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活的靶心
那年，我没考上大学，心灰意冷，整天呆在家里，闷闷不乐。父亲为了让我尽快走出高考落榜的阴影，常带我出去散心。
一天，我与父亲来到一口池塘边。父亲捡起一些石子，放进我的手里，说：“能扔中那朵荷花吗？”我瞄准荷花，将手中的石子一粒粒扔出去，结果一粒也没有扔中。父亲感慨地说：“看准了目标，不是都能击中的啊！”顿了顿，他接着说：“就像考大学，看准这个目标的人不少，但看准了的，不一定都能考上。”
父亲又捡起一些石子放在我手里，说：
“你随意扔扔看。”扔出去的石子落进水里，溅起细密的波纹。波纹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熠熠的光彩。
“美吗？”父亲问。我点了点头。“你看，石子落在哪里，就以那里为‘靶心’，激荡起美丽的涟漪。人若能像这些石子一样，不论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都热爱自己现处的世界，世界就会是美丽的。”父亲谆谆开导我。
父亲的话，给了我启迪。从此我努力振作起来，积极学习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的一些文章陆续见诸报端，我走出了生活的阴影，变得热情、开朗和充实起来。
感谢父亲，是他使我感悟了人生的哲理，并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处处都是生活的“靶心”，都是为之奋斗的目标。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开出绚丽的花，结出甘甜的果。
2、上与下
上与下，表示相对位置的高低。它可以表示空间位置关系，也可以表示社会位置关系。
空间位置高的物体势能大。势能可以转化为其它能，比如动能（所以滑翔爱好者总要从高处跳下，这样才能获得飞翔的速度）。势能也可以作功，比如高处的物体砸到地面上会发出轰然巨响。越低的物体越发没有速度，没有声响，因为它越发没有势能。
社会位置在上的人能量也大。有能就会做功，但各种能人做功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很怀念18世纪启蒙运动后的社会精英，如托尔斯泰、泰戈尔、恩格斯、鲁迅。他们都是些眼睛向下的贵族，是贵族逆子们在平民土壤中的新生代表。由他们努力所形成的“劳工神圣”、“大众化”、“到民间去”等知识界的潮流，长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也就是说，至今我们仍然能清晰地听到他们发出的巨响。这是他们高高在上的标志。如果他们当初不是生活在锦衣玉食、深宅大院的上层，反而不会具备反叛上层阶级的能量，便会在历史长河里，和许多底层无能的人一样寂寥无声。
有意思的是，先民对上、下的理解也是从声响方面切入的：画一条横线表示地面，地面的顶方是天的方向，那里有风、雷、雨、雪、雹、闪电，有月亮、太阳、星星、银河、流星雨、北极光，是个嘈杂的即“响”的世界，故用“响”的谐音“上”来定义之；地面的下方是阴间的方向，是黑暗的归宿地，是没有生命的、静的、死的、牢狱的、黑暗的鬼的世界，故用“瞎”的谐音“下”来定义之。
其实，地下的石油支持着F1的速度，地热温暖着现代白领的豪宅。地下不是没有能量，地震时发出的响声，也可以作为“下”有能量的证明。地壳运动使上面的翻到下面，下面的翻到上面，这也是卡夫卡、梵高由“瞎”变“响”的原因。
当下的世界非常热闹，并不缺乏声响，谁都藉声响来表达自己的层次，大狗小狗纷纷冲着这个世界喊叫。尽管如此，我还是期待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爆发，因为“下”也是有能量的，“下”同样蕴藏着创响的丰富资源，尽管“下”在多数时间里显得寥落而寂寞。
3、实在中见自在
近日读到一些文章，获悉钱学森——这位功勋卓着的大科学家，至今依然住在1955年冬天他回国不久后入住的那幢多层楼里。尽管组织上先后多次请他迁居“部长楼”和“将军楼”，他都放弃了，在这幢楼里一住40多年。
钱家有间20来平方米的客厅，他的夫人蒋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所用的一架钢琴，就占去了1/4的面积。钱老也在这里接待了许多客人或召集有关专家在此研讨业务。当年单位派人来装修这间客厅的时候，夫妇俩力主简朴，反对搞什么排场和气派，说只要体现出是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就行了。当年铺设的地板早已泛白，客厅的摆设也极为简朴。
钱老还有一件事也挺让人感动的。他回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正职。该院专事导弹研制。作为正院长，他既要负责业务，还要主管头绪纷繁的行政事务。钱老从实际出发，主动向中央要求，把正职改为副职，以利集中精力管好业务。之后，他曾到七机部当副部长，到国防科委当副主任。他从工作考虑，乐于和“副”字结缘。而社会上某些人往往为去掉官衔上的那个“副”字，千方百计地钻营，真令人感叹。
