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李致文存: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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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少年往事

外婆家的花园

外婆家的四合院,有一个相当大的天井,种了许多花草。外婆或是亲自动手,或是指挥家人劳动,一年四季都有花。这不就是花园吗?

面对正房的右边,有一棵玉兰花树,长得很高。春天一到,先看见它长了许多骨朵儿。这时,我、四姐和外侄女淑媛,心里就痒痒的了。等呀,等呀,好不容易花开了。几十朵白花像树枝上顶满白雪,使人感到纯洁。但是还得等,等什么?等它的花朵掉下来。——如果花不掉下来去摇动树干,准会挨骂。——不管哪个拾到花朵,一人分几瓣,用手把花瓣一摩擦,再把瓣头撕掉一小块,用嘴吹,花瓣便慢慢地鼓起来,像一个扁的小气球。拿着玩一会儿,比比谁吹得大,然后再用两手一拍,听听谁拍得响。这里面可有技术啦。摩擦得太重,花瓣就破了,吹不起来;吹也得轻轻地,不然就爆了。

左边,树可多了。

有一棵绿萼梅树。它的花开得早,虽然香味儿不浓,但素雅,像一个姑娘。还有垂丝海棠树。每逢开花,树上像吊着一根根的丝线,丝线上挂着一串串红色的小花朵。四姐最喜欢垂丝海棠,说它很美,经常摘些花朵送她的同学。

我兴趣最大的是紫荆花树。花是红的,只要用手去抓树干,树枝就要动。大人说是给它抓痒。我们一天总要给它抓几次痒。胖舅舅也爱叫我给他抓痒,胖舅舅的肉很软和。树干像瘦人的骨头,硬邦邦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愿给紫荆花树抓痒。

几棵树的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大水缸。里面全是绿色的浮萍和水草。据说有很多金鱼,我们找来找去,很难找到。胖舅舅说水草太多,金鱼被盖住了。我几次用棍子去拨开水草,只看见过一条红色的金鱼。太费时间了,没有兴趣再去看它。

有蟋蟀,我也捉到过几只。大人说蟋蟀会打架,特别是有一种叫“棺材头”的。可是我捉住的,从不打架。它们也许是朋友,也许是“和平爱好者”。大人叫我们不要打架,何必要蟋蟀去打呢?我把纸盒打开,让它们回家去。

树多,夏天有蝉叫。我很想抓一只,但或是看不见,或是太高,从没有抓住。只不时发现一些蝉壳,外婆说中药叫蝉蜕,可以明目。

经常看见的是蚂蚁。如果打死一只苍蝇,放在地上,不久被小蚂蚁发现,急急忙忙地跑回去报信,不一会儿,一长串小蚂蚁排着队来了。我和淑媛便高兴地唱:“蚂蚁儿、蚂蚁儿来来,大哥不来小哥来,吹吹打打一路来。”等许多小蚂蚁来了,它们便齐心合力地把苍蝇拉走。可是看完这一过程,得花很长的时间,往往看到一半,大人就叫去吃饭;我们的腿也疼了,借此休息一会儿。可惜再来看的时候,蚂蚁已经不见了。但这种小动物的有组织的行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夜晚,能听见“叫咕咕”清脆的声音,给夏天的黑夜增添一份欢乐的气氛。叫咕咕一般是胖舅舅买的,装在用稻草编的笼子里,吃南瓜花。吃完南瓜花,总不能让它饿死,便把它放到花园里去“自谋”生路。也不知道它吃什么,还能活多久。这是一个谜。

外婆亲自动手的:一是牡丹花,一是兰花。每到冬天,外婆要把牡丹树枝一些可能生骨朵儿的地方,用旧棉花缠住。像小孩戴了一顶棉帽,好暖和啊!不知等多久,春天到了,外婆把棉帽取掉,能看见骨朵儿了。又不知等多久,花盛开了。外婆请客人来赏花,客人对外婆说一些吉祥的话,外婆也很高兴。牡丹花显得雍容富贵,我母亲爱画牡丹,我也喜欢它。这时,天暖和,外婆几乎天天出来观花,还要加肥。不仅要把鸡关住,还不断给小孩打招呼,不许去碰它。至于兰花,外婆也很爱护,但我不会欣赏,只觉得清香。

