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里的洛阳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大街小巷之中到处回响着农夫和小贩们叫卖瓜果的吆喝声，飘荡着瓜果甜丝丝香喷喷的气味。魏国的伐蜀之战已经结束一年多了，洛阳城内重又恢复了和平时期的繁华。那些经历过战争与寒暑的人们，终于可以安心地坐下来，从容地品尝着美味的瓜果了。
虽然司马昭权倾天下，富可敌国，可是他却没有了凡夫俗子、平民百姓们的那种口福和胃口。面对着玉盘之中诱人流涎的时鲜瓜果，只能是望而兴叹了。尽管司马昭讳疾忌医。又咬紧牙关强撑硬支了近一年，但终因病情不断加重和恶化，他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终于倒在了病榻上。
司马昭卧病的消息在魏国的朝廷中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那些忠于曹氏政权、长期受到司马昭打击与排斥的朝臣，似乎从中看到了中兴魏国的希望和曙光，心中暗自庆幸，盼望着司马昭快点死去；那些早已投靠到司马氏的门下并从中捞足了好处的朝臣，害怕失去靠山与既得利益，心中惶恐不安，盼望着司马昭能尽快病愈。然而，无论是那些暗自庆幸的还是惶恐不安的朝臣，却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纷纷来到晋王府探视司马昭，想探明司马昭的真实病情，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连续几天，晋王府是门庭若市，前来探病的朝臣络绎不绝……
朝臣们不同的心理和相同的表现，完全在司马昭的预料之中。他既不愿让那些政敌幸灾乐祸，也不愿让那些亲信伤心不安，对前来探视的朝臣一概拒之于府门之外，不予召见。他要充分利用已经为数不多的时间，把他该做的事情和能做的事情全部做完，然后去见他的父亲司马懿与兄长司马师。
自从司马昭发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后，他就预料到这一天终究要到来的。故而，他一面强忍着病痛的残酷折磨，照旧不露声色地处理着军国大事，不让朝臣们看出任何破绽，以免在朝廷中引起混乱；一面暗中使劲，加紧了以晋代魏的准备。他先是审时度势，抛弃了个人感情上的好恶，改变了原先欲传位于司马攸的初衷，将沉稳而有雄心的司马炎立为世子，以稳固司马氏政权。后来，他又暗示贾充等心腹之人，接连不断地向魏帝曹奂上表，逼迫曹奂不得不违心地加他以一种特殊礼遇：冕十二旒，出入警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虚宫县，其位在曹奂之父、燕王曹宇之上；进位晋王妃王元姬为王后、晋王世子司马炎为太子，其余诸王子王女王孙皆如同皇子皇女皇孙；在晋王府中增设御史大夫、侍中、尚书、中领军，卫将军等属官……如此一来，司马昭不仅在权势上早已压倒了魏帝曹奂，而且在名分上也已与曹奂平起平坐了。魏国有了两个天子，出现了两个朝廷。以晋代魏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了！
然而，司马昭所追求的是要让司马氏登上国家权力的最高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而不仅仅是享受皇帝礼遇的假皇帝。他为此目标已经争斗了一生，就是在明知死神正大步向他走来之时，也仍然不肯就此罢休，还要在死神越来越响的脚步声中，为把司马炎托举上皇帝的宝座而作最后的部署。为达此目的，司马昭一面把众多前来探视的朝臣拒之于门外，一面却将何曾、贾充和裴秀召到了病榻前。
何曾、贾充和裴秀在这么个关键的时候和这么个特殊的情况下，被司马昭请入病房，既有些受宠若惊。又有些惴惴不安。他们并排恭立在司马昭的病榻前，一边偷觑着面无血色、颧骨突出、两腮深陷、双目无神的司马昭，一边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给司马昭请安。
“诸位老友请坐！”司马昭无奈地苦笑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我此次卧病，只怕是凶多吉少，再也起不来矣。诸位老友与我共事多年，朝夕相处，结下了深情厚谊。多年来，承蒙诸位老友鼎力相助，为我排忧解难，奔波操劳，方有我之今日。对此，我没齿难忘。今日我将诸位老友请来，一则是想向诸位老友致谢，二则是要与诸位老友告别。”
司马昭那副病入膏肓的面容和这番谦恭的话语，在何曾、贾充和裴秀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产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他们虽然明知司马昭已无法救治，但却又不得不违心地宽慰着司马昭。
何曾紧紧地抓住司马昭瘦得如同鸡爪一样的手，诚惶诚恐地说：“晋王春秋正富，何故出此不祥之语？老朽比晋王年长十余岁，且诸病缠身，尚还能苟延残喘，为国效力。晋王只是刚过五旬，偶染小疾，不必过虑，只要调养数日，便可恢复如初！”
贾充眼含着热泪说：“人食五谷，岂能无病？卑职以为，晋王此次染病，乃因长期操劳、过度困乏所致。晋王只需暂将军国大事放到一边，安心静养，定可痊愈。”
裴秀接过贾充的话茬说：“太子聪明神武，智才超世，自被立为嗣王以来，经晋王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处置军国大事已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晋王不必有所顾虑，尽可放心养病，待病愈后再去大展雄才。创立不世之伟业。”
司马昭把何曾、贾充和裴秀挨个打量了一遍，气虚声弱地说：“诸位老友不必宽慰于我。我自知已精力耗尽，不久便要离开人世，到阴间去与父兄相会，故而才将诸位老友请来，吐以心腹之言……”
司马昭一口一个“老友”，把自己放在与何曾、贾充和裴秀平等的地位上，这不能不令他们三人深受感动，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只好放弃了原先那种虚假的客套，异口同声地说：“晋王有何钧谕，尽管直言，我等定遵钧谕行事，虽万死而不辞！”