客厅的简朴以及甘当副职，这两件事有个共同的特点，都反映了钱老为人的实在，并在实在中求得自在。他把人生有限的岁月和精力都充分用到事业上去，物欲和官位，都不在他的兴趣之中。钱老家有40多个书橱，除国防科学之外，他还关心诸多学科的发展。钱老的思维空间和精神世界极为宽广。蒋英女士和钱先生有着相同的看法，她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
一个搞科学，一个搞艺术，他们活得自在充实。
4、用枝叶写成的书
在中国众多的笔记中，有一部原稿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树叶上的书，这就是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生于元末，浙江黄岩人。年轻时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考中，毅然放弃科举之路，而终生致力于学问。他家里贫穷，靠教书维持生计。晚年因避战乱迁居到松江府南郊，一边教书，一边耕种几亩薄田。
下地耕作之时，他身上携带笔墨，每有所思，就随时停下手中的犁锄，摘下树叶，把想到的写在树叶上。写完后，装在盎（一种腹大口小的盆）中，日暮归家时，把盎埋在树下。这样，随时辍耕，随时书写，10年过去，埋在地下，装满树叶的盎已有10余个了。有一天，他把这些盎从地下起出，倒出树叶，让学生们帮助一条一条地录在纸上，共计600余篇短文，整理编辑成30卷。因他自号南村，写作是在随耕随辍中进行，故此书名曰《南村辍耕录》。
5、唤出的婚姻
宋祁为北宋名士，风流才俊。他因与其兄宋痒同举进士，因而被称为小宋。
这一天，繁台街上，车水马龙，百姓立于两旁观望着，宋祁也置身于人流中。金色的垂帐，朱红的轿帘，皇家车队浩浩荡荡的大气派，引得路人惊叹不已。
“这是小宋呀！”忽而，宋祁听见宫车中有这样一声惊呼，他望了过去，那绣帘微挑的车内露出了一双弯似新月的眼睛，娥眉淡扫入鬓。他们的目光触碰了，她望着他微笑着，只是车队渐行渐远，那目光洒了一地，终于消逝了。
那一夜，宋祁无法入眠了，那双眼睛总在他脑海中闪烁，挥之不去。他披衣而起，任月光染得素笺苍白。他提笔写道：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栊。车如流水马如龙。刘良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这首《鹧鸪天》词不久就在社会上传开了，后来传到了宋仁宗的耳里。宋仁宗叫来了那日随行的宫女，询问在车窗前呼叫“小宋”的是谁。见宫女们战战兢兢，犹恐触怒了皇帝的样子，那宫女站了出来，低声说道：“不久前宫中举行宴会，见到皇上宣召翰林学士，左右官宦都称他小宋，便记下了，那日我坐在车上，偶然碰到翰林学士，便喊叫了一声。”
宋仁宗只微微一笑，并没有处罚她。第二天，宋仁宗把宋祁召进宫来，淡淡地对他讲了这件事，望着惊愕的宋祁，宋仁宗笑着说：“蓬莱仙境也不是很遥远啊！”当即把那名宫女赐给了他。
6、切瓜应对
苏东坡的一个门生，春寒时节独坐家中书房。天下着毛毛细雨，他见冷雨滴窗，便触景生情，吟成一个单联：
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
此联极妙，“冻”拆为“东”和两点，“洒”拆为“西”和三点水。但他沉思颇久，未得下联，便先搁下。
过半年后，他又想起此对，依然对不上，只好去请教老师苏东坡。当时正值暑天，老师不忙应对，却拿起刀来，切开西瓜待客。书生见老师总不开口，便急催“请恩师赐对”。东坡笑了笑说：“刚才我不是对给你了吗？”书生更急了：“没有呀，对在哪里？”苏东坡指着西瓜念道：
切瓜分客，横七刀竖八刀。
书生这才明白：“切”字拆为“七”、“刀”；“分”字拆为“八”、“刀”。更妙的是切合了刚才切瓜待客的情景。从此，书生更对苏东坡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7、清末廉吏小考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虽腐败日重，但仍不乏“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之士，他们目睹政治腐败、国家危机四伏，力图挽救颓风、拯救危亡。这批人志向远大，尽忠职守，廉洁自持，力戒贪污腐化。如民族英雄林则徐、长期担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等。他们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心系国利民福，在当时黑暗的官场中，宏扬正气，熠熠生辉。