唯一的果树是枇杷树。每年结果,外婆总要叫人摘下来,说是清热,要母亲剥了皮给我吃。

房后的小天井,也是花园。几株芭蕉树,叶子特别绿。它让我想起舅妈给我讲的《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一下雨,很好听,外婆叫“雨打芭蕉”。若干棵蜡梅,它的花不特别漂亮,但味儿很香,是我最喜欢的香味儿。与它们挨近,有一棵柚子树,秋天柚子成熟,可惜味太酸。我只要一个柚子,用竿穿进去,在柚子上贴些花纸,做成龙脑壳,神气十足地拿着它到处飞舞,一边叫:“龙来了,龙来了。”

厢房外的天井仅有一棵椿芽树,大人很爱吃它的叶子,但我闻不来它的气味。不论大人如何宣传,一听说吃椿芽,我便跑得远远的。

小时候,我们的天地很狭窄,幸好外婆家有这样一个花园,使我接触到一小角“大自然”。它让我和一些树木、花草与昆虫交了朋友。长大后,我到过许多地方和一些国家,无论那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多么美好,但它不能代替外婆的花园。外婆的花园始终和我的童年连在一起,直到永远。

1998年8月24日

——我只要小花

我从小爱动物,特别爱小狗。

亲戚中有两家养狗:一是四舅公家,养的是猎狗。庞然大物,用铁链拴着,我们一去,虽有人挡住,它仍张牙舞爪,跳起来企图咬人;一是四伯伯家,养的是京狗,小巧玲珑,见人就摇尾巴,只要逗逗它就和你玩。我那时尚不知世界上有鲁迅,却用了他所说的比较是最好的鉴别方法:猎狗与京狗,我喜欢京狗。

四伯伯家,除他以外,只有四伯妈,没有小孩。我每跟母亲去他们家,大人摆龙门阵,我就和京狗玩。四伯妈见我喜欢京狗,主动对我说:

“以后它生了小狗,送你一个。”

我听了十分高兴,远超过大人买彩票中奖。当时我们住在外婆家,胖舅舅想发财,几乎每月都要买彩票。一到开奖前几天,舅妈还要给观音菩萨许愿。可惜观音菩萨不保佑,次次落空。仅有一次得了尾奖,胖舅舅高兴得买了猪耳朵下酒吃。我从没有想过彩票中奖,能有只京狗,就是最大的愿望。

“还要等多久?”我赶快问。

四伯妈说:“再过一个多月,你就可以得到了。”

小孩子要的东西最好马上得到。但母狗还没有生,急也没办法。好在时间不算太长,而且不是做梦,只需要耐心。

第二天上学,我立即发布新闻。大家都为我高兴,特别是与我最好的两个女同学。一个姓吴,一个姓彭——当时我们还不划分男女界限。她们仔细地询问了京狗的模样,我绘声绘色地作了回答。

这一个多月,对我来说可真是度日如年。到了预定的时候,我催着母亲带我去四伯伯家。果然京狗生了小狗。我选了一只白色又有少许黄色图块的,装在早准备好的小竹篮里把它带回家。我向四伯妈鞠躬致谢,心里特别敬佩她。有些大人常常开空头支票哄娃娃,说了不算。四伯妈说话算话,她瘦小的个子,在我眼里变得高大起来。

我把京狗抱给外婆、胖舅舅、舅妈、表嫂和家里所有的人参观。大家都说这条小京狗乖。外婆熟悉医书《验方新编》,说:“狗就是小的乖。等它大一点,喂点丁香给它吃,它就不长了。”

京狗的身子不长,脚短,尾巴虽是卷的,摇起来很有劲。我和它玩了一天,它已经把我当成最亲密的人。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小花。它东跑西跳,用鼻子闻来闻去,只要我一叫“小花”,就摇着尾巴向我扑来。吃饭的时候,喂它米汤,它把一个小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问题出在晚上:小花在哪儿睡?

