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寺位于平遥县城南１９公里梁家滩村西宝峰山南麓，全称“白云禅院”，曾名“西域寺”。全寺依山势南向构建，层次叠上，别具一格。共计四进，衢道能上下，回廊可周旋。
据现存明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十一月碑碣推断，白云寺初建于明代成化年间。时有绅士侯伯威，汾州平遥县南良庄人，在当地口碑颇佳，“头畜旺盛，地产积粟俱有千万”。侯伯威在本庄南西峪有承粮山庄一处，为求神灵庇佑，侯独资在此建一“白云庵”，后又扩建为白云寺，并将该处庄田赠为寺产僧业，以供自养。
白云寺初建时只有正殿和东西两庑，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侯伯威之嫡曾孙侯迺再发虔诚，决心重修，并补盖南殿。由于所需资金庞大，侯迺除倾囊而出外，还得四处募化。当时，南峪地平沟有一座观音堂，是明弘治年间一位法号叫大千的僧人创建的，大千圆寂后，其徒可聪不愿继守，投奔文水县甘泉寺当住持，观音堂从此日趋荒废，殿宇淋漏，圣像难保。有高林村寺僧袭开想拆走，被侯迺等人拦阻。侯迺会同大千和尚的俗孙杜方等人商议，由杜到文水找到可聪，动员可聪具结交出观音堂产权。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十月，众人把观音堂圣像请出，拆除殿宇，木料用于白云寺三间南殿的补盖工程，内塑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像，并将从观音堂请来的观音圣像，移供于弥勒佛像背后，同弥勒佛像相背而坐。又整修了正殿和钟楼。工程后期，购置金箔、颜料等还缺资金，侯迺又“沿村斋化，刺膊出血，调写施财名姓常住”，终于使工程完成。侯氏祖孙对白云寺的建立和发展功不可没。
白云寺于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十一月竣工“开光”时，平遥知县曹俸（字白石，嘉靖十七年，即１５３８年任平遥知县）率普洞巡检司巡检孙镗等莅临，对倡修者深表赞赏。曹知县还即兴就壁题诗，愿为扶梁功德，孙镗也慨然施银。
白云寺下原有一“先师寺”，供祀先师菩萨。传说先师菩萨于唐代前往沁源灵空山时，曾在此歇脚，后人修寺祀之。嘉靖年间主持道士高道玄，擅自将寺内柏树砍卖，在村中霸混，侯迺告发于官府，没收其卖树银７０两，买水地４２亩，交白云寺住持僧祖义执掌，为寺院常产。祖义又另置地四十多亩。从此白云寺依赖大批田产，或租佃，或自耕，不但衣食不缺，平时修葺也有了资金来源。为保证白云寺田产稳定，当时的普洞关巡检孙镗、范纬，还出告示公告于众：“示仰当家，不许密卖寺地，拗者告首，追价入官，地仍作常住。”寺庙有了经济基础，并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自能得以发展。从此，白云寺香火旺盛，门庭若市，名扬四海。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为佛传观音菩萨成道日，定为白云寺古庙会，游客如山，常逾万人。
白云寺山门外有四株参天古柏，象征着佛门的四大金刚。山门为三开间拱门洞式，洞顶上于嘉庆元年（１７９６）七月十五日增建“春秋楼”三间，内供关羽金妆像，因关羽一生精读儒教“五经”之一《春秋》，并有很深的造诣，故名。山门两旁原有钟鼓楼各一座。
白云寺前院狭小，进山门拾级而上即进南殿，穿过南殿才是宽敞的中院。四面锢封，东西廊窑各五间，正殿窑七间，十字砖拱。内供高大的“横三世佛”，即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中间是婆娑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三世佛”两旁，东供韦驮，西供伽蓝菩萨。从释迦牟尼佛光影壁后，可转入“求子洞”，旧俗在这里摸得一块石子者，求男可生聪慧颖异贵子，求女可生端庄福德淑女。难怪早年每逢六月十九赛会时，善男信女来摸石子者甚众，佛教利用汉民族儒教伦理，扩大信仰市场，这又是一个范例。
