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事难料，用中国俗话来说，就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奥纳西斯和包玉刚的第二次会面，只用了三十年的五分之一，地位却已倒了个个儿，这一次，是奥纳西斯递上了“拜门帖”。
这第二次会面是在一九七四年春天，此时的奥纳西斯，已近古稀之年，他与肯尼迪遗孀爱情的故事，已到了花落凋零的地步；他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年仅二十四岁的长子亚历山大，也在几个月前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他为了惟一的女儿姬丝汀娜，前去纽约，找到了包玉刚下榻的酒店。
那是一家在纽约没有什么名气的酒店，直到奥纳西斯见到包玉刚之后，才相信包玉刚真是住在那里。
奥纳西斯怎么也想不通，包玉刚已经是世界第一的船王了，为什么还要住在如此普通或者说不上档次的酒店，住的房间连会客厅也没有？想当年，自己登上世界船王榜首之位时，曾大肆庆祝一番，那时候，有多少人为自己欢呼，有多少人来巴结、奉承，又有多少美女贵妇急着来献媚讨好，但如今，一切都成了往事——他想把年少无知的女儿姬丝汀娜托付给包玉刚！
两位船王一见面，自然是寒暄一番。包玉刚心想，眼前这位仁兄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知道这次专程跑来，所为何事呢，但见奥纳西斯比起六年前已是苍老了许多，眉宇问充满哀伤与失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包玉刚不禁生出几分同情与感慨。
寒暄之后，两人有了以下一番对话。
奥纳西斯：包先生的为人，恪守信用，为世人所称道，我和女儿十分敬仰。
包玉刚：奥纳西斯先生过奖了。当初先生叱咤航运界、雄霸一方时，我还是个无名小辈，我从先生身上得到不少启迪。
奥纳西斯：我的儿子，亚历山大，我惟一的希望，他死了，死得很惨。
包玉刚：我听说了，我为此感到难过。
奥纳西斯：我这一生中极少求人，别人都说奥纳西斯是个狂人，没有说不出的话，没有办不到的事。不过，今天来见先生，却难以启齿。
包玉刚：奥纳西斯先生，你在年龄上是我的长辈，在这一行中你是我的前辈，你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
奥纳西斯：我老了，亚历山大，那个可怜的孩子又离我而去，我想把生意交给姬斯汀娜，但是，她年少无知，我想请先生你帮忙。
包玉刚道：怎样帮忙？
奥纳西斯：我们可在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比如说合资经营，或者由你来代理你我的船队，或者其他任何的合作方式都行，只要能给姬丝汀娜一个成长的机会。
包玉刚听了奥纳西斯的话，不禁吃了一惊，几乎从不求人的奥纳西斯如今屈尊相求，态度又是如此诚恳，看来奥纳西斯的处境的确不妙。
包玉刚暗暗思忖：“奥纳西斯的船队规模宏大，实力雄厚，如果与他合作，对于自己扩大经营范围的确是大有好处，加之奥纳西斯根本没有提什么附加条件，这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过，”包玉刚转念又想：“奥纳西斯是个典型的西方人，他的处事作风与我大不相同，生活习惯也差异悬殊，大家从来没有合作过，又非至亲好友，将来能否合作愉快？另外，奥纳西斯现在景况不妙，我这时插一手进去，别人肯定认为我是乘人之危，还有一点，希腊的另一位船王尼亚哥斯与奥纳西斯一直是死对头，我与奥纳西斯合作，尼亚哥斯岂肯善罢甘休？到时，我即使有天大的本领，也鞭长莫及，难以管得到希腊那边的事。未来的航运界，吉凶未卜，前途难料，还是谨慎些好。”
转念之间，包玉刚已逐一分析了全部的利弊，决定还是先不答应的好。他婉转地对奥纳西斯说：“合资经营的内容太复杂，你突然提出来，我还未仔细思量，给我一段时间考虑好吗？”
包玉刚的婉拒像一盆冷水浇在奥纳西斯头上，他大失所望，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带着遗憾告辞。第二天，他又怀着一丝希望约请包玉刚到他新落成的奥林匹克堡酒店做客居住，同样被包玉刚礼貌而客气地回绝了。
有人认为，奥纳西斯这次带着女儿去见包玉刚，提出合作事宜，其中的意图很明显，只要包玉刚一点头，年轻美貌的姬丝汀娜就属于他，那个令人垂涎的海上王国也唾手可得。
但包玉刚放弃了这次机会。
不久之后，奥纳西斯果然离世，把万贯家财留给了姬斯汀娜，使女儿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女富豪。
虽然姬斯汀娜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公司老臣子们的扶助，把父亲留下来的海上王国搞得有声有色，但是，她几次不幸的婚姻对她的打击极大，以至于英年早逝，留下一个几岁大的被称为“世界最年幼富豪”的小女儿。
这种种遭遇，着实令人扼腕叹息，只是不知包玉刚知道后，作何感想？
人无近忧，必有远虑
一九七八年，对于包玉刚来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
这时距他买下第一条燃煤的旧货船开始搞航运的一九五五年，仅有二十三年的时间，这时他已拥有两百多条船、两千多万吨位的庞大的船队，并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到这一年，他的航运事业发展至顶峰。
鉴于他的杰出成就和贡献，英女王授予了他爵士头衔。
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请他去作专场演讲，各国的报刊、杂志纷纷以大幅篇章介绍这位世界船王。
尽管西方媒介在渲染报道之时，为了把这个保守的、没有特别嗜好的中国人与“船王”这个极富浪漫和传奇色彩的角色联系起来，于是取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代名词——东方奥纳西斯，但毕竟，包玉刚的成就令世人为之瞩目。
然而，就在他的船队发展至顶峰的时候，他突然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包括亲戚朋友、合作伙伴羡慕和妒忌并惊讶的决定：减船登陆。
令包玉刚作出这个惊人之举的原因，是他预见到世界性的航运衰退即将到来。如果说：包玉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预见到世界航运的高潮即将来临，于是力排重议，令他成为一代船王；那么，二十多年之后，他又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航运的衰退，并及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两次预见，对他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奇怪：包玉刚为什么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未来呢？难道他有特异功能？
