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可以说论争不了了之；也可以说，实际是以“国防文学”的路径为收束。自云“两边都参加”的茅盾，从他的角度解释说，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互相补充”。这是和稀泥，若真如此，何至打得如火如荼？两个口号，明眼人一看即知对立悬殊，恰恰没法并存。茅盾岂不知此，但一来自己“两边都参加”，二来为日后现代文学史“权威话语”所约束，鲁迅声望不能不维护。不过，细味字里行间，他也蜿蜒露出了其他的意思，如“鲁迅提到这口号是专为给左翼文学者以鼓励和指示而发的，他一点也没有要拿这口号去规约一切文学的意思。”又说：“胡风从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出发，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鲁迅的意思。”确系微词，然而却只是指向胡风而已。
从复原历史的意义上做一点总结，大致是这样：当时抗日这件事，一是如“救亡”字眼所示为国运所系，二来关系着社会主义苏联能否解其东西受敌、左支右绌之忧，三还可令蒋介石在西北气势汹汹欲毕剿共之功于一役的妄想化为泡影，都是大局。至于三十年后，江青等又以投降主义罪名加诸“国防文学”，则是出于当时政治需要，故意颠倒黑白。
易言之，“国防文学”义理不及鲁迅口号“纯正”，但从大局或实际利益角度，却更得“因时制宜”的妙谛。茅盾暗示，鲁迅对于大局非不明了，说他另提口号并不是想“拿这口号去规约一切文学”，而“是专为给左翼文学者以鼓励和指示”。意思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给所有人提的，仅仅针对左翼文学阵营，亦即在与形形色色的人搞统一战线同时，左翼需要留有一个“内部”口号，俾以一边统战一边防“内外之别”，不致为了统战丢掉立场。但这究竟是鲁迅的初衷、原意，还是仅为茅盾自己的揣度，我们也不清楚。
他随后又写道：
对于少数几个为宗派主义所养大的善于“内战”的朋友，希望他们即速停止“内战”，并且放弃那种争“正统”的，以及想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和自以为是天生的领导者要去领导别人的那种过于天真的意念。
这几句，在文中作为单独一段出现，字面好像并不完整或有语病，读来吃力。
可惜我们没有原稿，否则可以查看这里曾否改了又改，以致舛乱。它紧接着批评胡风“有意无意曲解”鲁迅那一句后面出现，依上下文关系，显然是在继续为我们解读鲁迅口号提出的原因。尽管语句欠完整，但意思仍可体会——他是说，论战的根子来自左翼文坛领导权之争，争“正统”、谁“领导”谁。
实际上，作为知情人，茅盾回忆录围绕口号论争洋洋万言，恰恰是这一小段疙里疙瘩的文字，触及实情，说了真话。“规约”、“领导”二词是要害。
发生口号论争，且值得争、争得起来，前提就是文学的“组织起来”。没有组织，各人单干，何用“规约”？何谈“领导”？见到文学与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我们难免生出会众化、帮会化的联想。虽然有些不伦不类，实际情形却的确如此。只有到了秩序异常紧密的状态，才发生“规约别人”的必要。而且随着格局如此，若不去“领导”别人，就势必被别人“领导”。早期现代文学社团已有这种影子，只是组织性还不够强，而到左联这种阶段，文学生态所提出的领导权问题，已容不得丝毫含糊与朦胧。左联的不欢而散，可以说是文坛领导权归属非明确不可的明证；鲁迅和左联党组织，各自认为居于“规约别人”、“领导别人”的地位，从而导致口号之争，可谓彰彰明甚，假使那时也像后来，文坛话语权概念清晰、层次分明、井井有条，岂能发生口号之争？
可见论争虽有些不了了之，但却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一个重大标志或分水岭。经此，未来文学的骨格，彻底明朗了。文学的大势，就这样被一桩口号事件楬橥出来。表面上，两个口号是义理之争、观点之争，而实质却直指文坛秩序、规则如何订立，关乎权力归属、政由何人、号令谁出。反之人们也从而意识到，口号的意义，再也不单纯是文学团体回应外部文学现实时发何声、如何发的问题，而更主要地体现了组织化文学厘清、明确其内部权力关系的表征。
以此次论争为界碑，之后四十年，口号这一意义就未尝有变。
越数年，情形果得验证。两个口号争得起来，是因为左联党组织提了一个，几位同人不满意，又提了一个。这还是先前的样子，即文学口号还是个开放区域，不拘谁，想提皆无不可。几年后，至少沿《讲话》而来的这条线的文学，不知不觉间把提口号变作一项专属权力。唯身份特殊人物，或在文坛负领导、管理职责的机构，方可染指。
那以后，文学口号的主要发表人显然是毛泽东。经他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问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诸多著名口号，覆盖整个历史时期，引领文学的全部发展。这些口号，借刘少奇口号分类理论言之，都有“行动的口号”性质，是文坛的“指令”，起着“调集群众，分配任务，配置各种力量”的作用；凡有口号，文学工作者必须积极努力、分毫不爽地遵行，落到实际。
