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二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奔波，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
墨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朴素思想博大精深，本来他是儒门弟子，在自我充实和完善的过程中，自立门户，独创墨学。在他的墨学体系里，对儒家的礼仪制度的繁缛不满，阐述了儒家厚葬制度对后世的危害，这种危害表现在对人性的自由发展的束缚，造成民生的贫困。因此，他提倡“兼爱”、“非攻”为核心的一些原创思想体系。
由于墨子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他在周考王年代里，算得上是一个大忙人。如果说孔子周游列国是为政，那么，墨子奔走列国则是为仁。
周威烈王：三家分晋，战国开始
经过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被大国吞并了。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几个大夫手里。这些大夫原来也是奴隶主贵族，后来他们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式，转变为地主阶级。有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还用减轻赋税的办法，来笼络人心，这样，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一向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到了春秋末期，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六家大夫把持。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可不答应，说：“土地是祖宗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能送人。”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能把它攻下来。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游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上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挖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不决，经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觉，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儿，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一霎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以后，他们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也瓜分了。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不承认也没有用，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打那以后，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定位“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政治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周安王：吴起变法失败
周安王姬骄（公元前？~前376年），为周威烈王之子，威烈王死后继位。在位二十六年，在位时封齐国大夫田和为齐侯，是谓“田氏代齐”。
姬骄在位期间，齐相田和在公元前391年将齐国国君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下一城之地作为他的食邑，田和成为齐国实际上的国君。公元前386年，姬骄封田和为齐侯，正式将他列为诸侯。这标志着齐国的新兴的封建势力取代了旧势力。
当时，楚国国君是悼王，他于公元前382年任用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卫国人吴起进行变法。吴起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改善财政，增加军事力量。这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使楚国迅速强大起来，南平百越，北灭陈、蔡等国，又大败魏国。但是，第二年楚悼王死去后，仇视变法的旧贵族发动叛乱，用乱箭射死了吴起，废除了新政，使楚国的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致使地大物博的楚国没有能发展成为统一六国的力量，最终为秦国所攻灭。
田氏代齐
西周初年，周王朝封吕尚于齐地建立了齐国。春秋末，吕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从此，齐国的主人由姜姓吕氏演化成妫姓田氏。史称“田氏代齐”。
田氏代吕氏的时期，中国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阶段。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建立了三个封建制国家，继而于公元前386年齐国田和列为诸侯，废吕氏最后一位国君齐康公吕贷。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完全控制了齐国政权，完成了齐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转变。因此田氏代齐不仅是齐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一历史大变革中的一件大事。
吴起变法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在以“尽灭群公子”、“灭公族”等手段打击国君近亲势力、加强国君权力时，楚国才开始任用公子执政。公子执政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强化王权的作用。但这实际是一种落后的任人唯亲的制度，其结果形成了王权旁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的弊病。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而此时北方三晋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紧逼，楚国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
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的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典籍中，归纳如下：
一、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
另外，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三、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显示了对吴起的信任和变革的决心。同时，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人，跻身于楚上层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是可想而知的。
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在楚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戚大臣作乱而共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射杀了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根据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群臣射王尸者，尽当其罪，因而被夷宗者七十余家。但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使江南归入楚国势力范围。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周显王：商鞅变法
战国初年，秦国政治混乱、兵弱主卑，常年受到楚国、魏国的侵扰，在外交上地位很低，东方国家把它当做夷狄，不邀其国君参与盟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秦孝公即位后，下令求贤变法。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魏国赶到了秦国。
商鞅是卫国贵族的后裔，姓公孙，后来因为变法成功而被封于商，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他为“商鞅”。秦孝公听从商鞅的建议，决心改革旧制度，实行商鞅提出的新法令。贵族大臣们知道后，纷纷表示反对，劝阻秦孝公不要听从商鞅建议。面对这么多的反对派，秦孝公也很为难，于是他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辩论会，反对的大臣们陈说了许多理由都被商鞅一一驳回，他们虽然心里不服气，但是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秦孝公很高兴，当即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授予他推行新法令的大权，叫他尽快把变法方案制订出来。同时宣布：谁要再反对变法就治谁的罪。这样，大臣们都不敢出声了。
商鞅知道，要想使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必须取得百姓的信任。怎么样才能做到取信于民呢？给文化水平不高的百姓讲道理是行不通的，于是，商鞅采取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他树木立信，只要有人肯把他立在都城南门的一根木头扛到北门就赏十金。但是一开始百姓们对此表示怀疑，无人出来扛木头。于是，商鞅把赏金又提高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出来了。好奇的村民纷纷围观，这个扛木头的人完成任务后，得到了五十金。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百姓中爆炸开来，人们都相信商鞅是个讲信用的人。商鞅也在此时顺利地推出了自己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