如果说包玉刚有特异功能，那只不过是在开玩笑，但事实上，他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本事，使他从旁人容易忽略的事情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
当时世界上有关航运业预测的资料，都是公诸于众的，做船运的人，有谁手头上没有？
关于航运业会转弱的信息，不只是包玉刚得到，几乎每一个船主都得到。但是，有些船主看了并不相信，有些船主看了，相信了，却没有行动。他们天真地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抱着一种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心态。岂料如果船到桥头直不了，那么就会船翻人亡。
包玉刚每年都要花一半多的时间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在别人看来，包玉刚似乎是经常周游列国，行踪不定，一会儿说他在某国王的王宫中吃饭，一会儿又看见他在某总统的官邸谈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但是，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在搜集信息，掌握各地的情况，把握住世界的经济脉搏，以帮助自己作出适当的决定。
包玉刚一九七六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院发表题为《经营航运的个人心得》的演讲时有这么一个观点：
“要想当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大亨，就不能远离政治，必须了解时局，在缤纷凌乱的表象中，抓住实质性的东西。”
当你看到这段话之后，也许就不再为包玉刚何以与众多的各国政要关系不寻常而感到不解了。
在一次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时候，包玉刚把他的这种观点具体化：
“做船业，是要下工夫的！要研究。自己呢，一定要肯吃苦，要努力。船在外面走，你就要跑来跑去，信息就要多，电话要通，要灵！譬如说，现在中东的局势你自己看不清楚，那么你怎么去决定一条船的处理方法？”
举个例讲，国际金融形势这么动荡，你就要考虑，究竟是用美金、用日元、还是用马克！你收人家的是什么钱，将来通货膨胀会怎么样？这中间，种种与之有关系的事情很多。
又譬如说，最近中国向美国购买大批粮食，这就与船务航运有很大关系了，对不对？
两伊战争会什么时候结束？接下来石油的情况怎么样？会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吗？这些都会和船务有直接的关系。
“人的关系也很重要！世界政治的关系很重要！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很重要！现在是日本造船，朝鲜做船，各种各样资料，你都应该清楚。”
在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所作的专题演讲时，包玉刚更是一针见血的地指出：
“请大家不要期望能听到一个管理技术和筹划资金策略的公式。”
“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智的综合分析，是正确判断的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包玉刚敏感地觉察到：世界航运的低潮即将到来。
自从一九七三年世界石油危机之后，工业发达的国家都意识到能源是关乎他们生死存亡的因素，他们不得不痛下决心，加强石油的自产能力，以图摆脱阿拉伯产油国对他们的控制。
英国：曾因北欧各国反对而一度放缓的北海油田的勘探开采工作，现在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虽然为此英国与北欧国家的关系又再度紧张。
美国：沉寂多年的德克隆斯的油田又再竖起了一个个高高的井架，人们企图从已停产的油田中再打出石油来，哪怕是一点点。
即使在工业并不发达的中国，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兴趣，并积极帮助中国开发南海的海底石油。这计划一旦成功，那么日本对石油运输的需求将大大减小。
七十年代的这次石油危机，还导致了一个新学科的兴起，那就是寻找替代能源。包括日本在内的科技发达国家，积极地开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是一个资源进口大国。一九六〇年，日本石油进口占货物进口总量的百分之十点四，到了一九七〇年上升为百分之十一点八，到了一九七五年则急升至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基于这些事实，日本在一九七八年开展了一个名为“日光”的寻找替代能源的计划，主要是希望在核能、水电和煤热发电方面有所突破。除了日本外，西方各国也积极地致力于核能、太阳能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以期减少石油价格浮动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各石油进口国石油储备的大量增加。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这几年间，日本石油进口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三，在以后的六年中，石油贮存额翻了一番，使得他们的石油进口量回落了下来，七十年代后期日本的石油进口大幅下降。
包玉刚在航运市场的繁荣境况下清楚地意识到各石油进口国都将会减少石油进口，航运业将会因此而受到残酷的打击，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石油运输市场必定会下降，情况必定会越来越糟。
除了对石油运输市场的前景不看好之外，使得包玉刚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与银行的合作关系也不如以前那么顺利了。一九七七年，沈弼取代了桑达士而成为汇丰银行的领导人，银行对投资于包玉刚的航运事业的兴趣明显减弱。
在日本，包玉刚的环球公司有两个大客户——日本轮船公司和山口汽船有限公司。但到了一九七八年，传出了日本轮船公司因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的消息。
那时，环球与该轮船公司签订有十多条超级油轮的租约，对方一旦倒闭，环球将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为此，环球公司立刻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作为环球公司大船东之一的汇丰银行主席沈弼向包玉刚提出要求，让包玉刚对租约的可靠性作出书面保证。
