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肩负起领导广大妇女争取解放的历史使命。妇女的解放是伴随着劳动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中国的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相结合，确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的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它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
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结合起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而且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逐步形成、发展和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一直很关心妇女问题，他从小就感觉到了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的不平等。在他自己的家里，父亲是一家之主，至尊无上，而母亲的地位却低得很多。1919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母亲灵位前写成《祭母文》，文章在追溯“吾母高风”之际更悲愤而言：“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早在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写了一个《征友启示》，表示“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的心情，分寄到长沙的各个学校，同时寄到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周南女校，希望广大女青年冲破封建罗网，追求科学，关心国事。1918年，由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到1919年下半年，就发展了向警予、陶毅等8位女会员，到1920年2月，该会374名会员中，女会员达19人。学会的实践活动中，积极支持妇女反对封建压迫，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19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中刊出，将女子问题列为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其中又列举了女子参政、教育、职业、交际、贞操、恋爱、男女同校、废娼、放足、避妊等17个问题，在劳动问题一栏中，还特别强调了男女工值平等问题，体现了他对女子问题的初步思考。
1919年11月，长沙城内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青年女子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先后发表10篇论文和杂感，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首先，毛泽东认为，“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他通过分析赵五贞自杀原因，揭露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不是简单的旧婚姻制度，“如今赵女士真死了。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是由于整个万恶的社会，使得赵女士“求生不能，至于求死”。“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赵五贞自杀的条件，“是社会夺其希望”，因此，我们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认识到赵五贞的死不仅须“改革婚制”，更须归咎于这万恶的社会，应该说是比较有洞见的。其次，在批评“社会万恶”的同时，毛泽东通过批判封建家庭中的大家长制度，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确立了以恋爱自由为基础的婚恋观。他指出，在中国，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这就是中国“父权母权”婚姻制度的结论，“于是婚姻一事除开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以外，便只是那下等的肉欲满足”。再加上封建礼教之下，公婆与媳妇，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完全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改变，广大妇女难见天日。为此毛泽东提出：“新式婚姻的成立，都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夫妇关系，完全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是附属，真正的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与满足，尚有精神及社交的高尚欲望的满足”。正应如此，他愤激而呼：“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条性命”。再次，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毛泽东“尊敬壮烈的自杀”，但是，他强调“非自杀”，要“有人格的得生”，“须自己先造新社会”。他认为要使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泛滥于中国大陆”，“便不得不联想到人人会说的那一句老生常谈’教育普及‘了”。1919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正在筹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的向警予写信说：“湖南女子教育绝少进步，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可多救一人。”为此，在创办新民学会期间，他组织会员创办刊物，发起成立文化书社，组织女子平民教育，向妇女宣传新思想。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广大妇女的“小联合”思想，“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并联合劳苦大众寻求共同利益。
综观此时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还带有明显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痕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妇女解放思想还具有明显的进化论色彩，在论述妇女问题时，很多时候采用了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等方法。比如，他从生理学的角度，认为，老年人由于生理的原因，他“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因此，老年人是自由恋爱的大敌，这是片面的。其次，他在言词激烈地批判社会的“万恶”的同时，还未能明确“万恶”社会的本质所在。例如，认为妇女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被迷信和封建礼教所统治，根本原因在于妇女没有文化，所以提倡通过办教育实现妇女解放；对封建伦理道德有一定的批判，已经初步涉及到了封建宗法制度这一总的根源，但还并不深入。再次，与当时的不少先进知识青年一样，毛泽东早期的妇女解放思想还带有不彻底性，如认为婚恋自由、改革婚姻制度就能带来男女平等；对妇女解放的途径的探索还停留在改良主义的范畴，如主张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实行“工读主义”等。对问题的研究更限于“学理的研究”而非“以实行解决问题”等。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随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妇女解放思想也日臻成熟，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成为指导中国妇女运动的有力武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基本内涵
1920年夏，第二次来到北平城的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毛泽东自认这三本书“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解放思想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时期，其妇女解放思想日趋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只有阶级解放，才有妇女解放
在中国，妇女深受“四条极大绳索”的压迫，这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总根源。中国妇女要获得翻身解放，首先必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依靠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毛泽东在切实考察了中国农民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观点，深刻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宏观把握，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石。
1927年6月，毛泽东在历经几个月艰苦细致的考察之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束缚中国女子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四大绳索”的理论，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而这其中，“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阶级的政权一旦被打倒，其他的权力“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所以，目前我们对于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四大权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妇女解放的前提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1932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中进一步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是与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关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广大的劳动妇女才能获得解放。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三八”妇女节上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解放，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得到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妇女来参加；同样，要得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们也必须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女子要和男子团结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汉奸、顽固分子、土豪劣绅的压迫，女子更应该自己站起来，打破社会的歧视和压迫。
毛泽东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到民族的阶级解放运动之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只有阶级解放，才有妇女解放。广大的劳动妇女要想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只有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洪流中。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实了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近代以来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驱者们“不缠足”、“兴女学”的努力，还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男女平权、妇女教育权、参政权、婚姻自主权的号召，都由于没有触及到压迫妇女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制度这一根源而难以实现其目标。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先认识到这一点。从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中国妇女将争取自身的解放同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运动、同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融为一体，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同男子一样，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迎来了中国妇女的历史性解放。
2．“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人类社会的解放和发展离不开妇女的觉醒和参与
早在1926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就看到了农妇的力量。1929年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郑重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1933年11月的长岗乡调查中，毛泽东再次欣喜地看到了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岗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
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妇女的作用已经关系到抗战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指导全国妇女运动，中共中央妇委在1939年6月1日创办了《中国妇女》，毛泽东特为创刊号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早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华妇女所寄予的期望和热情。在毛泽东倡导下，1939年7月20日，延安成立了中华女子大学，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重申：“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在讲话中，毛泽东坚决主张同那些轻视劳动妇女，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的观念做斗争，并热切期望：“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这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而要使中国妇女真正能够成为决定革命胜败的力量，保障妇女权益，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