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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人的长短(2)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你读过古文吗?如果他点头,这就意味着他知道韩愈,知道唐宋八大家,这是稍通文化的中国人,最起码的文学常识。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外国人,你知道诺奖吗?如果他点头,你要是让他一口气,不查资料,不点谷歌,能说出八位获奖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计张口结舌者多。唐宋八大家的说法,始自明代,有一个叫茅坤的选家,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将韩愈名列领衔位置,一直为世人所首肯,延续至今,无人异议,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近年来,追求不朽,成了某些同行的心病,一些还健在的,有点子成就的作家,一些刚逝世的,有点子名望的作家,便有人来不及地为其盖庙建祠,树碑立传,香烛纸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其实,文学史这把尺子,以数年、数十年计,而不是数百年来测量不朽,往往是不准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以来,从轰轰烈烈,到一蹶不振,从光芒四射,到了无声息,一串一串的大师,一出一出的闹剧,一批一批的不朽,一堆一堆的泡沫,都是我们大家躬逢其盛,亲眼目睹过的。

如今,已成为广东潮州的一个景点的韩祠,又称韩文公庙,却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唐代文学大师的庙,到隔朝宋代才修,说明古人对不朽一词的慎重。这座宋真宗成平二年(公元999年)兴建的庙,离韩愈逝世的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年),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时间跨度。是真金白银,是废铜烂铁,是骡子,是马,经过两百年的过滤沉淀,朽或不朽,自有公论,板上钉钉,毋庸置疑。由此来看,肉眼凡胎的我们,对于同时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断,难免有藕断丝连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抬轿,云山雾罩,扑朔迷离,薰莸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读者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远不如时间老人那样看得准,看得透的。所以,在跟班和跑腿的马屁簇拥下,在虚荣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纪念馆以求不朽的同行,自封不朽,贻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话。再说,不朽又不是小笼包子,需要趁热吃,至于那么急着加冕吗!该不朽,谁也挡不住你不朽,不该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贤盖三千生祠,最后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韩愈这个名字,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来有自,因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盖文学小庙者,可曾有创新、领先、走在时代前面、令文学面貌一变的努力?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吗?如果回答为NO,这种一厢情愿,以为树一个牌位,挂两张旧照,放几本著作,存数册手稿,就会永远被后人记住,那也忒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运动,说到底,是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所以又称之复古。不过,韩愈并非全盘照搬的复古,而是在继承古文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散文文体。虽然他主张“破骈为散”,恢复两汉以来司马迁、扬雄的自然质朴的文体,但他更主张“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言贵独到”、“能自树立”、“辞必己出”、“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然而,去陈出新,谈何容易。所以,他在《答李翊书》里说,创新是“戛戛乎其难哉”的事情,问题还在于新生事物,不但不会得到习惯势力,保守思想的接纳,而是被抵制、被非难,甚至受嘲笑、受打击。但他坚信,只要能够“处心有道,行已有方”,顶住压力,冲锋陷阵,古文运动的这场改革,在他看来,只要“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地坚守阵地,倒下再起,总是能够荡涤浮华,扫尽艳丽,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韩祠建成以后,又数十年,对韩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苏东坡,撰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现在,在潮州韩文公祠里,还保存着这块碑石。其中赞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以及“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评价之高,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宋人司马光在其《答陈师仲司法书》中说到韩愈,“文章自魏晋衰微,流及齐、梁、陈、隋,羸备纤靡,穷无所之。文公杰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惊照今古”,也是臻至极致的赞美。

钱钟书在《谈艺录》里,对宋代高抬韩愈的现象,有过一番讽刺:“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

其实,北宋追捧韩愈,是一种必然,北宋立国,到真宗、仁宗之际,适与陈子昂《登幽州台》问世时的唐代,从贞观之治,到武后临朝,同处于盛世光景的辉煌中。因此,对于前朝文学遗产的扬弃,对于当代新兴文学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务。而北宋所承接五代文学,除了绵软无骨的花间词,便是空泛无物的西昆体,可谓乌烟瘴气,不成气候,与前朝的“梁陈宫掖之风”,浮艳骈偶之文,有得一拼。于是,以韩愈为样板,欧阳修、尹师鲁奋起拨乱反正,加之司马光、王安石、三苏、两曾的创作实践,使文学重归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证明宋代散文进步于唐。