这批人在仕宦生涯中，由于抱负远大，节操崇高，所以能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不妄取一钱”的清白作风。陶澍从做小京官就立下誓言：“要半文不值半文”，“办一事须了一事”。林则徐在各地做官，注重防微杜渐。他每次在赴任途中，先发《传牌》，通告沿途官员不准致送礼品；到任后又发布《关防告示》，声明办事一秉至公，谢绝私情。对下属官吏，若发现贪污作弊情节，立刻查拿严办。涉及财务问题，从不搞暗箱操作，讲究透明度。胡林翼捐升知府时，按照惯例，可以选择一个肥缺，但他却选择了穷僻的贵州。友人问其故，他的答复是：“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保清白之风。”左宗棠少时即“身无半亩，必忧天下”，戎马一生，先后作总督21年，兼作钦差10余年，按规定可以领巨额公费，他却分文不取。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他还将养廉摆在整饬吏治的首位，他平时衣着皆布，不讲奢华，服官40年，在家乡也未造房屋，未买田产。
晚清廉吏并不是一个集团，但由于志同道合，彼此关系相当亲密，而且前后传承、同心协力，做了许多造福社会、有益民众的好事。左宗棠与林则徐原不相识，在陶、胡的推荐下，林始知其人。后林从云贵告老回闽，特意绕道长沙与左晤谈，一见“诧为绝世奇才”。两人宴谈通宵，无所不及，林的厚望成为左后来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左宗棠三试不中后绝意科举，拟作“湘上农人”，因胡林翼的竭力举荐，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又三次重金招聘，他才于1852年出任抚署高级幕僚。后来又是胡林翼以及许多清廉官吏的竭力举荐，咸丰帝才有令左襄办军务之命。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内，同样努力培植清廉人士，除左宗棠外，胡在贵州培育的少年英才张之洞，更成为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
8、人生的四个经典问题
问题一：如果你家附近有一家餐厅，东西又贵又难吃，桌上还爬着蟑螂，你会因为它很近很方便，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光临吗？回答：你一定会说，谁那么笨，花钱买罪受？
可同样的情况换个场合，自己或许就做类似的蠢事。不少男女都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情人或配偶品性不端，三心二意，不负责任。明知在一起没什么好的结果，怨恨已经比爱还多，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要和他搅和下去，分不了手。说穿了，只是为了不甘，为了习惯，这不也和光临餐厅一样？
做人，为什么要过于执着？
问题二：如果你不小心丢掉100块钱，只知道它好像丢在某个你走过的地方，你会花200块钱的车费去把那100块找回来吗？回答：一个超级愚蠢的问题。
可是，相似的事情却在人生中不断发生。做错了一件事，明知自己有问题，却也不肯认错，反而花加倍的时间来找借口，让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大打折扣。被人骂了一句话，却花了无数时间难过，道理相同。为一件事情发火，不惜损人不利己，不惜血本，不惜时间，只为报复，不也一样无聊？失去一个人的感情，明知一切已无法挽回，却还是那么伤心，而且一伤心就是好几年，还要借酒浇愁，以致形销骨立。其实这样一点用也没有，只是损失更多。
做人，干吗为难自己？
问题三：你会因为打开报纸发现每天都有车祸，就不敢出门吗？回答：这是个什么烂问题？当然不会，那叫因噎废食。
然而，有不少人却曾说：现在的离婚率那么高，让我都不敢谈恋爱了。说得还挺理所当然。也有不少女人看到有关的诸多报道，就对自己的另一半忧心忡忡，这不也是类似的反应？所谓乐观，就是相信：虽然道路多艰险，我还是那个会平安过马路的人，只要我小心一点，不必害怕过马路。
做人，先要相信自己。
问题四：你的时间无限，长生不老，所以最想做的事应该无限延期？回答：不，傻瓜才会这样认为。
然而我们却常说，等我老了，要去环游世界；等我退休，就要去写一部小说；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参加健美活动……我们都以为自己有无限的时间与精力。其实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必在等待中徒耗生命。如果现在就能一步一步努力接近，我们就会达成自己的理想。
实现理想，要从现在做起。
9、穷人的浪漫
傍晚，我散步到天桥边，看见一个小伙子背着个年轻的女子上天桥。看他们的装束，像是一对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妻。那女子软软的趴在小伙背上，小伙子大概是有些吃力，额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我赶忙过去，一边帮忙搀扶着，一边关切的询问：“这姑娘生病了吧？我来帮你叫车送医院。”
来到天桥上，那姑娘忽然从小伙子的背上跳了下来，大笑不止，小伙子连忙向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我们是在做游戏。”
“什么？你们——在做游戏？”我尴尬中不免有些愠怒。
