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以《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第2卷第1号起更名）的创刊为标志，一场中国思想界之空前的大变动由此肇始。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使近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妇女解放思潮出现了崭新的内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等杂志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传播马克思主义原理，给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思想动力。尽管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问题的阐述在理论上并不系统，甚至在他们本人思想中也有一些混乱矛盾之处，但他们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途径的论述，仍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它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转变过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此开辟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传入
在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广大中国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剥削、压迫和欺凌。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观念已经开始对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造成极大的冲击。早在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就注意到了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要性，康有为的《大同书》历数种种中国“妇女之苦”，社会对妇女“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予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嗟叹中国妇女所处的“可惊、可骇、可嗟、可泣”的境地，声言要为女子“呼弥天之冤”，“拯沉溺之苦”，使备受压制的中国妇女也能享“大同自立”之乐。梁启超更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了由于女子“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造成女子依附于男性的社会原因，主张女性接受教育，了解天下大事，开阔视野。维新派并且将妇女解放的问题纳入到维新派的社会改革方案中，提出了“戒缠足”、“兴女学”等主张，这些都为近代中国妇女冲破封建牢笼打开了缺口。然而，写下《大同书》的康有为却不可能为中国找到一条真正通向“大同”的路。20世纪初，以秋瑾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女性痛斥这“二万万同胞，还依然沉沦在十八层地狱”，过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让“男的占了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的凄惨生活，积极致力于推翻封建纲常伦理的枷锁，争取女性人格独立的女性解放事业。与此同时，不少具有革命思想的男青年，也成为妇女解放事业的同情者与支持者。邹容在《革命军》中，发出了“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的呼吁，陈天华的《猛回头》，更把“兴女学，培植根本”，“戒缠足，敝俗矫匡”作为重要的思想主张。一批妇女问题研究专著，反映妇女问题的文艺作品及妇女报刊相继问世。据有关统计，从1902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份女子报刊《女学报》创办以来，到1911年，相继出版的各类妇女报刊约三十余种。在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中，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广大妇女第一次结成团体，提出了争取解放的斗争纲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开辟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1911年，民国成立，一批资产阶级妇女在“天赋人权”思想影响下，萌发了参政意识，妇女参政运动一度空前活跃。然而，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妇女问题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随着袁世凯篡权，张勋复辟，这场主要由上层知识女性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再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妇女只有唤起整个妇女界的觉醒，合各阶层妇女之力，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才能为自身的彻底解放创造必要的条件。
1915年，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一场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操起西洋武器，请进德、赛两先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旧礼教、旧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场上的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占和掠夺。《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元气大伤的清政府也对民族资本的发展网开一面，长期被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压制排斥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随之迅速壮大，其中女工人数占有相当的比例。与之同时，近代女学的发展使受教育的女性人数剧增，近代女工队伍的壮大和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知识女青年人数的扩展，必然对刚刚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深刻影响，也必然会引起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重视。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重塑女性“独立自主之人格”，成为其重要内容。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妇女解放思潮空前活跃，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由此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百家竞起、异说纷纭的时期，当时的许多出版物，虽然旨趣并不相同，却不约而同地以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主要内容。据有关统计，截至1920年，全国各地出版的妇女刊物将近三十种。