我早在竹篮上铺了一些破棉絮和旧布,它躺着好像还舒服。我要把它带进屋里,没有一人赞成。最后只得把它放在我住的屋外。开初,小花疲倦了,安静地睡了一会。但一到半夜,它却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叫起来,把我和母亲都吵醒。

小花的叫声使我心疼。我要去把竹篮提进来,母亲又不允许。我问母亲是不是小花怕冷,母亲说不是。还说小狗刚离开母狗,一般都要叫,隔几天就好了。我联想到自己,凡母亲外出,一定“撵路”,不带我去我就哭。这样,我似乎理解了小花的感情,心里稍微平静一点。一直到小花叫累了,睡了,我才靠着母亲入睡。

第二天上学,我把昨晚的情况告诉两个好朋友吴和彭。她们都同情小花,认为它那么小就离开了妈妈,当然不习惯。可是放学回家,几乎受到全家人的声讨,说小花的叫声影响睡眠。我说不是只叫了一次吗?表嫂说:“你睡着了不知道,把我们叫醒了几次。”

小花见了我很亲热。可能大家骂了它,它只能从我这儿得到爱抚。我抱着它说:“小花,你晚上不要叫了,不然大家会讨厌的。”小花高兴地用舌头舔我的手,弄得我痒痒的。为了安慰小花,我一直和它玩到晚上——当时课程负担不重,放学后没有作业。

不幸到了夜晚,小花又凄凉地叫起来。这样一直连续叫了几个晚上。我既同情小花,又怕这样下去,大人更讨厌它。“小花,你懂事一点吧!”这是大人经常叮嘱我的一句话,我现在把它用来叮嘱小花。

记不清是在哪一天了。我上学的时候抱了抱小花。它一直跟我走,我只好把它撵回去。到了学校,又向两个好朋友吴和彭讲述小花的可爱和一些趣事。吴文静地笑了,彭的脸像苹果似的更红了。

放学回家,我满以为一叫小花,小花会立即跑来迎接,但毫无动静。我一边叫一边找,不见踪影。问大人,都说没看见。我认为表嫂是最大的“嫌疑犯”,追着问她,她支支吾吾地说:“上午都在,下午有个和尚来化缘,它就跟着和尚走了,以后再没看见它。”

母亲来安慰我:“以后我们再向四伯妈要一个。”

“我只要小花,哇——”

记不清是怎样收场的了。当晚,没有小花的叫声,特别安静。我很久没有睡着,担心小花刚离开它妈妈,现在又走掉了,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有人喂它吃的吗?今晚它睡在哪儿?明天会不会回来?我的头转来转去,泪水把枕头打湿一大片。

第二天,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两个好朋友,但我沮丧的表情使她们感到异样。课间,我不玩。她们主动来问我,我流着泪说:“小花不在了。”放学回家,再也不见小花,盼它归来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小花的丢失,始终是个谜。我长大了分析,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生活困难,大人心烦,不愿听小花尖叫,加上它不讲卫生,随地小便,他们故意把小花丢了或送人。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样处理,给我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闷闷不乐,老想着:“小花到哪儿去了?”