也由于口号性质越来越严肃，对它的态度便愈见深沉。古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口号在当代作为统一思想的工具，隐约有了国之重器意味。从前人们提出口号，冲动、随意并不少见，有时或至于抱有玩或游戏的心态，现在谁也不会轻易提什么口号。不光自知无此资格者退避三舍，即有那样的权力，对于提口号也深思熟虑、掂量沉吟，一经提出，就要有言出法随的分量及效果。以故建国之后，口号的分量空前增加，口号数目较现代时期反而减少；通常一个口号提出，都表示文艺方针政策上的重大决定抑或调整。
对此，我们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例，作一观察。
96年月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陈伯达发言中毛泽东以插话方式讲了几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另一种学术。”几天以后，月日，即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十大关系时，将“双百方针”正式提了出来：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能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于今视之，八个字平平常常，然在当时，着实让人屏息凝神。盖建国以来，思想文化情态尤其文艺领域形势，一直严厉。伴随全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批《武训传》《清宫秘史》、批《红楼梦》研究唯心主义倾向、批胡适、批胡风，直至9年引发大文字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又就此延展为肃反运动，牵出“丁（玲）陈（企霞）小集团”……短短几年，文坛风刀霜剑、人人自危。
“现在春天来了嘛”是双关语，既指毛讲话的时令，更指文化上的气候。
所以才引出“百花齐放”的象喻，“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能开放”。这图景与现实反差有多大，语言形容无力，不如简单看个数字——夏衍说，90、9年，全国故事片年产量有二十五六部，批了《武训传》，“9年骤减到两部”。四亿人口规模的大国，一年仅两部电影可看，聊胜于无罢了，如此精神贫饿之下，忽然宣布“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这样急转直下的逆变，并无合适的语言可以言表。
陡然至此，其实有突发事件。本年月日，苏共二十大开幕，是为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继任者赫鲁晓夫，月日作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斯大林，神一般的斯大林轰然倒掉。此事不独社会主义阵营，即全世界范围，也都如山崩地裂。
在中国，赫鲁晓夫报告以内部传达方式渐为人知，范围严格控制为行政十三级（当时的“高干线”）以上党员干部，普通党员不能与闻，广大群众更不必说。据黄秋耘，整个中国作家协会“能听这个秘密报告的，也不过十来个人，在一个密室里，关起门来念”：
反正是在密室里传达，还这样宣布：听过传达，出了门以后，彼此之间不许交谈，不许议论。当然，更不许对外边的人讲。
几十年内，如此紧张、密勿的氛围仅发生过两回，另一次是十几年后林彪事件爆发的时候。
震惊和警觉，作为条件反射在所难免；不过，赫鲁晓夫报告对中国其实有另一面。报告终结了斯大林的神话，而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或其统治期苏联的关系，从来有苦乐参半味道。斯大林粗暴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对若干路线失误负有责任，还将苏联自身利益凌驾于中国革命之上，屡有牺牲后者的要求和做法。所以中共高层对赫氏报告，一面忧虑“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毛泽东），另一面（尤其96年当时）实际还有“喜”的感受。此非妄下雌黄，而有毛泽东亲言为凭：“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韦君宜《思痛录》也有两笔具体的记述。一是：“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二是：“我还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气；还有以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两肚子气。看起来毛泽东主席对于斯大林的惟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这种态度稍后已非秘密，毛泽东乃至与外国党来宾谈话时也公开表示：“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批评斯大林“以前思想控制很严，深过封建统治，甚至有些君主也比他开明些”。甚而联想到自由平等的口号：“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博爱、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
