时的艰苦岁月里，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生病时，我的父母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在那个没有月亮漆黑一片的8月夜晚，当绍进开车经过艾奥瓦州时，我的思绪居然回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
1940年，我在重庆出生。八年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1940年是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一年。日军袭击珍珠港从而将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是一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
我的父母于1937年逃离南京，同大群难民一道，先是撤到长江边的武汉，然后坐火车到了衡山。他们在衡山待了一阵，因为我母亲即将临产。她当时怀着我的大哥张铮铮，他出生于1938年的大年初六。
1940年，日军占领了华北、华东和华南大部，现在，他们开始轰炸西南各省。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头号轰炸目标。日军飞机日夜轰炸重庆，希望可以迫使中国投降。据我父母回忆，当时每天都会经历一两次空袭。一旦空袭警报响起，每个人都立刻放下手头的事，跑进防空洞。那时候，中国的空中力量薄弱，无力防御领空。20到50架不等的日本轰炸机编队频繁出现在重庆上空，肆意轰炸。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房屋、学校和医院被夷为平地。后来，我的父母向我讲述了他们在轰炸时经历的许多恐怖事件。总是火光四起，成片的房子毁于一旦。父亲眼见横尸遍地，闻到血肉烧焦的味道。母亲见过一个严重烧伤的女人，抱着一个已经烧焦的婴儿，还在试图救活他，全然不顾自己身上仍在燃烧。那些恐怖的景象我的父母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挂在树上或电线上一只手或一条腿的残肢，轰炸后遇难者扭曲变形的尸体。
在我出生前几周，父亲把母亲送到江边的重庆中央医院。他觉得这家医院看起来颇为坚固，母亲在那里会比较安全。几天后，日本人轰炸了那家医院，部分建筑被毁。幸运的是，我母亲被及时转移到了医院的防空洞中。
为了躲避无休无止的轰炸，父亲打算把家搬到附近的山村中去，那里有许多天然的洞穴可以充当防空洞。在那个年代，生活极度艰难。物资严重短缺，尤其是药品，日用品也全都成了奢侈品。日本人轰炸并切断了物资供应线，有限的物资都被用于战争。
就在那时，因为吃了不洁的水和食物，我得了阿米巴痢疾。父母告诉我说，当时我高烧不退且大便带血。如果放在今天，现代药物很容易就可以治好这种病，但在当时，在那种条件之下，这却可能致命。父亲绝望地在重庆各家药店奔走，试图找到所需的药物。几乎是个奇迹，他最终在一家藏在偏僻小巷里的小药店找到了药物，使我得救。
在那个没有月亮的暗夜，我们的车飞快掠过艾奥瓦州的玉米田。我抚摸着纯如的额头，真切地体会到了父母对子女的爱。那是一种牺牲，一种无条件的爱。我终于明白了那种感觉，并为之深深感动。
我们于1969年劳工节前夕抵达厄巴纳，搬进租住的双拼公寓。房子位于香槟城西部。厄巴纳和香槟是一对双子城，紧紧相邻，香槟在厄巴纳西部。（伊利诺伊大学的主校园位于厄巴纳。）
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找工作。我向生物化学系递交了申请。等了两个月后，洛威尔·哈格尔（Lowell Hager）教授打电话给我，说他可以给我一份兼职工作。鉴于当时我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十分理想。11月，我开始做研究助理，当时纯如19个月大。
我到处找保姆。非常幸运，有人把徐太太介绍给我。她的丈夫是在校生，两人有一个和纯如年龄相仿的儿子。每天早晨，我把纯如带到徐太太家中，到晚上再把她接回来。最开始的几天，我们把纯如送去的时候她还会哭，但她渐渐习惯，和徐太太的儿子玩得很好。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解脱。徐太太是个好太太，也是个好妈妈。她对纯如非常好。
有一天，我对徐太太说，我发现纯如最近总喜欢皱着眉头，也不像以前那么爱笑了。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你自己最近笑过吗？”
这个问题让我恍然有所悟。事实上，当时绍进和我在系里都遇到了点麻烦，我们非常不开心。徐太太劝我放松下来，享受生活。从那天开始，我经常望着镜中的自己，练习微笑。当我笑起来的时候，看上去是多么不一样啊！纯如会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的。她会模仿她所看到的一切。
绍进和我那时已经在考虑再生个孩子。1970年2月，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我们俩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绍进忙于教学和研究，还发表了几篇论文。我要兼顾实验室的工作、照顾纯如和打理家务，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不在实验室的时候，买菜做饭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没人帮忙——实际上，我们也雇不起人，因为付给保姆的钱已经占了我们收入的一大部分。
1970年3月，我妈妈在台湾生了场重病，4月，我自己也病了。怀孕，作研究，照顾小孩，这些让我身心俱疲。我迫切需要休息，还要回台湾探望我妈妈。工作了6个月后，我递交辞职申请。我决定当个全职妈妈，专心照顾纯如并等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
就这样，我开始留在家里照顾纯如。她非常开心，我也很开心。我甚至买了台缝纫机，为纯如和自己缝制一些简单的衣服。当我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一起外出时，非常引人注目。人们夸我们是一对可爱的母女。这时候，纯如已经长成一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孩。她非常好动，喜欢用中文和我交谈。
香槟–厄巴纳是个中等规模的大学城，位于芝加哥以南140英里处。大学在城正中，城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和学校有着某种联系。我和绍进的同事及他们的太太们相处得很不错。我们还在城里认识了颇多华裔。每个人都对初来乍到的我们十分友好。热心人带我们熟悉周围的环境。这种中西部大学城里的真诚和淳朴的气氛在我们之前住过的大城市里可找不到。这或许是我们在那里开心地住了许多年的原因之一。
1970年9月24日，纯恺出生了。纯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接受了自己有个小弟弟的现实。纯如对弟弟很着迷，但我想她的心情也许有些复杂。一直以来，她都是家里关注的中心，现在，我的注意力要分给她和纯恺两个人了。
纯恺6个月大的时候，纯如3岁。我觉得纯如需要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一起玩。我们决定每周有两到三天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幼儿园。
1971年夏天，绍进到芝加哥附近的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Fermi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访问一个月，他把我和孩子们也带了过去。这之后，我们开车到科罗拉多的阿斯彭参加一个物理学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我们在那个山野气氛十足的落基山麓的城市住了一个月。中国有句古话，百闻不如一见。这正是我们的处世哲学。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带着孩子周游各地。
1971年春天，我们在香槟市中心偏南一点儿的地方找到了一栋老房子。房子位于布罗德莫大道1101号，屋子不大，但有一个用篱笆拦起来的巨大后院。绍进开始在园子里种菜，如西红柿、豆角、韭菜等等。我们还为纯如和纯恺搭了一个秋千架。后院正中有棵高大的枫树。纯如经常在树下一玩就是半天。她喜欢荡秋千。她和纯恺还喜欢在后院门外水泥地上的巨大塑料浴盆里玩水。香槟城的夏天酷热难耐，草木繁盛的后院对孩子们来说实在是个理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