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儒林外史(教育部新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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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儒林外史》导读

陈文新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三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里说:“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他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说:“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鲁迅的见解是极为精辟的。

一《儒林外史》的作者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在吴敬梓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生活上,他早年挥金如土,“倾酒欢呼穷日夜”;四十一岁以后,卖文为生,穷困异常,“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顾云《盋山志》卷四),有时甚至无米下锅;冬日苦寒,只能靠散步取暖,和朋友五六人,夜里乘月出城绕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天明入城,大笑散去,谓之“暖足”。思想上,他早年热衷于功名,对“家声科第从来美”津津乐道;三十六岁后,吴敬梓开始认真反思“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问题。

大约四十岁左右,吴敬梓开始写作《儒林外史》,用了十年的时间,全书才基本完成。乾隆十四年(1749年),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作《怀人诗》云:“《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儒林外史》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在作者去世十几年以后,由金兆燕(号棕亭)刊刻于扬州(据1869年苏州书局活字本《儒林外史》金和跋),此本今不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原书藏北京图书馆,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校点的排印本。197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汉秋辑校的会校会评本《儒林外史》。

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和《诗说》七卷。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诗说》已经失传,只能从《儒林外史》、金和的《跋》及金兆燕的《寄吴文木先生》中窥其一斑。1999年,《文木山房诗说》旧抄本在上海图书馆被发现(发现者周兴陆),有周延良笺注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

二“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一论断表明,吴敬梓自始至终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臧否人物、评论是非的标准。

“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的标本在五河县。此时五河县有两个得意的人家,一家姓彭,一家姓方,于是五河县人争先恐后去奉承巴结,包括某些世家子弟。吴敬梓将世家子弟中的慕势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呆子,一种是乖子。所谓呆子,其特点是一门心思地要和方、彭两家结亲攀友。除了方、彭,他任何别的亲友都可以不要。这样的人,自己觉得势利透了心,其实呆串了皮。所谓乖子,其特点是编造与方、彭两家亲密来往的谎话,到处说了吓人。有人信了他这些话,也就时常请他去吃杯酒,借他这些话再吓同席吃酒的人。这就是五河县的世家子弟!这就是五河县的风俗!

没有功名富贵的要“媚人下人”,有了功名富贵的便要“骄人傲人”。《儒林外史》从总甲写到秀才写到举人写到进士,由下至上地描述了一系列“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人物。

夏总甲是薛家集“第一乡绅”。明清的赋役制度规定,一百十户为一里,一里分十甲,总甲承应官府分配给一里的捐税和劳役。在帝制时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总甲实在太小;可在薛家集,夏总甲却是当仁不让的首脑人物。其出场就很不寻常。新年正月初八日,薛家集的七八个人来村口观音庵商议龙灯上庙、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的事,夏总甲虽姗姗来迟却气概非凡:“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种非第一号人物不能有的傲然自得的举动神情,读者看了,恐怕会哑然失笑。因为,如《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语所说:“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而彼意气扬扬,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他太不自量了!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夏总甲又并不可笑。在那些秀才、举人、进士中,不也同样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的角色吗?梅玖、王惠、高翰林……他们哪一个是“自量的”?

梅玖年纪轻轻考上了秀才,于是,他便时时处处记得自己是“进过学”的,比那成千成万的童生高出一等,倒霉的60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就这样成了他调侃、戏谑的对象。秀才“骄人傲人”,举人自然更胜一筹。梅玖还会说句“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的客气话,而王惠来到观音庵时,却是“也不谦让”,就在上首坐了,周进下面相陪。至于进士,更是目中无人。高翰林曾这样评价迟衡山和武书:“那里有什么学问!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自负老子天下第一,开口便是“中了去”,这就是杜少卿所极为反感的“进士气”。

《儒林外史》以王冕、虞博士、庄绍光等“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者“为中流砥柱”,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道义理想。《儒林外史》对王冕等人的塑造表明,吴敬梓并不鄙薄名士,他鄙薄的只是那种“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的假名士。真名士与假名士的区别,关键不是外在的行为方式,而是内在的素质:只有超然于名利之外,才有可能保持人格的独立,才能在与“势”的博弈中站稳脚跟。虞博士、庄征君、迟衡山等人,正是这一类读书人,他们以其中流砥柱的风采,屹立在《儒林外史》中,也屹立在读者的心中。吴敬梓的道义理想,由这些人物承载和传达,其厚重感和深沉感,是别的小说难以比拟的。

三《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的重心是对广泛的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或者说,是对广泛的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以此为背景,《儒林外史》也思考了一系列的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如古代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形象和豪侠形象是否具有足够的生活依据?中国历代史书中“礼贤下士”的叙事话语,其实质性的内涵是什么?功名与学问的关系究竟如何?等等。其思想的深度与反讽的表达方式相辅相成,既给读者以理智的启发,又洋溢着讽刺小说的幽默趣味。《儒林外史》对“礼贤下士”真实内涵的揭示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

娄家两公子三访杨执中,是对《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的戏拟。《三国演义》以极富诗情画意的笔调叙写君臣遇合,将刘备的求贤若渴与孔明的名士风度渲染得淋漓尽致。而《儒林外史》则不免笔带调侃,娄家两公子既非明主,又非伯乐,他们访贤的动机也值得怀疑,而他们所访的杨执中,更是十足的老阿呆,不可与诸葛亮同日而语。杨执中所推荐的那一位“有管乐经纶”的权勿用,尤其令人啼笑皆非。小说借此明确表达了对这群不合时宜又自我陶醉的“高士”的嘲讽。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其艺术特色和成就主要在讽刺方面。除了上面所说的独具个性的讽刺笔墨外,它还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讽刺手法。如常以夸张之笔突出讽刺对象的可笑、可鄙,通过漫画式的外形描写达到讽刺效果,运用对比方法等。

《儒林外史》的结构也有其特色。小说前有楔子,后有尾声,中间人物故事的递进,也都符合时间发展的线索(先后共叙述八十多年间的事)。楔子乃是为了笼罩全局而设计的。吴敬梓在描写王冕与危素、时知县等人的纠葛之外,还别具深意地展开了七泖湖畔一个对比鲜明的场面:王冕决心做一个超尘脱俗的画家,而三个不知姓名的读书人却一边野餐一边谈论着功名富贵。这三个不知名的读书人,正是小说中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写照;而危素、时知县,则又象征着一系列混迹官场的士人;至于王冕,读者从他不难想到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鄙弃功名富贵的正人君子以及四位市井奇人。作者透过对这三种类型人物的勾勒,展现了全书的大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