与六十年代痛批“苏修”不同，当时，这场精神强震对中国确有一层思想解放的意义。中共领袖们，首先是毛泽东，一下激发出巨大创新、开拓热情。
这在96年被表达得甚为清晰。诸如《论十大关系》（96年月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97年月）、《在颐年堂的讲话》（97年月6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97年月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97年月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97年月日）……约摸一年光阴中，毛泽东的思考新意迭出，充满探索性，胸襟相当开阔。而其集中的现实成果体现，是首次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展现了理性风范的中共八大。
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知者只见到寥寥八个字，知者则见到后面有一大串文章。并且这种等级的口号，除背景厚大、渊源幽深，未来亦将随历史齐生长、与时事共浮沉，不断添注新的内容，以致单独构成一个话语史。
先前，我们讲二十世纪文学可纳于文学口号史，实则在有些超级文学口号面前，只怕一个口号就凝聚了相当长一段文学史。比如，若将96年至986年这三十年，归结为要不要、能不能、有没有落实双百口号，谁也不能说这概括不成立、不精要。
首先为双百口号再添新解的，正是毛泽东。本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其逻辑而言，指“万类霜天竞自由”，是自由或不加限制的生态，他在解释“百家争鸣”时，也明明用了“大家自由争论”这样的表述。但后来他却附加了一个说法，即著名的香花毒草论。这样一来，“放”的就不一定都是花了，也会有毒草，因而引申出香花可放、毒草要除的话语。这一番枝节旁生，让人感慨于政策如果寄之于形象化的诗性表达，弹性太足。不过反过来，假如本来就追求着表达富于弹性，则未始不是好处及便利，因为有弹性方可回旋。
总之，“百花齐放”口号最初确以如诗如画的生动形象，使闻者身临其境、深受感染，但大家却疏忽于这种生动形象，这种比兴、“形象思维”特色，是过于发达的能指，蕴藉极多。97年，随着形势变化，“春天”意象欣欣向荣、暖意洋洋以外的含义，比如蚊蝇孳生、百害活跃，就渐渐地被激活了。
那是月以后，“大鸣大放”（鸣，百家争鸣也；放，百花齐放也）在毛泽东看来走向了“反面”。其实并非“反面”，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常、应有、可以推见的景象，只能说与毛泽东的理解、意想不同，或超出他的接受范围。一如9年肃反忽然翻成96年“春天来了”，97年春夏之交，也是旬月间逆转，鸣放终止，反右开始，是当代仅次于“文革”的大变故。我们这里不遑多表，而只讲双百口号的故事。
口号提出以来，文坛作为“花”来放的许多作品，转眼成为“毒草”。遭遇这样的变故，对当事者（作家作品）可谓尴尬无妄、啼笑皆非，而双百口号却毫发无伤、光鲜如旧，并不因实际情势的逆变蒙尘染垢，从而见出以形象生动口号指述政策的精妙——灵活绮靡，再解释余地大。当初倘若不是“花”
“鸣”这诗一般话语，而换成法律语言、以立法方式来界说文学创作和思想学术自由，现在就很难转圜。即便如此，双百口号从它的起点状态转换到与形势变化同步的样子，在毛泽东亦非一蹴而就，而有点滴渐变的过程。这一经历，好像还没有人曾加梳理，我们在此依据所知略窥一二。
开始他也只讲“花”，而无“毒草”之论。从现有文献追踪，有之，最早苗头是97年月日所写《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此时用词为“野草”，仍无“毒草”概念。散花野草，应同“闲花野草”，指用处不大的小花小草，不含“害”义。毛泽东可能想到了有些文艺现象与现实关系不直接、较为疏离，而他觉得对此不但容许，且“散花”未必不会变成“香花”。
十二天后，《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始现“毒草”一词，见第七个问题“‘放’还是‘收’”：
……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
着重号原有。虽有了“毒草”字眼，还伴以后来大批判另一个常用词“牛鬼蛇神”，但毛在这里仍坚持正面看鸣放，改革探索思路未变（就在这份提纲，有“立志改革的人”之句，也加上了着重号）。
到月日作为正式反右标志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香花”“毒草”才以众所周知的定义及关系出现：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