我再没有去四伯妈家,我觉得对不起她。

1998年8月2日

附记

有一次和表嫂通电话,她终于承认狗是她放走的。我的怀疑没有错。

过年

过年,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

腊月(阴历十二月)初六“打阳尘”,所有人家开始做大扫除。当时我人小,不给我分配任务。二十三日送灶,也就是送灶神,就与我有关了。灶神供在厨房里,用红纸写上“灶王帝君神位”几个字,贴在墙上。神位前钉上一个木板放香炉。当时的厨房光线不好,神位钉在角落里,居住条件最差。据说灶神是玉皇大帝在各家各户的“特派员”,让他“深入基层”掌握情况,以便年终上天汇报。

为什么要住在厨房里?大概是民以食为天,穷或富总得表现在吃上面,便于观察。平时是否烧香也很难说,但送灶那天却比较隆重。先得祭,祭品主要是麻糖——后来读鲁迅的书才知道,麻糖是用来粘灶神的嘴的——既为神,难道连这种“贿赂”都不知道?可能是一年只供一次,饥饿使得灶神不得不吃,忘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其实也不是“失节”,他并没有乱打“小报告”,只是嘴被粘住,无法说话,失职而已。年年如此,为什么不总结经验教训?不过,这些天上的事,一万亿年以后也不会公开“档案”,凡人是弄不清楚的,用不着去钻牛角尖。

我父亲早逝,几个叔父又不在家,按照“女不敬灶,男不敬月”的原则,送灶的重大任务只有我这个男丁来承担。我觉得好玩,每到这天的晚上,便把神位取(侯宝林相声里的老太婆说应用“请”)下来,送出大门,用火烧掉,请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回到厨房立即帮助灶神把没有用完的麻糖吃光,以免浪费。到三十晚再接他老人家回来。

当然,更令我高兴的是,它预示着:很快就要过年了。

临近过年,得帮助大人把祖宗的影像挂在堂屋里。因为从没有见过这些祖宗,所以很不容易搞清楚谁是祖爷爷,谁又是祖爷爷的爷爷。堂屋的桌椅都得换上红色的桌帘和椅披、椅垫。尽管当时大家庭早已破落,但这些东西还存在。为了给祖宗表示敬意和孝心,还得折黄表(金叶子)和撕钱纸(小铜钱),让他们在天上不缺钱用。这些劳动并不重,但花时间。好在我和三个姐姐一边撕钱纸一边摆龙门阵,也不太难过。吃的东西主要由母亲准备,小孩帮不上忙。祖母一再打招呼,过年期间不许说不吉利的话,不能打碎东西,不要把垃圾扫出门,等等。

母亲要给我和几个姐姐做新衣服。零用钱也比平常稍多一点。胖舅舅每年都要先带我去科甲巷,给我买些戏脸壳儿、笑头和尚和灯笼之类的玩具。自己还得准备一些火花儿和小鞭炮,这是小孩最爱玩的。点灯笼的小蜡烛、演灯影戏的大纸等也得先买好。还计划上哪些地方玩。万事皆备,只等过年。

在高兴之际,也看到另外一些景象。

街上饭店前面,不时有吃了饭没钱给,被罚跪在地上顶板凳的,叫着“善人,老爷、太太”,乞求过路的人给点钱,好让他把头上的板凳取下来。

一个穿得很破旧的老头儿,前面放着一个小孩儿。小孩儿四五岁,蹲在地上用一片小瓦片画着泥玩,背上插着打有圈的谷草。这表示要把小孩儿卖掉。他本人不知道,但老头儿的脸上却显得很痛苦。

拉胡琴卖唱的每天都要从我们家门外走过。一老一小,老的好像是瞎子,他边走边拉胡琴;小的是女孩儿,她牵着瞎子,唱着小曲。我听不懂他们唱什么,只感到声音很凄凉。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事。问我的胖舅舅,他只回答说:“他们穷。”至于为什么会穷,我想不到那样深,只觉得不公平。那卖唱的小姑娘,她怎么过年呢?那背上插着草圈的小孩儿,他的妈妈知道要卖他吗?万一我像他一样被卖掉,我绝对舍不得离开妈妈和几个姐姐。想到这里,我差一点哭了。

