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
前几年，一股莫名其妙的“陈寅恪热”刮遍神州时，介绍陈先生的书籍文章洛阳纸贵，“身后是非谁管得，文人争说陈寅恪”。陈寅恪作为一种文化转型时期的人格符号，其身体苦难与文化苦难奇异地聚于一身，用其传记作者陆健东的话说“为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独立思想，自由人格”这八个石破天惊的大字，言则易也，陈寅恪先生却以历尽劫波、半世寂寞的代价践行不渝。陈寅恪世纪苦魂的形象与硬骨凌霄的精神，令许多文化人望洋兴叹，津津乐道。
在谈论陈寅恪的文章中，易中天先生的《劝君免谈陈寅恪》是一篇较为突出之作。这篇文章的特异之处，并不在于易先生开顶风船的姿态，敢于在众人一片顶礼膜拜声中当头棒喝，引人侧目，而在于易先生对陈寅恪的一生追根溯源、抽丝剥茧，以严谨的逻辑与绵密的分析，直指读书人心中最后坚守的那点学统尊严，即所谓“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真正的现实可行性。易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易先生的文章洋洋万言，其核心思想则可引用文中一段表述：
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
易先生的追问可谓毫不留言情，一针见血。最直逼人心的就是这一句“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为在易先生看来，包括做任何一种学问或者事情，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初读此文，脊背冒汗。以吾辈识浅才疏，尚知在今日之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格之途何其任重而道远。而易先生的这种“消极”
论调，无异于鼓励本来就甚嚣尘上的“犬儒主义”更加大行其道。人人都明哲保身，只管自扫门前雪，去做所谓“有意义”之事，无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关心公共事务的美德，何来国家与民族之进步？再说了，写文章做学问难道非要排班站队，非要不黑即白吗？如此公然倡导读书人骑墙苟且，丢掉责任担当，岂非误导来者？
我对易先生略有所知，他似乎并不缺少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尤其是野夫先生一篇《闲话易中天》的文章，俨然勾勒出了一位颇有“文侠”之风的易先生形象。我只能理解为易先生作为过来人，学界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他对人情世态有切肤之感，对思想风险更有老吏断狱般的洞彻心明，故而语重心长地告之来者三思而行，以免将来连根小板凳也没得坐。
易先生的文章并非全无道理。因为陈寅恪先生自己也说：“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他那样一位旷代大儒，只因傲骨不折，拒绝康生登门求见，就导致呕心沥血的著作“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后来历次运动中更是动辄得咎，在悲凉彻骨的心境中熬尽残年，自叹“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学者夏中义总结道：“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试想，陈寅恪先生肩头扛着一支如椽巨笔尚且落得如此下场，至于才疏学浅的吾辈小民，肩上拖着一家老小的坛坛罐罐，还能象易先生讲的那样“豁”得出去吗？
不过思之再三，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写作也好学术也罢，如果不去追求那点“意义”，这件事本身还有“意义”吗？易先生虽然没有下结论，但他的逻辑走向显然是，凡是不能附着在某一张皮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将导致“没有意义”的结局。他自始至终没有说清楚什么才叫“意义”？没有“意义”的话是否就永远沉默不语？换个角度说，即使此时有意义，是否代表彼时还有意义？此环境下的“意义”，到了了彼环境下还有“意义”么？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比如易先生讲到的冯友兰也是海内大儒，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为登“天子堂”，急于做“有意义”的事情参加了“梁效”写作组，结果顺了第一回，就难免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颇为情义所不容。
读书为文，到底该不该去追寻那点“意义”呢？
正好最近我因写作之故也重读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书中陈寅恪先生的三位高徒，同样才高八斗，但其迥然不同的三条人生道路，令人叹息肠热，掩卷长思，似乎正好回答易先生的“意义”之问。
第一位，是“又红又专”的汪篯。9年，中共中央成立的历史研究会决定设立历史研究所，政府希望身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能够北返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但陈寅恪不为所动，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年轻学者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与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重量级”手谕，带着志在必得的信念，于9年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汪篯与老师陈寅恪的深情厚谊非同一般。他是陈研习隋唐史的弟子中才华相当突出的一位，从二十二岁便开始追随陈寅恪，悉心研究其治史方法。并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辅助清华园里的老师陈寅恪著述，吃住都在陈家，与老师朝夕相伴，深得陈之治史方法真传。一直对陈寅恪行文格式甚有心得、并刻意模仿的汪篯，后来竟可以很娴熟地将文言体的叙述方式转化为白话文，其流畅潇洒别具一格。
此时的汪篯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然是一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新社会的狂热激情和一名革命者的满腔热忱，正让他全身贯注着一股“新人”的无穷动力。对新时代的顺应，又使他从思想到了语言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变。这与向来具有“旧我情结”的陈寅恪可谓格格不入。
当汪篯于月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那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殊不知，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此时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在与陈氏的交谈中，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先前的得意门生如今居然用这样充满“时俗”的语气和自己说话，此举令一生不问政治的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