包玉刚犯难了：因为在当时的会议上，既有他的朋友，也有很多竞争对手。他没法答应沈弼的要求，但是若完全拒绝，则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并且会引出更多的谣言，因此，在那次工作董事会上，包玉刚只好作了一个简单的声明，对所涉及的细节则一概不提。
包玉刚的态度令沈弼不快，会后，他拜访了包玉刚，让其做出详细的解释。此时，包玉刚对此事已成竹在胸，他要沈弼忍耐几天，他知道日本工业银行总裁池浦喜三郎近期内会到香港访问，而只要得到此人的支持，日本轮船公司就会渡过这次危机，而环球也可以避免遭受巨大的损失。
一九七八年六月，池浦喜三郎先生到达了香港，在一个几乎集中了香港政要、商业巨子的宴会上，他表示日本工业银行及与其有关的银行会对日本轮船公司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其国外的债务和承租合约承担责任，稍后他又向香港媒介作了相同的内容保证。有了这个保证，环球航运和包玉刚终于顺利地渡过了危机。
经过这件事之后，包玉刚更加确认了航运业已开始走向下坡路，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心更大了。
包玉刚有一句口号：“不负债，不作过多借贷。”
这句话一直指导着他的经营运作。
减船渡危机
包玉刚已经预感到世界航运业低潮即将来临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减少船的数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包玉刚拥有一千多万吨的船队，其中有五十艘是超级油轮。这些油轮价格昂贵，一艘油轮顶得上一座大厦的价值。
在石油运输繁忙时，这些超级油轮便是挣钱的宝贝，有时候走一趟就是几百万美元的利润。于是，各国的船主纷纷订购超级油轮，乐此不疲。但是，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各国对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石油运输需求逐步减小，一个潜在危机慢慢露出来：供大于求时，这些庞然大物将会成为负担，其昂贵的保养费将会使船主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包玉刚最先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他第一步是要卖掉大部分油轮。首先是为大部分油轮订下了卖出的价钱——订价之低，令那些仍然看好航运市场的船主感到吃惊和兴奋。由于其低价政策，很快，他就把大部分该卖的船都出手了。
事情过后，人们对他定下的策略大为赞赏，汇丰银行主席威廉后来说道：“这个举动当时令人十分惊异，一年前，他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船主。一年内，他卖掉了很多船只，减少了借款数目。在别的船主仍在买船之时，他没有乘机要高价，他要价很低。”
“那段时间，他十分冷静，这正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如果他告诉别人他的想法，人们就可能会跟着做。他是如何知道何时该把其船只卖掉的呢？他四处旅行，打探消息。他收集各种各样的消息，结果他得出了见好就收的结论，他是惟一没有在市场下跌时受到伤害的大船主。比起其他人来，他有十分接近市场的感觉能力，他能够在船价暴跌前卖掉船只，减少借贷数目，收益虽然少了，但却能够不受伤害地逃脱了出来。”
卖掉了部分油轮后，包玉刚又开始着手为东亚航海公司及其船队的报价。在这之前包氏家族出了比市场高出百分之五十的价钱买下了市场上的股票，以使得小股民能够有所收益而避免船务市场崩溃的危机。那时，东亚公司是环球集团的第一家公开上市公司，它的船只约占环球船只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这之后的四至五年中，包玉刚卖掉了其中大半的船只。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说道：“我们成功地还清了所有债务。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别的香港船主在他们的年度报告中仍然做出乐观的预测，订出的价格仍然大大高于流行的市场价。我十分惊奇和担心，希望他们能逃过灾难——但很不幸，自从一九八五年起，他们不得让他们的股票在交易所停止交易了。”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航运业的萧条的情况下，包玉刚凭着他敏锐的预见力，有幸在危机逃脱了出来，成为少数几个损失较少的船东之一，但他也不是完全没受到损失，与日本山口汽船有限公司签订的租约就使他遭受了不少的损失。山口公司是包玉刚在日本的两大客户之一（另一个是前文提及的日本航运）。在山口公司的鼎盛时期，环球有五十条大船是由这家公司签租的，其业务约占环球集团业务的百分之三十。包玉刚与这家公司的总裁十分要好。在船运业开始萧条时，包玉刚也开始为这个好朋友担心起来，认为他签了太多的货船，为了稳重起见，包玉刚在与山口公司签订租约的时候，他都要求取得银行的担保书以获取安全感。尽管如此，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山口公司倒闭时，环球公司仍然有十八条船与他们签有租约，租金总值约一千万美元。幸运的是，在这十八条船中，有三只大油轮后来用与山口公司相近的租价租给了其他公司，环球虽尽力减少损失，但最后仍不得不放弃了其中十五条大船的租金和租约。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与日本人所订的租约里，包玉刚坚持以美元为标准进行结算，并且固定了日元对美元的比率为三百六十日元兑一美元，这样一个措施使他在后来的时候得到了额外的收益，因为到了八十年代，日元对美元兑换率升了一倍还多，这使得环球有了巨大的缓冲空间，当其他船主在八十年代陷入灭顶之灾时，环球集团却有了额外的恢复能力，这也正是环球集团在航运市场呈现出最坏的情况下仍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一九八五年是世界航运业遭受灾难的一年，据统计，那一年全世界共减少了一千七百八十五条船，总排水量达一千七百七十五万吨，而有一些统计甚至认为减少的数量实际上应该是更大些。有些行家警告说，船只减少的数量不会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递增。令人感到奇怪地是，旧船不断地遭淘汰，但却又不断有新船从船坞下水，实际上的船只数目减少并不到百分之一，船业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转。
由于包玉刚在七十年代末就预见到世界航运事业会走向萧条，他及时地卖掉了相当部分的船只，这使得他顺利地逃过了航运的大萧条时期的灾难，并积聚了一定的力量向陆地上的不动产市场进军。其中最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是一九八〇年所爆发的九龙仓收购大战，这件事直到如今，很多香港人提起来仍然津津乐道。