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转移。只要被过年的气氛感染,我又去忙别的事了。

除夕特别热闹。放鞭炮,堂屋的长桌上摆满供祖宗的菜肴和水果,还要奠酒。按辈分大小,一个个依照次序给祖宗叩头。接着又按大小给长辈叩头,祖母就给压岁钱。然后吃团年饭,祖母给每人夹一点菜,说一句吉祥的话。大人还要行令喝酒。小孩儿忙着吃完饭,就跑出去把灯笼点亮,放火花儿,演灯影儿戏。等大人忙着打牌或掷“狮子俦”,点燃大蜡烛开始守岁时,我已经累得睁不开眼了。

大年初一,早被鞭炮声惊醒。又敬祖宗、拜长辈,行礼如仪。吃过早饭,大人或去拜年,走喜神方。我一般是跟母亲去拜年。拜年枯燥无味,但也没办法,不过有两处我特别愿意去。

一处是堂叔父家。那儿有一位堂兄,只比我大两岁,出生那一天正是除夕,小名叫重喜。重喜哥极其聪明,扯响簧,不管是放地转转儿,或是纺棉花,或是抛上又接住,无不得心应手;划甘蔗,一刀能从头划到底,凡比赛他全赢;打乒乓,手拿的球拍,这面写“有我无敌”,那面写“有敌无我”,又抽又杀,连大人也一一败阵;唱川剧,戴上戏脸壳儿,拿一把银色的木刀,高叫“明亮亮,灯光往前照”,做出要杀人的样子。在我心目中,他似乎无所不会,既会就精。我对他已有“个人崇拜”,最愿意和他一起玩儿。

外婆家也是最愿意去的。外婆极为慈祥,常用她的手抚摸我的脸,怕我长大了“找不到媳妇”,帮我把略为“右倾”的鼻子扳正。舅妈最会讲《西游记》,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铁扇公主、牛魔王和红孩儿,我全是从她那儿听来的。胖舅舅更不用说了。过年期间,他的拿手好戏是放大火花儿。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天井四周站满人,胖舅舅把大火花儿点燃,有规则地挥动着手,整个天井满是金色的火花儿,持续几分钟,实在太喜气、太美了!孩子们不断惊呼。这可以说是过年的高潮。

在过年期间,我常听到那卖唱的从大门前走过。小姑娘拉琴的琴调虽然有变化,但仍使人感到凄凉。一下又想起那个背上插着草圈的小孩儿,不知他被卖出去没有。为什么所有的孩子,不能全都快快乐乐地过年呢?这些想法像阴影一样不时笼罩着我。有一天黄昏,我又听见琴声和歌声,它像绳子似的牵动着我的心。我突然跑出去,把准备买火花儿的两个大铜圆塞到小女孩儿手里。

终于在欢乐中过完年,但也夹杂了少许忧愁。

1999年1月3日

书,戏和故事

小孩子都喜欢看图画书、看戏和听故事,我当然也不例外。回想起来,虽然看过的听过的难以计数,但有的印象特别深。当然,半个世纪以前的事,细节不一定准确了。

可爱的小乌鸦

过去,成都有很多乌鸦。早上可以看见数以百计的乌鸦,黑压压一片从天上飞过;黄昏前又看见它们飞回来。乌鸦究竟飞来飞去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学生,所以认为乌鸦像学生一样。当乌鸦早上飞过的时候,我就和小朋友一起,有节奏地欢呼:“乌鸦,乌鸦,上学!”黄昏的时候,又有节奏地欢呼:“乌鸦,乌鸦,放学!”

