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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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1825年(2)

“席勒批评我编织进了悲剧性的内容,好像长篇小说就不能有这种东西似的。可是他错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他给我的信里,有他关于《威廉·迈斯特》最重要的意见和观点。这是我最难以捉摸的作品之一,几乎连我自己也没有开锁的钥匙。大家想寻找一个中心点,可这不仅困难,而且没一点儿好处。我应该讲,在我们眼前展开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本身便不无意义,并非一定要道出倾向,倾向只适用于理智。如果有人非要寻找这样的东西,那他就抓住弗里德利希在小说结尾时对主人公讲的话好啦:‘你让我觉得就像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出去寻找父亲走丢的驴子,结果却得到了一个王国。’就抓住这句话吧。因为归根结底,整部小说没说什么,只想讲一点,就是人尽管会干许多蠢事,犯许多错误,可在一个更高的存在指引下,最终会到达幸福的终点。”

随后谈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席卷德国的资产阶级高雅文化。至于对这件事的贡献,歌德又更多地归功于赫尔德和维兰特,较少归功于莱辛。“莱辛体现最崇高的理性,”他说,“只有一个同样伟大的天才才能真正向他学习,中等才情的人去学就很危险。”他指名道姓地提到一位记者,此人以莱辛为表率,在上个世纪末也充当过一个角色,但却是个不光彩的角色,原因就在他离自己的表率相差何止千里。

“整个德国上层社会的风格都来自维兰特,”歌德说,“大家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语言表达能力即其中之一,且并非无足轻重。”

提起《温和的赠辞》,歌德特别称赞席勒写的部分,说它们尖刻犀利,鞭辟入里;相反,认为自己写得不痛不痒,小里小气。他说:

“席勒的那首《黄道带》,每次读它总令我叫绝。它们在当时对德语文学产生的良好影响,实在无法估计。”顺便谈到了许多被《温和的赠辞》讥讽过的人物,只是他们的名字我却没有记住。

由于被歌德这类以及其他各式各样有趣的谈话和插曲所打断,《自传》的手稿好不容易朗读和讨论到了1800年的年底,这时他把稿纸放到一边,吩咐用人在我们坐的大餐桌的一头摆上餐具,送来一份小小的晚餐。我们惬意地享用起来,歌德自己却一口都不尝;据我观察,他平素就从不进晚餐。他坐在一旁,只顾给我们斟酒,擦拭灯台,并以睿智、隽永的谈话提高我们的精神。他对席勒的忆念如此鲜活,这一晚后半段的谈话完全围绕着席勒。

里默尔回忆席勒的风采,说:

“他匀称的四肢,他走在街上的姿态,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高傲,只有他那双眼睛是柔和的。”

“是啊,”歌德接过话头,“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高傲、庄重,可他的眼睛却挺柔和。他的才能正如同他的体魄。他常常勇敢地抓住一个大题材,把它翻来覆去地进行观察,将它看啊看啊,直至完全将其把握才肯罢休。只不过呢,他似乎仅善于从外部观察事物,不擅长细细地剖析其内部。他的天才偏于散漫。他因此从来疏于决断,做事总难有结果。他常常是临到彩排才来换角色。

“他经常勇于采取行动,但不少时候没有明确的动机。我记得,我与他因为《威廉·退尔》发生了争执,他想让盖斯勒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然后叫退尔从孩子头上把苹果射下来。这完全违反我的天性,我劝他为这样残忍的行径至少找一个动机,就是让退尔的儿子在此之前对总督夸口,说他爸爸百步穿杨,能从树上把苹果射下来。席勒先不以为然,可是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想法和请求,按照我的建议修改了剧本。

“我呢,正相反过分强调动机,结果剧本远离了舞台的要求。我的《欧仁尼》纯粹是一连串的动机,这样的作品在舞台上没法取得成功。

“席勒是天生的戏剧家。他每写一个剧本便前进一步,并且日臻完美。可是奇怪,从《强盗》开始他总没能摆脱对残忍行为的癖好,甚至在他极盛的时期也是如此。例如我还记忆犹新,在《哀格蒙特》的监狱一场向主人公宣布对他的死刑判决,他硬让阿尔法头戴面具、身裹斗篷,出现在舞台背景上,为的是欣赏死刑判决在哀格蒙特身上产生的效果。席勒想以此表现阿尔法的残酷复仇,幸灾乐祸。我却表示反对,这个形象便去掉了。他啊,真是个既伟大又奇怪的人。

“每过八天他便会是另一个人,一个更完美的人;每次再见面,我都觉得他在读书、博学和判断力方面有所进步。他的信件是我对他珍藏的最美好的纪念,也属于他写得最出色的文字之列。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视为自己宝藏中的一件圣物。”歌德说着站起身,去取来了那封信。“瞧,你念念吧,”他把信递给我说。