下定决心登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机，引发了包玉刚减船登陆的念头，但是，真正促成他登陆的，却是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
许多人以为邓小平与包玉刚二人初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一年，其实这是误会。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就与包玉刚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只因当时没有惊动传媒，故不为外界所知。而这次的接触更隐藏着一个深层次的涵义——促成了包玉刚由海上“登陆”的决定。
一九七八年的这次邓、包二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会见”，可以说完全是卢绪章的功劳。
卢绪章，这位包玉刚的姨亲表兄、前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与包玉刚在湖南衡阳相识，当年他以广大华行老板的身份活动，是商界中较有威望的商人。他曾给包玉刚不少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对包玉刚的世界观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包玉刚与他交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新中国成立之后，卢绪章出任外经贸部部长，包玉刚方知这位广大华行的表兄原来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人，着实吃了一惊。可能是因为与表兄情深义厚，包玉刚反而对共产党消除了某些成见。一九五七年，包玉刚正着手建立他的“海上王国”时，曾经悄悄返回大陆一次，同卢绪章商谈合作发展经贸问题，只因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合作问题没谈拢。乃至后来，卢绪章被打成“特务”、“走资派”，包玉刚见到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却得到如此下场，不禁心灰意冷。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包玉刚在从其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发现了排在其中的一个熟悉名字——卢绪章，他兴奋不已，终于知道表哥尚在人间，终于又露面了。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卢绪章官复原职，包玉刚的信心才逐渐恢复。
一九七八年上半年，被“打倒”多年的邓小平复出中国政坛，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消息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香港人更是仿佛看到了曙光。包玉刚萌生了回大陆去看看表兄的念头，但为稳妥起见，他向国内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我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
包玉刚拍这份电报，目的是投石问路。包玉刚夫人黄秀英与卢绪章夫人是表姐妹，用她的身份来拍这份电报，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事隔不久，包玉刚就收到回电：欢迎包玉刚夫妇一同回北京探亲。电报是邓小平请廖承志发的。包玉刚见此情景，顾虑顿消，立即与夫人动身起程。不过，他们没有“直接”飞北京，而是取道日本，大概是为了不引人注目吧。
包玉刚后来承认，假如不是这位表兄，他和邓小平的会面不会这么快。包氏王国，就算最后登陆，也不会这么顺利。
一次重要的会晤
邓小平和包玉刚的会面确实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会面。
包玉刚回忆道：“北京十一月的大风是出了名的，如不是亲临，也不知道原来这般凛冽。一下车，走了几步，我便把大衣领翻起来，秀英也拢好皮裘大衣，到和邓小平见面握手时，竟然忘了把衣领弄回去。不过我没有想到这位大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这样的随和、坦诚。”
包玉刚与邓小平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对彼此的声望早有所闻，神交已久，交谈之下甚是投机，他们的话题扯得很开，从中国大陆的经济到世界的政局，从航运经营到香港前途。邓小平向包玉刚描述了他改革的构想，而包玉刚则向邓小平谈到了自己所知的各国政要的看法，包括与当时的港督的私人谈话。两人足足谈了几个小时，充分交换了意见。
由于当时邓小平复出不久，基于种种考虑，包、邓的这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国内外新闻媒介并不知晓，两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更是除包玉刚与邓小平两人及少数几个陪同人员外，无人知道。不过，从包玉刚回港后的行动可以得知，包玉刚把包氏王国从海上搬到陆上的这个决定，显然是访京之后才最后作出的。包玉刚的登陆行动与其说是他预见到世界航远衰退，还不如说是他对香港的前途有了充分的信心。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一九七八年年中，包玉刚向日本订购了一艘四十万五千吨的超级油轮，由于这艘油轮吃水太深，不能在香港停泊。包玉刚后来对人说：“假如再推迟几个月访问北京，在上访北京之后，这艘巨轮订与不订，则须重新考虑。”
一句话，道出了北京之行对他的影响。
包玉刚每次与各国首脑会面，都不会空手而归——因为他会从交谈中获取各种对他有用的信息。这一次上北京访问也不例外。
邓小平虽然没有给包玉刚一个明确收回香港的计划，但包玉刚从邓小平的言谈中判断出：中国政府会尽力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这正是一个商家梦寐以求的。
包玉刚终于下决心把海上王国搬到陆上去。
两位华资巨头联手
李嘉诚当时是香港地产界的骄子，经济实力雄厚，在香港商界有一定的影响力。当时，包玉刚的生意主要局限于船运业，在香港尚没有任何投资，故包、李这两位华资巨头从未有生意上的来往。他的两家同住在港岛南区深水湾，相距不远。包、李两人相识已久，互相欣赏对方，虽极少见面，但也时常互通电话，保持联络。
那是一九七八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包玉刚正在家里休息。这时，李嘉诚给包玉刚打来电话。
简短的寒喧几句后，李嘉诚就直入正题：“有一件要紧事，是关于九龙仓的，想跟您谈谈。”
“好的，我们稍后到太子行详谈吧。”包玉刚说。
随即，两人在包玉刚位于太子行的办公室秘密会见。
不需客套，不需拐弯抹角，李嘉诚单刀直入地对包玉刚说：