好半天，姑娘才止了笑。他告诉我：今天是他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他们特意调了夜班，请假出来逛街。“他没有钱，我不要他买什么礼物。但他有力气，所以要他背我上天桥。背了3个来回就累成了这样，将来结婚30周年，我让他背30个来回，那还不把他的老骨头累散了……”
说完，那姑娘又笑了起来。小伙子在一旁只是憨憨地笑，并不多言。以我的眼光来看，那女子长得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是丑。而此刻，这不漂亮的乡下女子却被宽厚的爱映衬得像是一个娇贵的公主。
人们向来以为，浪漫必定跟鲜花、烛光、酒吧、音乐联系在一起，却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一种别致的与金钱无关的浪漫。是啊，如果没有钱给爱人买下一份昂贵的情调，那我们至少还可以——背着爱人去逛街！
10、敬一丹遭遇尴尬
我没文化
以前我一直认为，我挺会跟农民说话的，毕竟我还当过五年知青嘛！结果一次到山东采访，就遇到了我不曾想到的一件事。这次采访的话题是谈农民产业协会。我们要采访的是一位养猪分会的会长。我几乎什么细节都想到了，比如说采访养猪分会的会长，我应该在典型的环境里。于是，我们就在他的养猪场，找到养猪场一个最好的角度，从我们镜头里可以看见大猪、小猪，很生动的那种场景。我的服饰，我也想到了，我想，在养猪场我应该穿和这个环境协调的衣服，跟农民在一起，没有距离感的那种服装。于是我穿了一件我们《焦点访谈》的工作服，很普通的夹克衫，也挺朴素的。
我就开口了：“会长，你们这个养猪分会辐射了多少农户？”
我万万没想到，这个会长满脸迷惑，看着我说：“对不起，记者同志，什么叫辐射？”
顿时，在场的所有的摄制组的同事都停了下来，这一刻把我尴尬的！幸好不是直播，这要直播就露怯了。作为一个电视记者是专门跟人打交道的，你找不到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不同感觉，这就是没文化！这就是根本没懂在镜头前跟人打交道的那种特有的文化。
碰到这种尴尬的时候，没有人能救我，只有自救。在现场我就使劲想，我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才能让这个养猪分会的会长懂得“辐射”的意思呢？其实呀，人家这个农民说话比我生动得多，当我叫他会长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会长呀！我就是个养猪头儿。”我急不择词，胡乱换了一句话说，“你这个养猪头儿管着多少家呢？”其实“管”字也不是很确切，但无论如何在此情景之下比“辐射”好得多。
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还是忘不了，一到说话不加斟酌、脱口而出的时候，我就想，千万不要忘了“辐射”这个词给我带来的尴尬。
我是股盲
还有一次尴尬，是我初当记者的时候，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建立股市，我到股民当中采访。本来我是想从宏观角度来说明我们国家建立股份经济的必要性，没有打算涉及股市里边的那些具体问题，但是一走到股民当中的时候，股民就围着我七嘴八舌说：“现在如果股市这么管的话，弄不好我们这些小股民就套牢了。”我一下子就没法交流了，可是当时我又不好意思问什么叫“套牢”，我只好采取另外一种自救的方式，我一想，具体的问题我不懂，但是我至少可以转换一个话题，转换一个我能把握的话题，我就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描绘一下，你们理想中的中国股市是什么样的？”这时股民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我们希望它是公正、公开、公平和有秩序的。”这些话题我就能把握了。采访结束，股民散去后，我才悄悄问我旁边的证券公司的经理：“什么叫套牢？”
自找麻烦
在采访干部方面，我也有过教训。有一次采访一位干部，我没留神，在闲聊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当说的话，我说：“今天您的这段话，是我们节目里的点睛之笔呀！”没想到，他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本来谈笑风生，听了这句话立刻变得神情严肃。由于过于重视，使他失去了常态，他变得紧张、亢奋，说出话来已经失去了自然状态中的交流感。我这时只有骂自己，“我怎么那么多嘴呀，谁能禁得住‘点睛之笔’呀。”这次采访的教训告诉我，对某些干部来说，不宜过于强调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像“点睛之笔”这样的词，在某些场合应该算作“忌语”。这样才能让本来就有负担的干部们，尽量轻松地面对镜头，以常态来接受采访。
自尊受伤