“我今日之言，并非‘钧谕”而是一个老友之遗言。”司马昭说到这里，禁不住溢出了几滴老泪，声音也变得有些哽咽了，“我生逢乱世，自幼便跟随着父兄东征西战，以图能平定天下，四海归一，国家繁荣昌盛，黎民安居乐业。然而，人生短促，壮志难酬，使我功亏一篑，只能扼腕叹息，含恨离开人世，岂不令人悲伤！”
司马昭的几滴老泪和悲怆的腔调，深深地感染了何曾、贾充和裴秀，使他们也不由自主地生发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
何曾紧握着司马昭的手，声音颤抖着说：“晋王之丰功伟绩，与日月共辉，与天地同在，必将千古传颂，万载流芳！人生一世，能创立如此之功业，足可光宗耀祖，荫庇子孙。”
贾充则是更为悲伤，泪流满面，唏嘘不止，声泪俱下地说：“晋王之伟绩有口皆碑，晋王之风范万民景仰，晋王之功德光照千秋！晋王一生，堪与周文王相比，足可自慰。”
裴秀也眼含着泪花说：“太子有仁君之相、明君之德，又具有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定可弘扬光大晋王之功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乃千古不变之理，晋王有何憾哉！”
“我所忧伤者，并非不能长寿。”司马昭老泪纵横地说，“太子年轻，根基不牢，且过于仁慈宽厚。我死之后，他恐难以驾驭朝廷，无法完成我家之千秋大业，使我父子兄弟创立之基业落入他人之手。望诸位老友看在我之薄面上，在我死后，能一如既往辅佐太子，使其能承继我之遗志，完成我未竟之功业。若能如此，我死而无憾。”
司马昭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道出了把何曾等人召来的真正目的和意图。司马昭的话音刚落，贾充就扑通一声跪倒在病榻前，争先恐后地说：“晋王尽管放心。卑职虽然不堪大用，但尚还掌管着京师内外之兵马。今后若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太子之命，卑职便以刀兵相加，灭其满门，夷其三族！”
贾充抢先一步，做出了样子。何曾和裴秀也不甘落后，连忙仿效着贾充，跪倒在病榻前，信誓旦旦地说：“晋王放心。我等定尽心竭力辅佐太子，完成晋王未竟之功业！”
司马昭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心中踏实了。他含泪苦笑了一下，十分费力地向何曾、贾充和裴秀拱了拱手，欣慰地说：“有诸位老友辅佐太子，我复有何忧！待到太子完成我未竟之功业时，我在九泉之下再向诸位老友致谢！”
司马昭抱病召见过何曾、贾充和裴秀，就像是艰难地翻越过一座大山，体力消耗过大，待何曾等人离去后，他便昏睡了过去，一直昏睡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他刚苏醒过来，又不顾急剧恶化的病体，让人把羊祜、杜预和张华召到了病榻前。
在魏国的朝廷中，若就官职而言，羊祜、杜预和张华，既算不上高官，也算不上重臣，在朝臣中的影响和作用远无法与何曾等三朝元老相司马昭就是司马昭。他既有心狠手辣、残酷无情的一面，又有爱能惜才、知人善任的一面；他既有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面，又有量才而用、务求人尽其才的一面；他既有善于抓住最佳时机、将对手致于死地的一面，又有善于巧施恩惠、把有用之人拉拢到自己身边的一面；他既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又有放长线钓大鱼的一面……这些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的多重性格和行为，使司马昭超越了他的父兄，一步步地把司马氏的权势推向最高峰。
如果说，昨天司马昭召见何曾、贾充和裴秀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是欲借助他们三个人的力量，尽快地把司马炎推上皇帝的宝座，最后完成他以晋代魏的政治目标和目的。那么，今日司马昭召见羊祜、杜预和张华，则是要放长线钓大鱼，是为将来灭吴作准备，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雄心。
因羊祜、杜预和张华均是晋王府的属官，又是司马昭信任和接触最多的人，所以司马昭也就可以有话直说，不必像对何曾和裴秀一样弯来绕去地兜圈子了。他把羊祜、杜预和张华叫到面前，开门见山地说：“生死由命，不可强求。如今我自知已是日薄西山，摇摇欲坠，不日就会告别人世，命归黄泉。故而才将汝等请来，托以后事……”
羊祜、杜预和张华共同掌管着晋王府的机密，与司马昭朝夕相处，接触频繁。再加上他们都是精细有心之人，观察事物细致入微。一年来，尽管司马昭对自己的病情守口如瓶，秘不告人。但那种种无法掩饰的病态和迹象，却不可避免地经常会暴露出来，被羊祜、杜预和张华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司马昭卧病寝疾，完全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司马昭此时的心态，他们也有所了解。所以，对于司马昭的这番惊人之语，他们并不感到惊慌和恐惧，而是早有准备。他们知道，此时的司马昭不需要隔靴搔痒的安慰，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承诺。正因为如此，他们并没有像何曾和贾充那样伤心流泪，而是显得异常的冷静，严肃地说：“晋王有何钧谕，但请明示。我等定尽心竭力，完成晋王所托之事。”
司马昭打量着羊祜、杜预和张华，直言不讳地说：“我自从秉承父兄之业、执掌国政以来，就有两大心愿：其一是弘扬光大父兄所创之基业，完成我家之千秋大业；其二是结束三国鼎立之乱势，完成统一天下之大业。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虽披肝沥胆，耗尽心血，但在有生之年，两大心愿仍难以偿其一，只好含恨而去！每思至此，我肝胆欲裂，死难瞑目……”说到伤心之处，司马昭不禁潸然泪下，难过得说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