不知从哪里得到一本彩色连环画。书名早已记不得了,内容却很清楚。这是一本讲乌鸦的童话书。书中所有的乌鸦都拟人化了。黑色的乌鸦全穿上了白色的外衣,翅膀成了手,形象很可爱。

一开始,乌鸦爸爸和妈妈在树上搭窝,接着生蛋孵蛋。大概有四五个乌鸦蛋吧。乌鸦妈妈耐心地孵蛋,小乌鸦一个个地从蛋壳里钻出来。乌鸦爸爸妈妈不断地飞出去寻找食物,然后又衔着食物,急急忙忙地飞回来喂孩子。小乌鸦饿坏了,一个个伸着脖子、张着大嘴,嗷嗷待哺。小乌鸦长大了,也穿上了白外衣,老乌鸦教他们学飞翔、寻找食物,一家人和和睦睦地,过得可愉快了。

乌鸦爸爸妈妈老了,飞不动了。几个孩子很着急,每天寻找食物来喂爸爸妈妈。不久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们给妈妈熬药,用翅膀拿着扇子生炉子。乌鸦妈妈终于死了。所有孩子围着妈妈痛哭,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我非常爱自己的妈妈,因此也最怕看见别人的妈妈死去。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不知道怎样去安慰那些没有妈妈的小乌鸦。我赶快把书合上,好像这样做,乌鸦妈妈就不会死去。

以后知道,这叫“乌鸦反哺”。大人常用这个故事教育孩子。前不久,电视剧《咱爸咱妈》里的大哥乔家伟,也用乌鸦反哺来教育女儿要孝顺爷爷。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似乎人人都喜欢喜鹊,认为喜鹊叫意味着喜事临门,很吉利;而看见乌鸦却要把它赶走,嫌它的声音不好听,像是报丧。为什么只看乌鸦的衣服和声音,不看它的心好不好呢?大人不是常说“不能以貌取人”么?

最近,我就“乌鸦反哺”这个故事,请教了一位科学家。他说乌鸦这种鸟类很合群,乌鸦老了或病了,如果不能寻食,别的乌鸦就会来帮助喂食,并不一定是子女孝顺父母。

我相信科学家的论证,但我仍然爱着童话故事里那些忙着给妈妈寻食、熬药的小乌鸦。

相依为命的姐姐和弟弟

舅妈,也就是胖舅舅的妻子,除了爱给我们讲《西游记》和《聊斋志异》,还爱带我去看川剧。剧场在布后街,场外挂了许多牌子,写着:天籁、贾培芝、曼丽、苹萍等大演员的名字。舅妈一个个给我介绍他们好在哪儿,但我缺乏兴趣。我主要去看打仗,大花脸,挂着红胡子,背上插四面三角形的旗,用关刀、矛子、铁锤等各种武器交战,一连翻七八个跟头儿,配以紧密的锣鼓声,实在太有劲了!远比现在某些哄闹得一塌糊涂的摇滚乐有趣。

然而,有出戏我不但看懂了,而且被感动了。

那是时装戏,写一位继母不善待子女。子女一个是成年的姐姐,一个是年幼的弟弟。姐姐非常爱她的弟弟,弟弟当然十分依赖姐姐。姐姐毕竟是成人,决心逃离家庭,以后再设法救出弟弟,但又不敢告诉他。弟弟似乎有所察觉,非常注意姐姐的一举一动。姐姐临走那一天晚上,在床边陪着弟弟睡觉;弟弟则用手拉着姐姐的衣角,他以为这样姐姐就无法走掉。姐姐等弟弟睡熟了,流着眼泪,悄悄把衣角扯出来,再把帐子塞进弟弟的手里。

“你快点醒嘛!”我差一点要叫起来。

弟弟听不见我的声音,自然不会醒。姐姐用手绢擦着眼泪,一步一步地退出房门。

戏完了,舅妈牵着我的手离开剧场。平常演完戏,我总要闹着吃零食或买什么小玩意儿。这次一反常态,闷闷不乐。

舅妈问我:“你哪点不舒服?是不是受热了?”还用手背测试我额头是否发烧。

我却问:“那个弟弟怎么不醒嘛?明天他找不到姐姐怎么办?”