在办《一丹话题》的时候，我曾经长时间和一位摄像合作，他叫杜禹。有一次去采访，到山区的一个村里，路上我晕车了，恰巧碰到的被访者是一个惧怕镜头的人，我自顾不暇，也没有心情去调试对方的状态，这时候摄像就和人家说，不要紧，您别紧张，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重来。其实这些话是应该我说的，可是那天我没有尽责，采访效果很不如意。采访结束后，人家走了，我们摄制组自己的人在收拾东西，我抱怨：“说的什么呀，根本就不能用！”这时候杜禹一边收拾机器一边说：“没有不会说的，只有不会问的。”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像当头一棒一样，第一个感觉是，这句话好伤自尊噢！我企图想出一句恶狠狠的话来报复，在往回走的路上，我想了一路，也没想出一句合适的话。到了住地以后，我就把这句话记在本上了。我仔细琢磨，他说得对，他是用一种简而言之的方式，强调了主持人在镜头前应该有的一种状态，和他应起到的主导作用。
采访错位
我们《焦点访谈》的摄像王守诚，又一次也给了我一个评价。我们在洪水过后的灾区，采访一位烈士遗孀的时候，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烈士遗孀声泪俱下的时候，我也声泪俱下。后来编片子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我平静的神态和不流泪的镜头。而在现场，我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回来以后，摄像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和我的同事说：“我拍摄敬大姐采访一位烈士遗孀，两个人一块哭，我都分不清谁是烈士遗孀了。”摄像这句话指出了我的一种错位。作为一个很理智的、很有职业感的记者，不管在任何一个现场、任何一个复杂的场景下，都应该有把握能力，而我当时，恰恰就失去了把握的能力，甚至有些失控。
可能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记者都有这种遭遇尴尬的场面，这个场面可能是偶然的、一时的，你琢磨它，却会琢磨很久，如果真能在尴尬场面里琢磨出点儿什么，也就算没白遭遇尴尬。
11、家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许多人都认为，家是一间房子或一个庭院。然而，当你和你的亲人一旦从那里搬走，一旦那里失去了温馨和亲情，你还认为那儿是家吗？
1983年，卢旺达内战期间，有一个叫热拉尔的人，37岁。他的一家有40口人，父母、兄弟、姐妹、妻儿几乎全部离散或丧生。最后，绝望的热拉尔打听到自己的小女儿还活着！他辗转数地，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后，悲喜交集，将女儿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一句话就是：“我又有家了！”
在这个世界上，家是一个充满亲情的地方，它有时在竹篱茅舍，有时在高楼华堂，有时也在无家可归的人群中。
12、文明的尺度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有一个风雨天我们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汽车，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小道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用法语跟我们的司机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瘸，稍微而已。法国司机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说要不，他心里很别扭。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一户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了名片，车号，驾照号码……
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13、多加一盎司
盎司是英美制重量单位，一盎司只相当于1/16磅。美国着名投资专家约翰·坦普尔顿通过大量观察、系统研究，得出一个重要原则：多加一盎司定律。只“多加一盎司”，但其结果，所取得的成就及实质内容方面，却有天壤之别。
在青年时代，约翰·坦普尔顿就决心把“多加一盎司”运用到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习中。他决心使自己的作业不是95%而是99%正确。结果呢？他在大三就进入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并被选为耶鲁分会的主席，得到了罗兹奖学金。
在商界、艺术界、体育界，在所有领域，那些最知名、最出类拔萃者与他人的区别，就是多那么一点儿，“多加一盎司”。谁能使自己“多加一盎司”，谁就能得到千倍的回报。