北宋的诗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碍重重的进程中前行。嘉枯二年(公元0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选了苏轼、曾巩一批务实的,不作花哨文字的新秀,而将时望所归的好浮艳,尚华丽,讲形式,乏内容的考生除外,因为他们的文章绣腿花拳,华而不实。欧阳修本意,希望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促进一代文风的改变。结果,事与愿违,开封城里,竟引发了一场落榜考生闹事的风潮。在官道上包围住主考大人,兴师问罪,幸亏当时不兴扔臭鸡蛋,摔西红柿,否则,欧阳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及试榜出,时之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许因为惺惺相惜心理,深感唐代韩愈进行古文运动之艰难,出于同志式的知心,战友式的敬意,笔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

《宋史·欧阳修传》也将韩、欧一体而论:“文章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不过,即使在北宋,韩愈成为抢手的绩优股,溢美夸饰,不绝于口的同时,也有清醒者,既认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马光在《颜乐亭颂》中说:“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如市贾然,以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譬如欧阳修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说:“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穷苦,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就是历史的视觉差距了,历史看一个人,总是聚焦于忠奸贤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如同电子学上的栅极作用,年代愈久,光辉的部分愈被烛照,愈被强调;时间愈长,无关紧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虚无。

于是,后人只记住“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的韩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论”其实“无异庸人”的韩昌黎。

韩愈一生,最有影响,最为风光的一件事,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最为英雄,最为知名的一件事,为“忠犯人主之怒”的谏迎佛骨事件。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9年),佞佛的宪宗李纯要将法门寺的佛骨,迎至长安,供人敬奉。出于捍卫道统,出于尊儒排异或出于自我感觉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请,兼御史中丞,赐三品衣,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

(见《年谱》),韩愈上《谏迎佛骨表》:“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李纯阅后大怒,批示付以极刑。幸亏丞相裴度为之缓颊,保住了一条命,流放广东潮州。

从此,人们记住了上书“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铮铮铁骨,记住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悲壮诗篇,然而,并不在意他反佛辟佛的同时,却与和尚们交往频密。令人不可理解的,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里,老衲出入门庭,小僧趋前奔后,而且据宋人朱熹说,那都是些酒肉无赖之辈,就不知这位非佛主义者韩愈所为何来了。到了潮州以后,又与一位名叫大颠的法师,结为莫逆之交,书来信往,甚为投契。钦慕之,服膺之,连苏轼也认为韩愈的拒佛,“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所以,东坡先生为了他心目中一个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韩愈,断然声言韩的《与大颠书》为伪作,“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

其实,人有长短,物有好坏,君子心里有小人的因素,伟人身上有痞子的影子,高尚的人未必不卑鄙,而王八蛋也许并非一无是处,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复杂世界。虽然,儒学原教旨主义者将复古重儒的韩愈,在孔庙配享的排位,列于孟轲之后,等同于圣人。但圣人并非完人,他发配到潮州以后,巴结,甚至马屁大颠法师,是否期待这位大德高僧,影响那位佞佛的唐宪宗,而对他被贬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呢?按他当年“三书抵宰相求官”的脸皮厚度,未必会不存此心。

韩愈终于登上华山,在其《答张彻》诗中,有“洛邑得休告,华山绝穷陉”句,用他最害怕的这个“穷”字,来形容他的华山之行,可见对这次旅游,想起来后怕胆战的场面,犹耿耿于心。那天,到达华山最高峰后,定睛环视,千峰壁立,万丈深渊,立刻头晕目眩,魂飞魄散,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颤抖不已。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时,只看到脚前方寸之地,尚可勉为其难地行走,下山时,那脚下却是命悬一线的生死之途,往下,深不可测,往远看,云雾缥缈。稍一不慎,滑跌下去,连尸首都找不着。想到这里,腿肚抽筋,浑身凉透的四门博士,哪敢再走一步。精神崩溃的他,完全失控,赖在山顶,竟放声大哭起来。据唐李肇的《唐国史补》:“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传世的韩愈肖像,很是庄严肃穆。据五代陶谷说,弄错了,那是南唐韩熙载的画像,因两人都姓韩,都官至吏部。真假姑置勿论,但如此一位准圣人,一脸眼泪鼻涕,该是一个什么德行?

世界复杂,人更复杂,从出生到死去,自始至终,处于矛盾当中。因此,这个矛盾的组合体,有其长,必有其短,有其优,必有其劣。文人,只是多一点掩饰装扮的功夫而已。所以,看人,要懂一点两分法,而看文人的话,尤其那些大师,则必须一分为二,千万别被他们唬住。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