信上的字迹优美、豪放。内容是对歌德评介《拉摩的侄儿》一文的意见;歌德在文中谈及当时的整个法国文学,把手稿送给了席勒过目。我给里默尔朗读了信。

“你瞧,”歌德说,“他的判断多么准确,多么集中,字迹毫无一点病体衰弱的迹象。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正当盛年却离我们去了。这封信的日期为1805年4月24日——席勒逝世于5月9日。”

我们轮流观看书信,既玩味它清朗的措辞,也欣赏它秀美的书法。歌德还讲了些怀念亡友的话,直到深夜十一点我们才离去。

1825年2月24日,星期四

(评说拜伦)

“如果我还负责领导剧院,”歌德今晚说,“我将把拜伦的《威尼斯执政官》搬上舞台。这部戏自然是太长了,必须缩短;但是不能删削任何内容,而只能紧缩每一幕的剧情,使其仅仅在演出时变得短一点。如此一来剧本会变得更精练,但却不会由于修改而蒙受损失,反倒会增强演出的效果,基本上不削弱原有的美感。”

歌德的话给我一个新的启示,让我明白了在演出时遇到成百上千的类似情况应该怎么办。自然只有一位智者,一位对戏剧在行的诗人,才能提出这样的处理原则;我极为高兴,能了解这个原则。

我们继续谈拜伦,我提到他在跟麦德文对话时说过,为剧院写作是一件极其困难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歌德讲:“这得看剧作家是否能对上观众口味和兴趣的路子。既有才能又对上了路子,那就万事大吉。侯瓦德的《图画》对上了路子,所以大获成功。拜伦爵士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他的取向偏离了观众的路子。须知这儿的问题根本不是作者有多么伟大;相反,常常正是一个对于广大观众来说算不上什么人物的剧作者,能赢得普遍的青睐。”

继续进行有关拜伦的谈话,歌德很佩服他非凡的才能,说:

“我所谓的创造能力,在拜伦身上得到了充分表现;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在这方面能超过他了。他解开戏剧死结的方式方法,常常完全出人意外,好得超乎人们的想象。”

“对莎士比亚我也有此感觉,”我应和说,“比如那个福尔斯塔夫,他撒谎撒到了头,我于是问自己,换上我该怎么写,才能使他解脱出来,结果当然是莎士比亚的处理比我所有的想法都高明得多。可您说拜伦有同样的能力,那就可能是对他最高的奖赏啦。只不过呢,”我补充道,“比起受着局限的读者来,剧作家从头至尾纵观全剧,所站的位置有利得多。”

歌德承认我说得正确,然后取笑拜伦爵士,说他生来桀骜不驯,从不买什么法则规范的账,临了儿却偏偏服膺于最最愚蠢不过的所谓三一律。

“对这个法则的本质,”歌德说,“他跟世人一样不了解。本质就是可把握的,如果通过三个一致能够接触到这个本质,那它们就是好的。反之,如它们妨碍把握剧情,那视它们为法则并予以遵从,就莫名其妙了。就连发明这一法则的古希腊人,也不总是遵守它们;在欧里庇得斯的《菲通》和其他一些剧作中,地点也有所变换,显而易见,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处理好剧情更加重要,而不是盲目遵从这一本身从来就没有多大意义的法则。莎士比亚的剧本常常尽可能地超越了时间的一致和地点的一致,但他的剧作却是可把握的,在可把握这点上无与伦比,因此,即使是古希腊人也会认为它们无懈可击。法国的剧作家们极力严格遵从三一律,然而却亵渎了可把握的这一根本,不是以戏剧手段解决戏剧法则,而是通过讲述。”

我想到了侯瓦德的《仇敌》,这个戏的作者为了保持地点一致,在第一幕便损害了剧情的可把握性,为一个不讨任何人喜欢的怪念头牺牲掉了原本可能更大的戏剧效果。反之我也想到了《葛慈·封·伯利欣根》,这出戏一有可能就远远抛开了时间一致和地点一致,但剧情的开展仍切合现实,直接面对观众,结果便比世界上任何一部戏都真正富有戏剧性,都可以把握。我也想到,时间和地点的一致要显得自然,要符合古希腊人的本意,只有下述情况:就是剧情涉及面比较狭窄,在一定的时间里就能展开细节,时间和地点的一致才可行;反之,涉及面广,要在不同地方展开的剧情,就不应限制在一个地点,特别是在我们眼下的剧院里,对随意改变剧情已不存在任何障碍。

歌德继续谈论拜伦爵士,说道:

“他生性天马行空,好高骛远,能以遵守‘三一律’来约束自己真是一件好事。要是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也懂得节制就好了!他办不到这点,便是他的致命伤;完全可以讲,他毁就毁在放纵不羁。

“他一点没有自知之明。他总是狂热、冲动,头脑发昏,既不清楚也不考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事。他自己为所欲为,看别人却一无是处,这一来肯定自己也没好结果,把全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他那篇《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一开始就得罪了那帮文学精英。随后哪怕只为了活下去,他也必须后退一步。可在接下来的作品里,他继续与人家对着干,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国家和教会也敢去碰。如此不顾一切地蛮干,使他在英国待不下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欧洲也可能把他赶走。他在哪儿都觉得空间狭窄,他享受着无边无际的个人自由仍感到憋闷;世界对于他是座监狱。他奔赴希腊并非心甘情愿的决定,是他与世界的别扭关系驱赶他去了那里。

