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照上述诸点制定了录用标准，可是怎样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每一个具体的人，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生产的产品不同，其职务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过一般认为，要做好工作，部属应该具备如下的基本素质：
（1）性格方面--应具有独创性、独立性、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协调性、言谈举止沉着大方、和蔼可亲等；
（2）负责能力方面--应具有处理钱财的能力、利用设备的能力，深得内外的信赖，能正确地收集、处理各类报告、记录信息，具有开拓市场和新的销售技术的能力，尊重他人的工作，能很好地为他人的安全着想，对命令比较敏感；
（3）身体状态方面--身体健康，能坚持到底。
这些项目，一般通过反应测验、精神能力测验和性格测验等普通职业适应性测验来鉴定。因此，大大超过录用标准的人，当然一开始就能使领导者所喜欢。不过，一个人的上述能力无论怎样出类拔萃，但是其性格就未必也讨人喜欢。可以粗略地介绍一下，安于做部属的部属，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1）作为工作场所，我信赖自己的企业；
（2）我为能在本企业工作而感到自豪；
（3）我不想调到其他企业去工作；
（4）在这儿工作将来有出息；
（5）有什么为难的事，可以随时找这儿的领导者商量；
（6）领导者能认真地听取自己的意见；
（7）领导者看重自己的能力；
（8）同事中有不少是可以信赖的；
（9）与现在的同事一起工作并不感到痛苦，而是感到很愉快；
（10）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同事面前发牢骚；
（11）工作顺利，没有同事掣肘；
（12）现在的工作于自己很合适；
（13）自己对于做这种工作感到很快乐；
（14）想进一步掌握有关工作的知识；
（15）现在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是合适的；
（16）现在的工资比较恰当；
（17）并不认为工作不能顺利地进行是由于企业设备差造成的。
如果某个部属认为这些项目完全符合自己的思想状况，那么这个部属对自己的企业就感到心满意足，并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在心理上，自然就比较安定、和谐；个人行为方式和对人关系，也能处理得比较得当，在这一基础上，就自然能得到领导者的喜欢和信赖。反之，一个人如果在工作单位里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适应往往会被领导者认为是个性格惹人生厌的人，而遭到排斥。
案例分析：性格耿直仕途坎坷
--苏轼的性格与他的同僚关系性格耿直命多艰，整个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应算作是宋朝的苏轼。他性格耿直，绝无心计。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在新旧两党的纷争中。
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得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舒、曾布等人都被提拔上来。王安石这种急不择人的做法，不仅使苏轼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对他自己来说，既种下了导致变法失败的祸根，又使他个人受到这帮小人的迫害。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乱加歌颂而不顾实际情况。”神宗听了苏轼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轼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苏轼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稳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神宗听了，觉得苏轼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法实施。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苏轼把这种改革，比作皇帝在黑夜中骑着快马驰走，群臣不是去为君主探明道路，而是在背后猛劲地打马，危险之至，并要求神宗解鞍下马，喂马蓄锐，天明再行。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却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排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好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已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未二年（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知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用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
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途中，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延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连了舒等人，“劾奏”苏轼。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出湖州中，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给神宗谈过一次话，指出苏轼是个忠臣、才子、廉吏、好人，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谄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在狱中给其弟写的话别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元佑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
而就在这次会上，苏轼竟放了“头炮”,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共同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亦如换石而救溺，也不妥当！”司马光听了苏轼的话，怒气更盛，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即走出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惟有爱妄王朝云笑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旧党的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苏轼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
此后，苏轼屡遭贬谪。最后被流放到南京蛮荒之地的琼州做官。
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而在为人方面，他的正直、善良、坚韧，尤其是屡遭贬谪，亦为千古罕见。
苏试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耿直敢言，新党当权他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
5.性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许多生活在都市或工厂的人经常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其证明之一便是越来越多的人患“心身症”等属于压力过大的疾病；另一方面有精神分裂症、躁郁症等疾病的患者也日渐增多。而这一类的疾病经常与人的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
边缘型性格心理
有些人的性格既不是精神病也不是神经病，虽然说不出病名，却总觉得不太正常。临床上有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精神疾病患者，其治疗方法却众说纷纭，仍无定论。
或许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性格偏差的人，可以说是处在正常与不正常的临界线上。医学界便用“边缘型性格障碍”来定义这种疾病。
其具体的症状则是表面上仍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但深入接触之后，便可发现此人很“怪”.比如，与人开始接触时还客客气气，但一旦熟悉之时就经常过度亲密或过度要求对方，甚至动不动就发怒。
这种人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一会儿跟别人非常亲热，一会儿就突然转变态度，怒目相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事实上，这种边缘性格的人不会体谅别人的感觉及立场，非常自私任性，也因此面临着自我统一困难及心理混乱的问题。此外，他们缺乏信心，情绪上经常处于不安定的状态。
一般来说，以下几种人会表现为边缘性格心理。
△意志薄弱者
意志薄弱者一般有以下这些特点：
①办事不专心致志；
②办事漫无计划，只凭兴之所至；
③无心修饰外表；
④常常被别人认为没有责任心；
⑤不愿为了生活而辛勤工作；
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
⑦凡事抱无所谓的态度；
⑧一受到责备便马上认错道歉；
⑨好高鹜远。
你的身上存在着以上这些表现吗？如果其中的大部分你都有，并且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类似以下事例的话，那就基本上能够肯定你是一个意志薄弱倾向强烈的人。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些具体事例。
S君这个年轻人不管到哪个公司工作都不讨人喜欢。他干事无长性，不懂得什么叫忍耐。有一次上级让他负责完成一份很简单的报告，可他只干了一会儿就跑到外面喝咖啡去了，结果差点儿把工作给耽误了。
他喝起酒来没完没了，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就索性不去上班。有时还趁着酒性在店里胡闹，侮辱女性，惹了不少麻烦。他用钱毫无计划，到处借债，以致他的工资和奖金常常全都被用来还债。他的妻子忍受不了丈夫的种种荒唐，便扔下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了。
在S君离开公司好几年后，过去的同事们在报纸的社会版上发现了他的名字。那上面说，流浪汉S君因生活困难在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等处行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
S君之所以落了个穷途潦倒的结局，其原因大概在于他在少年时代倍受宠爱和娇惯，而后来环境起了变化，他却适应不了这种环境变化的缘故。简而言之，S君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没出息的男人。
这种人，可称之为意志薄弱者。精神医学家们的研究表明，所谓异常人格的1/5以上属于这种类型，这一点已成为定论。
而且不知何故，这种性格类型的人多为男性。统计数字表明，男性约为女性的3倍。这也许是由于女性必须完成生育和抚养孩子这两件人生劳作的缘故吧，因为养育孩子这项工作往往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忍耐精神的。不过，观察一下现代的母亲们，我们看到意志薄弱型女性也在渐渐地出现。在车站的存物箱里，有时会发现弃婴，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