除了这些专门的妇女刊物外，当时的许多刊物也纷纷开辟妇女研究专号，就妇女问题进行研究探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就刊登了陈独秀译法国人MaxO‘Rell所著《妇人观》，第1卷第3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欧洲七女杰》，从第2卷第6号始，开辟女子问题栏目，讨论内容从女子教育、贞操观念到女子独立、婚姻改革等等，内容繁多；1919年10月，《少年中国》1卷4期办了《妇女号》，刊出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cracy》、胡适的《大学开女禁问题》、田汉的《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黄日葵的《何故不许女子平等》等18篇文章，从较高理论层次上探讨妇女解放问题；1920年7月出版的《少年世界》1卷7期也是“妇女号”，其中有女学校调查7篇，国内外女学生动态9篇，妇女解放专论14篇；北京《晨报》副刊从1919年到1920年间，在“妇女问题”专栏中刊出了20余篇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通讯”专栏中，几乎囊括了五四时代青年男女关心的一切问题，如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婚姻自由等等。综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各种出版物，虽然出版者立场不一，在众多要求“妇女解放”、“女性人格独立”的刊物出版发行的同时，创刊于1915年的《妇女杂志》，就津津乐道于“乃知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实由贤母良妻之淑，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的贤妻良母式教育，同时出版于上海的《中华妇女界》也以培养贤妻良母淑女为其主旨。再加上出版者受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不少刊物忽起忽灭。然而，如此众多的人们开始关心妇女问题，更多的女性亲身参与争取自身解放的讨论，这本身就标志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运动时期，运动的倡导者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集中批判封建伦理道德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广大妇女依然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毒害。1917年，中华民国代总统冯国璋颁布《修正褒扬条例》，将“妇女烈节贞操可以风世者”，作为呈请“褒扬”的九种行为之一。其细则规定，所谓“节妇”，指守节年限自30岁以前守节至50岁以后者，或年未及50而身故，其守节已及6年者；所谓“烈妇”、“烈女”，指凡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念自尽，或夫亡殉节者；所谓“贞女”，守贞年限与节妇同。上述情形，均可得到“褒扬”。而当时的不少中国妇女也心甘情愿成为旧礼教的牺牲品，为夫守节、守贞、殉节之事屡见不鲜。凡此种种，更使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深感中国妇女的愚昧和不幸。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在其运动初期，就将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
要求得妇女的解放，首先要冲破旧礼教的束缚。陈独秀认为，所谓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重阶级尊卑的三纲主义”。他进一步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源：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妾，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三纲”之说既然是“奴隶道德”，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和家族制度服务的，因此，号召青年男女“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无为他人之附属品”。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痛斥了孔子之道用种种的清规戒律、纲常礼法将无数“年富有为之妇女困于家中”，“身体道德俱呈异态”，因“不自由之名节”，终至“凄惨之生涯”的痛苦，大声疾呼，孔子所主张的道德、礼教、政治皆为封建时代之产物，断不能以“一成而万世不易”之师阻遏现代文明和进步。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的四川学者吴虞以其妻吴曾兰的名义发表《女权平议》一文，从中国男女不平等之起源立论，集中讨伐了孔教愚弄妇女的种种罪孽，他说：“孔学对于女子......尤多不平”，“专制时代之妇女，出则听命于夫，如则听命于翁姑”，“不能自主，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与六畜无异”。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男女平权，而且是不同于原始社会“无意识的”平权而是“有意识的”平权时代，中国妇女当“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琢磨其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其权之一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1919年，吴虞在读到鲁迅的《狂人日记》后，更激愤而言，“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贤圣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号召人们抛弃吃人的封建道德。李大钊同样在文章中尖锐抨击“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洁‘的名词，使妻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因为孔子学说已经完全不适应于现代生活，因此主张“打破孔子主义”，打破“大家族制度”。对封建礼教观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挞伐。
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还猛烈抨击封建的贞操观念。新文化运动之初，《新青年》发表了周作人所译日本与谢野晶子著《贞操论》，对封建的贞操观念首先发难。与谢野晶子认为，贞操是男女双方通过自由恋爱产生的肉体与精神相一致的“一种信仰”，如若男女之间没有爱情，精神上互相憎恶，还要求女子对丈夫保守贞洁，这种道德便是虚伪的。同时，与谢野晶子提出，道德是双方都须践行的一种行为准则，只要求女子单方面遵守的道德而男子却不必遵守的道德便不必把它视为道德去遵从。这一惊世骇俗但说理鲜明的论断，不仅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文章发表后不久，胡适发表了《贞操问题》，鲁迅发表了《我之节烈观》等一系列文章，对封建性道德予以批判。
胡适在文章中说，贞操是男女双方的事情，“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而中国的男子要女子守贞洁，自己却公然纳妾、嫖妓，这是“一偏的贞操论”，是“男子专制的贞操论”。他认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如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针对北洋政府“表彰节烈”的复古活动，胡适认为，这是“野蛮残忍的法律”，“罪等于故意杀人”，因此，“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价值”。
1918年8月，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的烈这种“不利自己，也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封建的节烈观和贞操观念，是封建统治阶级强化其统治的主要内容。贞操观念与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对封建贞操观念的抨击，揭穿了旧礼教的假面具，将新的道德观念注入到青年们的心中，对于当时的青年，尤其是妇女们摆脱旧礼教的束缚无疑是有极大作用的。
2．主张重塑妇女独立人格
对封建旧礼教的批判，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重塑妇女独立人格。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为增强女性独立观念，重塑妇女独立人格，作了许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