“包先生，我手头上持有九龙仓百分之十的股票，共一千万股，我想转让给您，不知您有无兴趣？”
后来有人说，李嘉诚把九龙仓股票转让给包玉刚，一来他可能认为正在准备“登陆”的包玉刚有这个需要；二来也可能认为包玉刚在香港原本没有什么生意，把股票转让给他，对自己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当然，包玉刚对李嘉诚把股票转让给自己的原因并没有太多考虑，他考虑的只是买下九龙仓的股票是否对自已有好处。九龙仓是一家已有百年历史的英资洋行，受当时香港四大英资洋行之一的怡和集团控制，它名下有一些价值不菲的仓库、码头、酒店等。对于包玉刚而言，购买九龙仓股票，无疑是把自己庞大的资产转移到陆地上的一个好机会，因为购买股票，比直接投资其他生意来得干净利落——况且九龙仓本身又是一家实力雄厚、有发展潜力的财团。
沉吟片刻，包玉刚问李嘉诚：
“李先生，我很有兴趣把您的九龙仓股票买下来，价格怎样？”
见包玉刚如此一说，李嘉诚暗暗叫喜，随即开出一个价位。而包玉刚二话不说，当即拍板，以三亿多港币的价格买下李嘉诚出让的一千万股九龙仓股票。
一项大买卖就在这简短的会谈中完成。
后来，有不少传媒称包、李这两位华资巨头的这次会谈，是一次密谋，是为了联手对付或者是挑战英资财团。其实，这全是传媒的过分渲染和胡乱猜测。据最接近包玉刚的人士说，包玉刚当时购置一千万股九龙仓股票，并非像外界所说的那样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更非有意对付和挑战英资财团，那只不过是一个下午的决定，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一个把海上资产转移到陆地上的普通投资。至于后来收购九龙仓，那也完全是形势的发展所迫，并非当初购买李嘉诚一千万股九龙仓股票时的“预谋”。
前哨战已打响
不管怎么说，包玉刚、李嘉诚这两位华资巨头历史性会晤，客观上为一场世纪收购战揭开了序幕……
购买九龙仓一千万股股票，是包玉刚大举从海上“登陆”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这无疑是后来包玉刚得以一举收购九龙仓成功、并逐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陆上商业大国的重要突破口。所以，可以说李嘉诚无意中为包玉刚成功“登陆”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李嘉诚把手上的一千万股九龙仓股票转让给包玉刚后不久，就实施一个令海内外投资者瞩目的商业措施：向汇丰银行购入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此举一鸣惊人。之后，李嘉诚便在香港地产界扶摇直上，成为地产业巨子。而在收购和记黄埔的过程中，包玉刚也曾助李嘉诚一臂之力。
却说包玉刚购入李嘉诚手上的一千万股九龙仓股票后，眼见九龙仓业绩不错、潜力很大，于是不断吸纳九龙仓股票，半年时问就把股份增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到一九七九年初，九龙仓董事会邀请已成为最大股东的包玉刚加入，于是，包玉刚与二女婿吴光正堂堂正正地当起了九龙仓的董事。
随着持股量的增加，控制九龙仓的英资怡和集团明显地感到来自包玉刚家族的威胁。英资在香港历来独领风骚，华资难以与其争锋。虽然包氏家族在九龙仓不断做大，但怡和主席纽壁坚岂会善罢甘休？身兼九龙仓董事会主席的他，对包玉刚和吴光正这两位新任董事可谓一千个看不顺眼，双方不时发生摩擦。其间有两次冲突较为明显。
第一件是发生在一九八〇年初，包玉刚向董事会提出，环球公司在九龙仓董事会中的席位应增至四席。纽壁坚不同意，反而提出由置地公司的行政总裁贝德福特加入九龙仓董事会并出任行政主管。
双方争持不下，各执己见，最后通过协商，各让一步——环球集团争取到两个席位，贝德福特也顺利进入九龙仓董事会。
这场前哨战可以说是一场双方都认为自己胜利了的战役，这次“过招”之后，是一个短暂的“和平共处”时期。
然而这“和平共处”只是表面的平静，实际上，双方都在积极进行收购。怡和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举击败包玉刚的进攻；而包玉刚则是盯着九龙仓的绝对控制权，奋力向前。
于是，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环球的代表自然是包玉刚和吴光正，而怡和则派出了纽壁坚和贝德福特。
谈判一开始，纽壁坚即开门见山，要包玉刚出让手中所持的九龙仓股份，交换条件是相当可观的置地公司物业。
包玉刚没想到置地这么快就退却了，主动要求谈判，说明他们也料到无必胜把握，才采取“和平谈判”的“下策”。
置地公司有许多物业位于香港的黄金地段，其中光是中环一带的几幢大厦，已是令无数地产商垂涎的肥肉。
不知是动心了还是想试探一下置地公司的诚意，包玉刚提出了交换条件：金门大厦、太古大厦和太子行。这几座大厦都位于有“地王之王”之称的港岛中区，价值不菲。
这个条件对于置地公司来说，无异于狮子大张口，纽壁坚舍不得这些置地最宝贵的物业落入包玉刚手中，于是提出只能以金门大厦、尖沙咀的星光行和半山区的一部分住宅作为交换条件。
包玉刚不同意，双方又是一轮交锋，结果毫无收获，不欢而散。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包玉刚与纽壁坚的争斗趋于激烈，以致于在召开九龙仓董事局会议时，气氛紧张到要记录下各人的谈吐和举止。
正面冲突已经发生，则一场争夺战自然也就在所难免。
收购战中的斗智斗勇
一九八〇年五月底、六月初之间的一天，九龙仓召开一年一次的的股东大会。怡和方面的代表纽壁坚要求包玉刚告知近期的旅行计划，而包玉刚则如实相告：
首先是到巴黎出席一个国际油轮协会的会议，因为他是这个协会的主席，非去不可的。
接着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参加一个银行界的重要会议，他的业务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又是汇丰银行的董事，这个会自然少不了他的份儿。
然后是去伦敦，那里将会举行一个规模盛大的“赛龙舟会”，端午节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在伦敦的华人想借此热闹一番，包玉刚是商界名人，怎能不去捧捧场？
最后的安排是到中美洲，会见墨西哥的总统保迪罗。
这次行程起码需要十天。
包玉刚一口气说完这些安排，抬起头，却发现纽壁坚正盯着自己，面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眼神也是怪怪的。好像……
当时，包玉刚就有一个预感：纽壁坚探问他的行踪，是为了便于安排大动作。
年会结束没几天，包玉刚如期远赴巴黎。
包玉刚这次赴巴黎，是参加一个油轮船东会议，另外，还有很多安排。
行程紧凑，包玉刚仍然抽出时间进行他的例行运动——跳绳。
包玉刚喜欢跳绳，这是众所周知的，无论到哪里，他都随身带着一条绳子，每天都要抽空跳几百下。他曾对别人说：“在日本东京，我有一个小花园，就在那里跳；在伦敦，我就到大公园里跳，在其他地方，我都能找到跳绳的地方。”包玉刚不但喜欢跳绳，还喜欢以绳作礼物，这次出访欧洲和中美洲，他就带了好几条绳，准备送给所在国和地区的政要名流。