“他姐姐出去以后,一定会来救弟弟。”舅妈笑着安慰我说,“五儿,这是戏。”

很长时间内我都为弟弟担心。设身处地,我要是那个弟弟怎么办?不管是戏不是戏,反正它拨乱了我的心弦。但愿姐姐能早些把弟弟救出来。

爱国的波兰少年

这是故事。这类故事舅妈不会讲,是姐姐讲的。我有四个姐姐,单叫姐姐是指大姐。我从小就认为她是大人,平常不与我们一起玩小孩儿的游戏,但她会讲故事。偶然发现她没有事,我就要拉着她讲故事。

“讲什么呢?”她想了一会儿,“讲个波兰少年的故事吧。”

波兰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处在不少强大国家之间,经常受强国的欺负。有一次,一个强国出兵攻打波兰,打到某个城堡下,但城堡的门早已关上了。怎么办呢?敌人忽然发现有一个少年在城外牧羊,手上还拿着一个喇叭。有个奸细马上向长官报告,说少年每一次回去,都要在城外吹喇叭。城里的人一听见喇叭声,就给少年开门,于是少年就赶着羊群进城。

长官听了奸细的报告,马上强迫少年到城外吹喇叭,好骗取城堡里的人打开城门。

“少年去了没有?”我着急地问。

姐姐反过来问我:“你说呢?”

“当然不能去。”

姐姐又接着讲下去。这个波兰少年当然不愿去。不过他又想,我不怕被敌人打死,但总得要城堡里的人知道敌人来了。不然我死了敌人还会用别的办法攻打他们。他对敌人说:“好,我吹。”敌人押着他走到城堡下,他毅然对着城堡吹喇叭。听到这里,我的心像被一只手捏紧了,气也不敢出。姐姐说,平常这个少年回去吹的都是欢快的曲子,城堡上的人一听见就马上开门。可这一次吹的却是很凄凉的曲调,城堡里的人听了感到奇怪。仔细一看,只有少年一人,没有羊群,而四周埋伏了敌人。波兰士兵赶快做好准备,打开城门,一举把敌人消灭。

我立即问:“波兰少年呢?”

姐姐说:“他被敌人杀害了。不过全城堡的人为了纪念他,在城堡外给他塑了一座铜像:他仍吹着喇叭,向城堡里的同胞报告敌人来了!”

波兰少年的爱国行为打动了我的心。他让我知道除了妈妈、姐姐和朋友,还有同胞和祖国。我上小学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老师带领我们搞宣传、捐寒衣,我仿佛都听见波兰少年的号声。只是我听见的号声没有凄凉,而是激昂。

激昂的号声,让我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同胞!

1999年1月26日

胖舅舅

我舅舅是一个大胖子。

从我有印象的时候起,他的身宽就比一般人宽一倍,颈项后面有几层肉堆。夏天,他非常怕热,总是不停地摇着芭蕉扇。他喜欢小孩,特别喜欢我。我父亲去世早,家里经济情况不好,没有人带我出去玩,也很少有人给我买什么玩具。但只要一回到外婆家,情况就不一样了。胖舅舅对我的愿望几乎是有求必应。不是送我蝴蝶风筝,就是带我到科甲巷去买关刀或宝剑。关刀和宝剑都是木头做的,但涂上银粉就像真的一样。胖舅舅经常带我上公园,赶花会,或是逛城隍庙。当他走累了坐下来慢慢喝酒的时候,我就可以喝一碗糖豆花或吃薛涛干。他喝完酒总要叮咛:“回去不要对舅母说。”我也极愿为他保密。长期以来,我形成这样一个概念:舅舅最爱外甥,也应该是个胖子。似乎不是胖子,连做舅舅的“资格”也会丧失。

胖舅舅有两个爱好,除了喝酒,就是下象棋。只要有空,他就把棋盘摆好,找人来对战。我很不愿他下棋,因为他下棋就不能带我出去玩。于是在他身边捣乱,有时候横起来就干脆闹个“地震”,把棋盘给他掀翻。尽管这样,胖舅舅并不生气,也没有骂过我。他总是笑嘻嘻地把我拉到他怀里说:“来,我教你,下棋好耍得很!”我没有办法,先是赌气不说话,但慢慢就认识了棋子儿,知道了“马走斜角,象飞田”之类的知识。