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已无可能。师徒会面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未免没有指桑骂槐之意。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山大学招待所暂住。后来尽管汪篯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陈寅恪北返之事，也因其坚持“允许研究所不学习马列主义”的固请而流产。他在致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既是对科学院的答复，也可看作是对汪篯发怒的一点缘由吧！
这次会面后，汪、陈师徒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可谁知道，从始至终，汪篯
其实都挚爱着自己的恩师。他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总对讲台下的学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陈寅恪的敬意以及对他治史方法的肯定。汪篯一直惦记恩师，后来还托人捎去大包北京风味食品，并一一指点来人，哪种点心哪种蜜饯是老师最爱吃的。陈寅恪收到礼物很高兴，但师徒之间的裂痕终究无法弥补消融，汪篯再没有能向老师当面倾诉他的赤诚之心了。
汪篯其实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着真诚追求与真诚信仰一代人的缩影，他后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研究写作，但其论史文章中仍多见其师陈寅恪的风格影子。汪篯悲剧的成因在于“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陈寅恪在对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明言：“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是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天人交战之际，汪篯最终走了另一条道路。只不过，命运并没有特别眷顾这位因“又红又专”而被称之为“党内专家”的汪篯。
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99年“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自然是靶子，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0多斤，埋下人生悲剧的先声。
“文革”风潮兴起，汪篯这位无论在学界还是官场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更是成为“造反”对象，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窘境。学生们特意在他家房门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不问缘由就大声指责汪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工作组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
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这些小小“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当天夜里，汪篯
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不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在家中残酷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966年6月日，汪篯年仅0岁，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一位本来可以做出更多有“意义”事情的学术天才，却成为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岳南著：《陈寅恪与傅斯年》）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汪篯的人生悲剧无疑是整整一代人的缩影。尽管他如同受难的耶稣拖拽着带血的十字架走向毁灭，但无人能质疑其信仰的坚贞与忠诚，哪怕这里面有着近乎偏执与愚忠似的蒙昧成分。放眼当下，文坛学界又充斥多少“三高”——伪清高、假崇高、装格高呢？面对今天许多人的正襟危坐，义正词严，我更愿意对汪篯血浸的信仰表示一种叹惋与敬意。
第二位，是“亦官亦文”的金应熙。相较于书生单纯凄然“殉道”的汪篯，金应熙的人生显然复杂甚至难以评说得多。据说，陈寅恪曾经感叹过，他最好的学生还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这位金应熙便是一位公认的才华横溢的学人。他和其师陈寅恪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记忆力惊人。98年，有人问金念过多少首唐诗。答曰万多首。闻者惊疑，因为《全唐诗》总数才万多首。
但人们对此不存怀疑，因每有学生问其唐诗出处，他都可把整首诗念出来，解释其中僻典，被赞为“懂得加记得尤其难得”。
而金应熙的人生追求显然志不在学术而在官场。尽管他最有希望承传陈寅恪的衣钵，仍然于90年春离开岭南大学的讲坛，调到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任干事。从此成千上万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多了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干部，而在学界，则失去一位很有潜质专心致志的学人。三年的干事经历，使金应熙失去了“宁静致远”的治学心境，开启了后半生从校园到了社会、从学术到政治不断疲于奔命的旅程。“学人金应熙”与“党员干部金应熙”更是处于不可自拔的矛盾旋涡中，留下一段心灵痛苦扭曲的历史。
金应熙显然一生都致力于要把所谓好钢都用在他认为的“刀刃”上。而他最为人诟病的，是连他自己在交心检查中都承认的“我有很严重的跟风意识”。97年“反右”前，他入党提干，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是重点提拔对象。《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一些老人，清晰地记得这样的细节：在一些风向还不明朗的政治会议上，金应熙每次赴会都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何种风向占优，就掏相应的稿子念。
“反右”运动开始，金应熙热情高涨。98年，听到上头放出批陈的风声，而且是来自“最上层”的旨意，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府，赶回广州连夜组织对老师陈寅恪的批判。讽刺的是，金应熙太熟悉他的老师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有的批判论证，都能打到点子上。更其不堪的是，金应熙践踏了陈寅恪的信赖与私谊，违背基本人伦道德准则，连先前像他这样的至亲好友才得与闻的私隐，也拿来当作批陈的靶子。在论证陈寅恪的感情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时，金应熙连续引用了陈寅恪的数首诗为证，公开指称陈“讽刺马克思主义”。在中山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张潮中，金应熙批评老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陈寅恪的夫人把金应熙的得意之作抄录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令陈寅恪深感悲哀的是，他那些极有才华、深为他赏识的门人弟子，大都是自觉追逐新潮，批判本师所授之业，金应熙不过是给他刺激最深的一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