这天清晨，包玉刚正在寓所里跳绳。一下…十下…三百下，包玉刚一口气数到这个数目，便停了下来，他想起香港有可能发生的事，想起九龙仓年会上纽壁坚的奇怪眼神……
“这个纽壁坚，也太小气了。”包玉刚在心里暗暗诅咒了一句，但转念二想：“如果当初纽壁坚答应我的交换条件，我是否会把九龙仓的股权让给他呢？”
“没准会呢。”包玉刚自言自语道：“得到一幢中区名厦，作为我登陆的第一步，这是我多年来的想法。我最希望得到太子行，可惜纽壁坚死活不放，其他的，我却兴趣不大。也罢，不给倒好，我可以一心一意进行收购了。”
包玉刚拿过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然后放松一下手脚，准备休息一下就去游泳。
每天的跳绳和游泳，是包玉刚的必修课，风雨不改。
就在这时，房间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包玉刚下意识看看表，才六点多，谁这么早来电话呢？他拿起听筒。
“喂，爸爸吗？我是光正。”电话那边传来二女婿焦急的声音：“纽壁坚他们趁你不在，开始行动啦。怡和洋行已宣布出巨资收购九龙仓股票，你赶快回香港吧！”
“哼，纽壁坚这条老狐狸终于等到机会出动了！”包玉刚在心里说了两句。电话里，吴光正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包玉刚。
原来，包玉刚出发后的第一天，怡和洋行已暗中订下收购计划，目标是增购九龙仓股份至百分之四十九。
怡和这一步可谓老谋深算。把收购界线定为百分之四十九，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高招。这样一来，既可以回避百分之五十全面收购的临界点，又可以令包玉刚进退两难。因为，如果包玉刚要跟进的话，持股量必须超过百分之四十九，而突破了百分之五十的临界点，则属于全面收购，牵动资金近百亿。
这是怡和设下的第一道防线，然而这还不够保险，怡和决定大幅提高九龙仓股票的收购价格，再设立一道防线。
第二天，怡和派人把几份相同的广告认刊书送至香港几家权威报社，要求在翌日的主要版面上刊登相同篇幅的广告，内容是怡和愿意以两股作价十二元二角的置地股票，外加一张面值七十五元六角的无抵押债券，合计共一百元的代价，换一股面值仅十元的九龙仓股票。
这一招可以说怡和是下了血本，与包玉刚决一死战了。怡和一下子把九龙仓的股票翻了近一倍（包玉刚在香港时已把九龙仓股票抬高至五十五元），价格升幅之大，为股市历史所罕见。
这一天是星期五，纽壁坚安排好次日报纸广告事宜之后，便逐一打电话给九龙仓董事会的每一位成员，告知其收购计划，作为九龙仓董事会主席，他有责任这样做。吴光正是九龙仓董事，自然也接到电话。
电话里，纽壁坚“特意”委托吴光正将此消息转告在欧洲的包玉刚。吴光正一听便知，怡和洋行要趁包玉刚不在香港的机会，采取突然袭击，攻其不备，乱中取胜。
这时已经是下午，纽壁坚选择在周五收市之后提出收购建议，实在是用心良苦，其用意显而易见：看你包玉刚有何办法，能在周六、周日筹集到数目如此庞大的资金！
怡和的这一系列反击来得是如此迅速、如此突然，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商场老手。
而吴光正当时三十四岁，加入包氏集团时间不长，经验方面自然比不上纽壁坚，但他没有慌乱，而是镇定自若。
在这紧要关头，吴光正没有着急，更没有不知所措，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对方的情况，并第一时间打电话到巴黎找岳丈包玉刚。
说来也巧，包玉刚这次出访，不知是因为行程紧，每处停留的时间短，还是想考验一下吴光正的应变能力，他没有留下联络的方法。换言之，吴光正要找包玉刚无异于大海捞针。
不过，吴光正自有他的办法，通过找相关人士，迂回曲折，终于找到包玉刚。当他接通包玉刚房间的电话时，巴黎正是清晨。
包玉刚听完吴光正的汇报，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问：“光正，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置地把收购目标定在百分之四十九的九龙仓股权，是想逼使我们进行全面收购。但我们若中计，则需动用过百亿资金。”
“如果我们把收购目标也定在百分之四十九呢？”
“我们手上已有百分之三十股权，置地只有百分之二十。我们只需要再收购百分之十九，就可达到目的，这一点我们比置地有利。”
“但我们开出的收购条件一定要比置地优厚。”
“惟一的办法是提出现金收购。”
当时，包玉刚除了拥有约五亿港币的现金外，还持有不少债券和定期存款，合计约二十余亿元，足够收购九龙仓。但这些债券要转化为现金，还须二、三个月的时间，但收购九龙仓务必在星期一之前完成，这就需要银行借钱支持。
筹集十多亿现金，对于现在的包玉刚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他在电话里吩咐吴光正在香港作好一切准备。接着，他又打长途电话到伦敦，约好汇丰银行主席沈弼和副主席博伊明天上午一起吃工作早餐——当时，这两位银行家正从香港到伦敦来，准备参加“赛龙舟会”。
一切安排妥当后，包玉刚就于当天启程前往伦敦。
在股东大会之前，居住在伦敦的怡和集团总裁凯瑟克（怡和集团其实由凯瑟克家族掌管）获知包玉刚要到欧洲旅行，早已约好包玉刚来伦敦与他一叙。所以，包玉刚一到伦敦，就按原先的约定，直奔凯瑟克的私邸。
见到包玉刚，凯瑟克张开双手，以表热情欢迎。
“看他得意的样子，好像已经稳操胜券了。这个英国佬！'，包玉刚心里颇不以为然。他对凯瑟克说：
听说置地要出一百元一股购九龙仓股票，可有此事？”
凯瑟克作了一个惊讶的表情，说：“噢，包先生的消息真灵通，这么快就知道了。置地已经递交了收购建议书，星期一就可见分晓了。”
“你这么有把握？”包玉刚明知故问。
“当然。”凯瑟克一脸傲慢的神色，“我们英国人从不打无把握的仗。包先生，我们出到一百元收购一股九龙仓股票，你赶快抛出你手中的那部分股票，能赚一大笔呢！”
说完，凯瑟克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包玉刚说：“这是我私人专用电话。包先生如果有什么决定，我随时恭候。”
凯瑟克说话时的那语气、那神情，似乎根本没有把包玉刚放在眼里，似乎一转身包玉刚就会打电话告诉他将要全数转让九龙仓股权似的。
包玉刚心里恨得直咬牙，但表面上他仍相当平静，不动声色地向凯瑟克告辞。凯瑟克送至门口，随口问道：“包先生意欲何往？”
“中美洲。我约了墨西哥总统明天共进晚餐。”包玉刚答得也很随意。
两人握手道别。
第二天上午，包玉刚如期与沈弼、博伊吃早餐。三人坐下来，包玉刚便将正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告诉他那两位银行家朋友。
作为包玉刚老朋友桑达士的继任人，沈弼一直与包玉刚保持良好的关系。尽管受到世界航运衰退的影响，沈弼对投资航运的兴趣有所减退，但作为包玉刚的长期合作伙伴，他对包玉刚的处境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需要我怎么帮你？”沈弼问。
“借我十五亿现金。”包玉刚答得干脆。
“OK，没有问题。”沈弼一口应承。