“他与传统决裂,与爱国主义决裂,这不只毁了他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他的革命理想和与此相联系的经常情绪激烈,也不允许他的天才得到充分发挥。还有他老是反对别人、挑剔别人,同样有损他自己的那些优秀作品。倒不仅仅是诗人的不满情绪会传给读者,而是一切的反对都会导致否定,而否定的结果只有虚无。我如果见坏就说坏,那又能得到多少好处?可如果我把好的也说成坏的,那害处可就大啦。谁真要想成就事业,千万不要咒骂,千万不要去忧心那些做颠倒了的事情,而应该永远只做正确的事。因为需要的不是摧毁,而是建设;建设将使人类感受纯粹的快乐。”

听了这连篇妙语我顿觉心旷神怡,它们在我如同铭语箴言一般值得细细玩味。

歌德继续说:“可以把拜伦爵士既看做一个人,看做一个英国人,也看做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好品质,主要都来自于他作为人的天性;他还有一些坏品质,则由于他是一个英国人,一位英国上议院的议员;至于他的天才嘛确实无人可比。

“所有英国人生来都不爱独自思考;精力分散于各种琐务并热衷党争,根本静不下心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但作为实践家,他们却很伟大。

“这样,拜伦爵士从来不能好好自我反省;因此他即使进行反思也从来不会成功,例如他那句‘钱要多但不要权威’就莫名其妙,好像钱一多权威便自然削弱了似的。

“然而他的创作却都成功了,真可以讲,他这个人是灵感取代了思索。他必须不停地写作;须知在创作中,一切来自于人的特别是心灵的东西,在他都很杰出。他写起诗来就像女人生孩子;她们不用思考,也不知道是怎样生出来的。

“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一位天生的诗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身上有他与生俱来的那么多做诗的天分。还有在把握外在事物和洞悉历史情境方面,他也与莎士比亚一般伟大。不过作为纯粹的个人,莎士比亚更加杰出。对此拜伦心中有数,所以也不多谈论莎士比亚,尽管他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段大段地背得烂熟。他真恨不得将莎士比亚给否定掉,因为他的快活爽朗如同横在他前进路上一块巨石,他感觉自己无法越过。他不否定蒲伯,因为不害怕蒲伯。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提起蒲伯,对蒲伯钦敬有加,因为他清楚,蒲伯于他只是一道背景而已。”

歌德谈起拜伦来滔滔不绝,我呢,听他讲也不知疲倦。在几段小的插话之后,歌德接着讲:

“身居英国上议院议员的高位,对拜伦十分不利。因为任何天才都要受外界的影响,更何况出身又如此高贵,家资又如此豪富。中等的家庭环境,对于一位天才要有利得多;所以我们也发现,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全都出自中层阶层。拜伦那样地不知节制,要是出身低一点,家产少一点,也就远远不会那么危险。可事实上呢,他有权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便陷入到无数的纠葛麻烦之中。再说,他出身如此地高贵,还有哪个等级能令他心生敬佩和顾忌呢?他心里想的什么就说什么,这便使他与世人的矛盾难分难解。”

“看着真是令人惊讶,”歌德继续说,“这个高贵、富有的英国人,竟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耗费在了私奔与决斗中间。拜伦爵士自己就讲,他的父亲曾勾引跑了三个妇女。相比之下,他这个儿子还算理智的哩!

“他确实一直生活在原始状态;以其禀性,他必定时刻觉得有自卫的需要。因此他总是放枪。他不得不随时准备着有人去找他决斗。

“他没法独自生活。所以他尽管有很多怪癖,对自己交际圈内的人却极其宽容。他可以整个晚上朗诵悼念穆尔将军的诗,让他那些高贵的朋友如坠云里雾里。他不管这个,朗诵完了就把诗稿放回口袋里。作为诗人,他表现温顺如同绵羊。换上另外一位,可能就会叫那班高朋见鬼去。”

1825年3月22日,星期二

(剧院失火;歌德如何培养演员,管理剧院)

夜里十二点刚过,我们突然让失火的喧闹声吵醒了。只听人们高呼:剧院着火啦!剧院着火啦!我胡乱披上衣服,赶到火灾现场。人们极其惊慌失措。几个小时以前,我们还在这里欣赏女演员拉罗西演康保兰的《犹太人》;男演员赛德尔快活诙谐的表演,更不时引起哄堂的笑声。在这刚刚还提供给我们精神享受的地方,眼下那最可怕的毁灭性元素正狂暴地发着淫威。

火像是由暖气引起,最初爆发在池座,很快蹿上了舞台,引燃了布景的细木条,大量的易燃物跟着熊熊燃烧起来,不一会儿火焰便冲出房顶,烧得椽子纷纷折断、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