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完成自己工作的人，最多只能算称职员工。如果在工作中“多加一盎司”，你将会成为优秀员工。
“多加一盎司”，其实并不难，我们已付出了99%的努力，已做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再“多加一盎司”，又有什么难呢？我们往往所需要的那么一点点责任、一点点决心、一点点敬业意志和自动自发的精神。水温再升高一度就达到沸点，山再攀登一步就可达绝顶，横竿再上移一厘米就刷新世界纪录。就多那么一点，就“多加一盎司”。
14、小问题引出大发现
印度科学家拉曼在英国皇家学会上做了声学与光学的研究报告后，取道地中海乘船回国。甲板上漫步的人群中，一对印度母子的对话引起了拉曼的注意。“妈妈，这个大海叫什么名字？”“地中海！”“为什么叫地中海？”“因为它夹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之间。”“那它为什么是蓝色的？”
年轻的母亲一时语塞，求助的目光正好遇上了在一旁饶有兴味地倾听他们谈话的拉曼。拉曼告诉男孩：“海水所以呈蓝色，是因为它反射了天空的颜色。”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可这一解释。因为它出自英国物理学家瑞利勋爵的推理。但不知为什么，在告别了那一对母子之后，拉曼总对自己的解释心存疑惑。
拉曼回到加尔各答后，立即着手研究海水为什么是蓝的。他终于证明出水分子对光线的散射使海水显出蓝色的机制；进而又在固体、液体和气体中，分别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光散射效应，被人们统称为“拉曼效应”。1930年，地中海轮船上那个男孩的问号，把拉曼领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台。
15、最后一锤
在沂蒙山区一个小山村里，有一个专门打造铜锣的铺子。工匠师傅已近七十岁了，还每天坚持掌锤。他的两个儿子虽然已干了十几年，但每到锣心的时候，他们就把锤子交给父亲，由父亲完成最后的一锤。路人不明就里，问老者。老者说，这锣心的一锤和周边的锤法都不一样，锣心以外的每一锤都只是准备，最后的一锤才是定音的，或清脆悠扬，或雄浑洪亮，都因这一锤而定。不论多么优质的铜材，不论剪裁的尺寸多么合理，也不论一开始打了多少锤，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后关头的断然一击。这分量轻重恰到好处的最后一锤，是一只锣音色好坏的关键。
人生中最重要的，也是这关键时刻的断然一击啊！
16、两只老虎
有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野地里。在笼子里的老虎三餐无忧，在外面的老虎自由自在。
笼子里的老虎总是羡慕外面老虎的自由，外面的老虎却羡慕笼子里的老虎安逸。一日，一只老虎对另一只老虎说：“咱们换一换。”另一只老虎同意了。
于是笼子里的老虎走进了大自然，野地里的老虎走进了笼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是饥饿而死，一只是忧郁而死。
许多时候，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而觉得别人的幸福很耀眼，却想不到别人的幸福也许对自己不合适。
17、日本不想浪费一点能源
潘小多在7月30日《环球时报》撰文说，在日本，节约能源已经成了深入人心的一种观念。不仅政府机关如此，日本的企业也在认真贯彻节约能源的方针。
岛津制作所是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我每周去岛津京都总部的分析科教课，都是在一个固定的会议室里。京都的夏天热得人心情郁闷。进入6月后，我就发现分析科的三层小楼里一点儿也不凉快，倒是不太大的会议室还有些冷气。问了学生才知道，一到5点下班时间，楼里的中央空调就自动切断，惟有楼上楼下的两个会议室享受特别待遇，有单独的冷气。可是，当我6点半离开的时候，偌大的办公室里至少还有一半的工作人员在加班。
再看分析科的这个会议室，墙上贴满了写着企业方针的各种宣传画，号召各地分公司上下一致节约能源，并列出了大约20条细则，如：公司内部开会不上茶；所有的复印纸都要正反面使用；随时关灯、关空调、关电脑等等。今年初印刷的一张宣传画上，则用可爱的卡通形象提醒员工：“要吃午饭去了吗？你确定自己关灯了吗？关电脑了吗？关空调了吗？如果没有，请你回到办公室做好这些再去食堂。”
岛津制作所会议室的桌椅也是旧的，墙角的废纸篓每天都收拾得很干净，而且还是个瘪了两三处的旧铁皮桶。
家庭是能源消耗的最小单位，但是因为它耗能的绝对数量并不小。在日本，为了节约能源，家庭主妇们在实践中发明了很多实用的小产品。比如，给冰箱冷藏室安个透明的塑料“门帘”，就可以挡住每次开门时冷气大量散失。
18、美国的废品回收
在美国，循环经济的影子随处可见，最明显的就是使用再生物质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在白宫参观，发放的介绍材料使用的就是再生纸。