不用摸底，没有兜圈，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沈弼之所以答应包玉刚贷款十五亿元现金，是因为他清楚两件事：第一，银行是企业的输血机构，企业则是银行的造血系统，如果失去包玉刚这个长期合作伙伴，对汇丰银行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第二，包玉刚做生意信誉极佳，他能向你借钱，就一定能还钱，绝不会拖三拉四。
基于这两点考虑，沈弼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个令人咋舌的决定。
包玉刚曾不止一次对人说：“我的信用有良好记录。这也是我的另一笔重要财富。”看来包玉刚的话并非虚言。
有了汇丰银行十五亿港币的支持，包玉刚稳操胜券了。也就是说，两天之后震动海内外的那宗世纪收购战，其实在包玉刚与汇丰领导人吃早餐时就已经见分晓了。
“我就不相信不能撼它一撼”
包玉刚在得到汇丰银行的承诺后，更加坚定了对置地有限公司挑战进行回击的信心。随后，他又联系了在伦敦的几家金融机构，他们都表示愿意支持包玉刚，向其提供贷款，包玉刚心里更有底了。
于是，他打电话回香港，告诉吴光正资金问题已落实，并将于明天返港。他让吴光正先与律师和财务顾问接触，商量收购方案。接着，他又打电报给墨西哥总统，对不能如期赴约表示歉意。然后，他向英航订了一张飞瑞士苏黎世的机票。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吴光正刚向瑞士航空公司订了两张苏黎世飞香港的头等仓机票。
这一着叫“声东击西”。包玉刚知道，如果从伦敦直飞香港，肯定逃不过怡和的耳目，因为伦敦至香港的包机，机票是由怡和代理的。所以，先装着按计划去中美洲的样子，到了苏黎世，再转乘瑞士航空班机，悄然返港，出其不意。
“兵不厌诈！”包玉刚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这四个字，不禁微微一笑，心想：“英资势力雄霸香港，怡和洋行气焰嚣张，我就不相信不能撼它一撼！”想到这里，包玉刚的眼神中透出一股坚毅的光芒。
飞机一下拉高，包玉刚的身体不自觉地向后一仰，他突然感到头有点沉，是啊，已整整二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该躺一躺了。他倒身便睡。
倒是吴光正想得周到，订了两个相连的头等舱位，让包玉刚得以不受干扰、舒舒服服地睡一觉。星期日上午九时，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包玉刚睁开眼睛，满眼阳光灿烂，精神为之一振。他把手表调回香港时间，便见到二女婿吴光正来接机，一行悄然返回深水湾寓所。
“爸，您先休息一下。”吴光正对从劳斯莱斯上下来的岳丈说。
包玉刚点点头，径直向寓所内的私家游泳池走去，边走边回过来头说：“我要游一会儿泳，吃过午饭再商量收购事宜。你去订一个中区酒店的套房作为今次行动的总部，不要订文华，那是置地的物业。”
吴光正领命出去，包玉刚独自在游泳池里畅游。
“已经一天没有游泳了，总觉得不舒服。”包玉刚心里说。每天的跳绳，是他的必修课，每天的游泳，则是他最大的享受和休息。
在游泳时，可以什么都不想，也可以冷静地思考、分析当前形势，考虑对策。在经营航运时，有几宗大生意还是在泳池中谈成的呢。
包玉刚一个人在泳池中待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便跳上岸，他看上去像一台充足了电的机器，精力充沛。
用过午饭，下午三时，包玉刚与两个女婿准时到达香港的希尔顿酒店。由于包玉刚特别交待过不能住文华酒店，以避开怡和耳目，吴光正便订了希尔顿酒店的一个套房，作为反攻的临时总指挥部。
其时，包氏集团的律师与顾问早就在此等候。这次反收购行动，包玉刚请来的财务顾问是获多利财务公司，这是汇丰银行属下的一家全资附属机构，在香港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财务公司。
包玉刚神情坚定地对在场每一个人说：“这次反收购要百分之百成功。”然后，他径直走到获多利财务公司总经理朗德斯面前，问道：“我们应该出什么价？”
朗德斯说：“置地提出的所谓一百元收购一股，是用股票和债券作交换，不能马上见到实惠的。我们出现金，即使报价九十元，也有把握成功。”
“我不想这场战役拖得太久，要速战速决。”包玉刚询问朗德斯：“我们出一个什么价钱，才能让置地完全没有反收购的机会？”
朗德斯答道：“如果我们出价每股一百〇五元，则对手绝对无法还击。”
一百〇五元与九十元相差十五元，即收购二千万股，须多付出三亿港元。在一九八〇年，三亿港元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包玉刚想也不想，就挥挥手，坚决地说：
“那就出一百〇五元一股好了，就这样定了。”
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晚上七点，包玉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个人和家族的名义，动用二十一亿元现金，作价每股一百〇五元收购二千万股九龙仓股票，把所持股份提高至百分之四十九。收购期限只在周一、周二两天，另外，不买人怡和及置地手上的九龙仓股份。
另外，他又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宣布反收购行动。
怡和洋行满心以为包玉刚正在墨西哥吃晚饭，谁知人家早已部署了反攻计划！用现金收购？如果真是这样，自己必败无疑。但二十一亿元现金，包玉刚能在两天之内拿得出这么多钱么？
怡和对包玉刚的公布将信将疑，不太相信，又不敢不信，只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星期一上午开市，由于九龙仓股票已在上周五起被停牌，无法在交易所内挂牌交易，包氏集团决定通过股票经纪人负责交易。
持有九龙仓股票的散户和小股东们被船王开出来的价钱惊呆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奔走相告。他们终于等到包玉刚摊牌了，开价又这么高，还是现金交易，这一本万利的好事上哪儿找呀？赶快抛吧，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
九龙仓小股东们蜂拥至获多利中环办公室，因为不能在交易所交易，只好通过经纪人，由财务公司出面办理。
小股东们等了好几天了。一方面，是股票专家曾经发出忠告：在包玉刚作出反应之前，最好的方法是持股静观。另一方面，小股东多是华人，他们早就对置地管理九龙仓的方法不满，期望包玉刚能胜出这场较量。
由于有这两个原因，置地虽发起宣传攻势好几天，大部分小股东仍按兵不动。直至包玉刚公布收购方案，小股东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抛，更待何时？
从正式开始收购至收购结束，只用了一个多小时。
上午九点钟之前，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购战宣布结束。获多利报价二十三亿港元，吴光正当即给获多利签发了一张二十三亿港元的支票。整个收购过程如此顺利、迅速，故当时有人形容说：“包玉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一场漂亮、干净利落的世纪收购战！”