穿过求子洞，出通往后院之小门，再顺两侧台阶而上殿顶，上面有“观音阁”三间，增建于清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阁中观音面南结跏趺坐，而观音背后之韦驮则合十面北而立。
由观音阁两侧可北上“古佛殿”。古佛殿是寺内最高的殿宇，旁有东西耳殿，前有东西配殿，皆平房。古佛殿为五间砖拱十字窑，殿宇高耸无前檐，前面墙以砖砌，为仿“欧洲古典旋柱式”建筑。但柱间距离仍遵守中国古代建筑传统规制，以明、次、稍递减。古佛殿前墙的柱头上，有许多砖雕图案，如青狮、白象、日、月等，还有阳刻隶书“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圣中圣”、“天上天”。平柱上刻有楹联一副：“众善奉行，万缘净尽；诸恶莫作，一性圆明。”这种以汉民族书法及砖雕艺术同西方古典建筑造型艺术相融合，不失为东西方文化碰撞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在佛寺中罕见。
古佛殿最初建于清乾隆年间，当时的住持僧人明远“尽心募化，竭己财力，开山垫沟，凿石成窑，接以砖洞，别成一院，上建佛殿，下作僧寮，东西两壁绕以禅窑，作参禅讲学之所。盖煌煌乎已成大观也”。（嘉庆二年，即１７９７年《重修山门并建关圣帝君殿与钟楼碑记》）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做过补修，重修于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古佛殿内供“三身佛”（法身、报身、应身），“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还有四尊供养菩萨。这十一尊塑像都是民国年间住持僧印聪和俗家居士郭士荣等主持整修白云寺时重塑的。大约从此时始，白云寺才改由净土宗掌院。
古佛殿后面之院，是僧人生活起居及平时打禅的地方，可称僧房院。出僧房院旁门往北为塔院，现存舍利塔五座，佛家称高僧遗骨为舍利，所以五座塔皆为历年高僧墓塔。
白云寺自清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起，即由佛教临济宗掌教。临济宗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一个宗派，它源于佛教禅宗。嘉庆二年重修山门时，山门额刻“白云禅院”，可为佐证。
佛教之禅宗创建于南北朝时期，以印度来的高僧菩提达摩为始祖。传至唐朝，禅宗才真正兴盛起来。当时其第五代祖师弘忍的两个弟子神秀和慧能，又分别宣教于江北江南，后人称为“北禅”和“南禅”。因他们分别主张“渐修”和“顿修”两种不同的修行观，所以人们又称北禅为渐禅，称南禅为顿禅，即“北渐南顿”。唐以后顿禅独盛，并分成五个支派，即：临济宗、曹洞宗、雪山宗、沩仰宗、法银宗。临济宗后来又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总称禅宗的“五家七宗”。宋以后，中国佛教几乎成为禅宗的天下，临济宗和曹洞宗尤盛。禅宗的哲学思想等还旁及儒家，宋代及明代的“理学”，即儒家和禅宗哲学结合而成的新思想。临济宗等禅宗佛教，到清朝初年就逐渐衰落了，但临济宗和曹洞宗都传到了日本国，如南宋时期的道隆禅师（１２１３—１２７８）于淳祐六年（１２４６），率弟子数人前往东瀛传法，成为日本临济宗建长寺派的创始人，使临济宗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宗派之一，至今仍很兴旺。
清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四月，有一位明远禅师住锡于白云寺，成为白云寺佛教临济宗的“开山第一代大和尚”。明远禅师是山西平定县人，生而颖悟，长而性聪，是临济正宗第三十七世传人。明远到来以前，白云寺十分荒凉，多年无僧住持。由于明远佛教造诣很深，颇受百姓绅士尊重，所以在他整修寺院时，连当时的平遥知县李在田（河南武涉县拔贡，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即１７５７年至１７６３年任平遥知县）也捐俸相助，并动员士绅们捐输，使白云寺修葺一新，顺利开山。