据美国全国物质循环利用联合会公布的数字，全美共有5.6万家公私企业涉及该行业，为美国人提供了11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的毛销售额高达2360亿美元，为员工支付的薪水总额达370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该行业的规模已与汽车业相当。
目前，美国纸张的回收利用率为42%，软饮料塑料瓶的回收率为40%，啤酒罐和其他软饮料罐的回收率为55%，铁质包装的回收率则高达57%。
19、请听科克法官一句话
《学习时报》8月2日刊登张丽娟的文章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法官则就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是社会正义的最高守护神。在英美国家，法官被打造为一个高度职业化甚至精英化的特殊群体，在这个社会中，法官必须“具有法律知识和经验，判断和分析能力，有良好的决定和交流技巧。富有权威、道德、公正，能够理解普通人和社会，性格温和，有礼貌和尊严，对社会服务具有责任”。
17世纪英国王座法院的首席法官爱德华·科克就用以下的理由，抵制了英王詹姆斯一世插手王座法院司法审判的企图，他说：“微臣认为陛下对英王国的法律并不熟悉，而这些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权、财产等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赋理性来决断的，而是按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的。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法律的复杂性使得司法非普通人可以涉足，司法的权威并不是来自强权，而是来自其品质。
20、稍纵即逝的念头
名扬海内外的着名药商胡文虎有一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时一只蚊虫飞过来咬了他一口。“真烦！”胡文虎伸手去拍蚊子，突然他灵光一闪，东南亚各国人口稠密，生活贫困，加之气候炎热，苍蝇蚊虫很多，百姓中暑、热病盛行。要是能创制出一种可以治疗中暑头痛、蚊虫叮咬，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新药，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畅销药。胡文虎一骨碌爬起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弟弟，弟弟非常赞成，第二天兄弟俩便开始干起来。他们在祖传秘方“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古配方，以山苍、薄荷、樟脑等名贵中药为原料，采用西药的科学方法，研制出一种既可外用，又可内服，能防治感冒、头痛、鼻塞的新药。这种药就是今天我们人人熟知、家家必备的“万金油”。通过研发“万金油”等面向普通大众的药物，胡文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步入了人生的辉煌。
其实，诸多的成功，都不过是发轫于某些事物触动冒出的小小念头。是否善于抓住创新的小念头，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成败。被称为“方便面之父”的日本人安藤百福就有这样的经历。二战后，日本食品严重不足。一天，安藤百福偶尔经过一家拉面摊，看到人们顶着寒风排起了二三十米的长队，脑子里灵光一闪：如果生产一种一泡就能吃的面条，一定会受欢迎。他于1958年春天开始埋头于方便面的开发，未果。一年后，有一天，品尝着夫人做的油炸菜肴，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采取油炸方法怎么样？他很快进行试验，悬而未决的难题终于迎刃而解，将面条浸在汤汁中使之着味，然后油炸使之干燥，就能同时解决保存和烹调的问题。不久，他拿到了方便面制法的专利。1966年，安藤百福首次去欧美视察旅行，他拿着拉面去洛杉矶的超市，让几个采购人员品尝拉面，没有泡面条的碗，找到的只有纸杯子，于是把面分成两半放入纸杯中，注入开水，他们用叉子吃着。吃完后把杯子随手扔进垃圾箱。安藤由此产生了灵感：开发“杯装方便面”。在一次从美国回国的飞机上，他发现空中小姐给的放开心果的铝制容器的上部是一个由纸和铝箔贴合而成的密封盖子，脑子里立即又冒出一个念头：采用铝盖不是正好解决杯装方便面长期保存的问题吗！就这样，抓住一个个小灵感、小念头，安藤百福让方便面的发明不断完善，最终使方便面走向了全世界。
在人生路上，我们切莫放过那些稍纵即逝的念头。只有抓住了孕育成功的念头，我们才不会与成功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