那些未能抛出手中股票的小股东们失望而归，惟有盼置地开更高的价钱。
但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在包玉刚宣布已收购到五千万股九龙仓股票，掌握了九龙仓股权的百分之四十九之后，置地知道大势已去，遂认输败北。
事实上，包玉刚当时收购九龙仓，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也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因为他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当时，除了汇丰银行很爽快地借十五亿元支持外，不少银行还主动提出借钱给包玉刚。就在星期一上午展开收购时，香港美华银行给包玉刚送来一封信，说银行方面知道包玉刚可能需要资金，于是决定给包玉刚提供一亿美金的贷款，并不需担保。但那时整个收购战行将结束，美华银行的那一亿美元也根本派不上用场。
包玉刚在商界的影响力和信誉由此也可见一斑。所以，包玉刚打赢这场世纪收购战，与其说是靠银行的支持，倒不如说是包玉刚以自己在世界和香港商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商业信誉，令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并轻易地击败对手。
收购战结束之后，包玉刚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评论道：“置地的那些对手，显然低估了我的资金来源。”
而事实上，包玉刚在那个周末向汇丰借的钱，在三个月内就还清了。
包玉刚一跃成为第一个华人九龙仓董事会主席。
这次的反收购，包玉刚共动用了二十三亿元现金，其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坚毅的性格和必胜的气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他还获取了“作风海派”的评价。
记得当年桑达士曾认为包玉刚没有王者气派，经此一役，有谁能不心服口服地叫他一声“船王”？又有哪一个企业家有这样的气魄和胆识！
负创取胜与含笑断腕
包玉刚在九龙仓一役中，一天内动用了二十三亿港元现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倒怡和洋行和置地公司，取得了九龙仓公司的控股权，其胆略和气魄令多少人为之折服。但是有不少评论家却认为，在那场战役中，船王包玉刚是“负创取胜”，置地公司则是“含笑断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知情者透露，置地公司在挑起事端之前，曾就双方的实力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压倒“船王”的机会甚大，以至包玉刚奋起反击，许诺以一百〇五元现金收购一股九龙仓股票，置地将信将疑之余，却也估计到包玉刚能出如此之高价，必有汇丰银行在后撑腰，于是作了最坏打算。包玉刚宣布反收购的当天，他们让公司职员连夜加班，把股票分成小数额的许多份，然后透过怡和系的怡富，由大经洋行及代理公司暂存，一俟包玉刚开始用现金收购，即马上接连不断向获多利公司表示“支持”。
有传闻说，怡和置地暗中把九龙仓股票卖给包玉刚，套现达十亿港元，净赚至少也有七亿元。故有“含笑断腕”之说。
至于包玉刚出一百〇五元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不少专家则认为实在“过于冲动”，是被置地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的举动所激怒，“火遮眼”了，为此多付了一亿元的代价。故有船王“负创取胜”之说。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却有失偏颇，或者说只看见数目上的多少，而没有看到包玉刚在这场战役中取胜的意义。
首先，包玉刚在整个收购行动中，只有最后部分的股票才是以一百〇五元一股购入的，而在这之前所购入的股票，都是大大低于这一个价钱的，就所有股票购入的平均价钱与九龙仓股票所代表的价值——约九十八亿元而论，包玉刚在这场战役中还是有赚的。再者，对包玉刚来说，这场战役对他来说是非胜不可的。
对包玉刚来说，九龙仓一役是他整个登陆行动的第一场大战役，这场战役如果胜利了，则为他的整个登陆行动占得了第一个桥头堡，为他把海上资产向陆地转移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他最终能逃过航运业大萧条的关键。如果收购失败，则不但资产损失惨重，也会极大地打击船王的登陆计划。
包玉刚收购九龙仓成功，大大地增强了他的知名度，使得人们对他的实力不得不另眼相看。这一场闪电战中，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包氏集团令人难以置信地动用了超过二十亿元的现金，把怡和洋行支持的置地公司打得毫无还手的余地，显示了令人吃惊的战斗力。在闪电战中包玉刚所建立的威信，对包氏家族以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直到数年后，在包玉刚收购会德丰的一役中，人们仍可以看到这种威信的震撼力量。
总结说来，在收购九龙仓的整个战役中，包玉刚可以说是深思熟虑，智谋百出，而取胜的关键，则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包玉刚在挟着巨大的资产登陆前，选择了九龙仓作为进攻对象，是因为他经过调查，获知其最大的控股公司——置地公司所拥有的股权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他不动声色地吸入九龙仓股票。可以说，在置地公司意识到包玉刚才是最强劲的对手之前，包玉刚已在不知不觉中占了上风。当上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后，包玉刚又不急于求成，而是稳扎稳打，将手中的九龙仓股票转入环球集团属下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继续向置地公司施加压力。在其强大的压力下，置地公司不得不选择时机，抢先摊牌，同时也将自己的底牌完全暴露了出来。在置地公司宣布收购九龙仓股票的时候，包玉刚正出访巴黎，得到消息后，他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取得金融界的支持后，秘密返港，根据对手的底牌作出了周密部署。发动了闪电般的反击，一举奠定了胜局。
有趣的是，在包玉刚成功控制九龙仓的一年后，置地公司和九龙仓公司又成为了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与长江实业等共同建立了一家地产发展公司，目标是发展位于尖沙咀的新港中心。一对不久前的死对头，转瞬间又成为了合作伙伴，也算是在香港商界留下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