明远禅师为了能使临济宗长久地在白云寺弘扬传流，一开始就注意从严治寺。首先在他担任监院的师弟宏道的协助下，建立了寺内清规戒律，并定寺院管理规式为“十方丛林”体制，这是唐宋以来大寺院的一种常用体制，也称“十方”、“丛林”。其规定寺院财产为全寺僧人共有，任何人不得随意买卖，住持僧人也不例外。在寺内可开堂传戒，但不得把寺院降为一些小寺庙实行的“子孙丛林”，即师徒子孙相传的那种寺院体制，也称“子孙寺院”（那里的寺产都归主持支配）。“十方丛林”体制又分“传法丛林”和“选贤丛林”两种，“传法丛林”是住持僧有若干传法弟子，届时从这些法徒中选一人继任住持之位。“选贤丛林”之住持继任，则采用在寺内众僧中选贤的方式，有严格的选举程序和规定。“选贤丛林”还规定住持任职有期，一般不许终身任职，任期为六年，住持的进退都须履行规定的手续。相比之下，“选贤丛林”是一种相对民主和开明的制度，有利于僧人积极进取和佛教寺院的兴旺发达。现存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白云寺增修楼阁禅室开设丛林碑记》上还在文后特别注明“永远不许剃度子孙”，可见明远要在白云寺永久实行“十方丛林”制的决心。
明远禅师在白云寺实行的是“选贤丛林”，并率先垂范，带头实施。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明远任住持期满，为能使选贤之路顺利通达，他不顾全寺僧人的苦苦挽留，面对大家不愿开选的局面，明远宁肯使“住持方丈”一位空虚，也不连任，毅然应邀前往晋阳红土沟寺院就职。在此情况下，众僧才推举明远之法弟宏道禅师继任住持之位。宏道也为第三十七世，以后顺选继位者有亮濬（三十八世）、映明（三十七世）、潜德（三十八世）、一庵（三十八世）、含真（三十九世）、道清（四十世）、宗伟（四十一世）等。
明远禅师的创业精神及高风亮节，白云寺历代诸僧推崇备至，在他圆寂之后，虽因他早已离寺而未能在白云寺建塔瘗埋，但众僧请高手绘得明远禅师“遗颜”，悬于禅堂，早晚虔诚参拜。许多文人墨客来游时，瞻仰遗颜，也多有感叹，纷纷赋诗赞颂。现存嘉庆元年（１７９６）仲秋时节，绵山刘泽渊、三秦杜腾蛟、定阳孟大愚等五位游客所赋的七律五首，由刘泽渊先赋，然后其馀四位皆以原韵相和，文采斐然。
佛教禅宗（含临济宗）的寺院组织管理制度别有特色，仿照朝廷“文武两班”的方式，将各执事僧人分为东、西“两序”。在告香上堂时，居住持左侧的为“西序”，居右侧的为“东序”。
“东序”要选择精通世事的僧人任职，分设“东序六知事”。即“都寺”负责寺内总务；“监寺”协助都寺监理寺内总务；“副寺”负责寺内财务；“维那”负责僧众杂务；“典座”负责寺院伙食寝居；“直岁”负责寺田耕耘及寺院修缮。
“西序”要挑选学德兼修、精通礼仪的僧人担任，设“西序六头首”，即“首座”统管全寺僧众；“书记”负责文秘事务；“知藏”负责经籍文献保管；“知客”负责接待宾客；“知浴”负责寺院沐浴室；“知殿”负责佛殿佛堂的香火及清洁。禅院的“两序”管理制度，使各种事务都有人负责，分工明细，责任到头，较为先进。同样，“两序”各职务也有任期，经常根据需要而调动，宏道、映明、亮濬、潜德等历任住持，都曾在“两序”岗位上任职，具有寺院中层实践管理经验，然后才被“选贤”而晋升为住持。住持“退座”后也可再担任“两序”执事，例如亮濬禅师于乾隆末年退座以后，又为接其住持宝座的法弟潜德禅师担任“东序”之首席“都寺”，这种能上能下、不计名位的风度，真正体现了出家人“四大皆空”的宗旨，比起一些久居官位而能上不能下的凡夫俗子来，倒更令人敬佩。
白云寺的佛教临济正宗，于临济宗在全国范围内日渐衰落之际，仍能坚持弘扬流传，在白云寺延绵不断，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的“玉山禅师行状”碑中，可看到白云寺仍由临济正宗掌院，精神可嘉。现存于寺内大量的碑碣文字资料，为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研究临济正宗，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如能邀请日本佛教界高僧前来共同探讨，将对进一步挖掘白云寺佛教文化内涵和开发旅游资源，有更多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