这样,我对下象棋产生了兴趣。

我常拉着胖舅舅陪我下棋。他并不嫌弃,总是兴致勃勃地边下边教我。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走不了几步,我的“将”就被吃掉了。但我从小好胜,只愿赢不服输。连输几次,坐不住了,脸也红了,非下赢不放他走。但最后,往往出现奇迹:我用重重炮或连环马,胖舅舅简直招架不住,节节败退,直到我大获全胜。这时,他如获“大赦”似的笑着说:“你赢了!你赢了!”我忙跑到外婆那儿去报告战绩,外婆笑眯眯地称赞说:“乖,长进了,把舅舅都下赢了!”

我为这个“重大胜利”飘飘然了许多年。

我一年年长大,以后参加学生运动,兴趣转到读书上面,很少再下象棋。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胖舅舅去世了,我感到非常难过。不久,我也当舅舅了。我也喜欢自己的外甥,带他们玩,给他们变戏法。有一天,我姐姐到学校去接儿子,学校老师居然问:“孩子的舅舅是不是在杂技团工作?”原来外甥经常在学校宣传舅舅,说舅舅“什么都会变”,以致老师产生误解。几个外甥喜欢我,我很高兴。只是我觉得自己不很胖,不完全像个舅舅。

历史往往有重演的时候。我教外甥下象棋,同样是先教他认棋子儿,每个子儿该怎样走。外甥下象棋的兴趣和我当年一样,一见我就拉着不放。他当然下不赢我,我只要几步棋就可以把他的“帅”置于死地。没想到他也好胜,只愿赢不服输。如果连输几次,不但不准我走,有时还借故和观战的人争吵,怪别人不该帮我,放声大哭。怎么办呢?我不能为下棋花过多的时间,只好甘拜下风,马、车、炮都送给他吃掉,彻底投降。这时,他也像我小时候那样高兴地叫着:“我赢了!我赢了!”

我很高兴,如释重负,赶忙去做别的事。

也就在这时候,我恍然悟出十几年前自己是怎样下赢胖舅舅的。小时候的事情,想起来总觉得好笑。一个人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胖舅舅明明是嫌烦,有意让我,而自己反觉得比他行,把这当成骄傲的资本。这实在值得警惕。

胖舅舅离开人世已经三十多年。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身体发胖,取得了做舅舅的“资格”。但我至今仍怀念我的胖舅舅,感谢他对我的爱,给我寂寞的童年增添了欢乐。想起他必然又联想到下象棋,它让我知道:人贵有自知之明。

如果胖舅舅知道我有这点认识,他一定很高兴。

1981年2月22日

捐寒衣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上小学。

当年,我不愿意说出这所学校的名字,因为它是华阳县立骆公祠女子小学。这所学校的高小只收女生,初小则是男女兼收。我上这所小学,是因为我的三个姐姐都在这里读书,她们带着我上学,可以减少母亲的负担。开初,我觉得学校很大,玩的地方也多。有一个大池塘,据说是三国时赵子龙的洗马池,水上漂满浮萍,有时还能看见乌龟露出头来。长大一点,加上亲友开玩笑,便觉得自己是男生,上女子小学很不光彩。似乎多数男同学都有这种想法。学校的三角形校徽,学生必须佩戴。我们男生在学校里不敢不戴,但一出校门就赶快把它摘下来,生怕被人看见。唱校歌的时候,开头几句“子龙塘畔,圣迹流传”,男女生齐唱,声音很响亮,但一唱到“莫让男儿着祖鞭”,男生都不张嘴了,歌声顿时减弱一半。再大一点,恨不得赶快离开这所女子学校。

没想到现在我却时常怀念这所学校。

最使我难忘的,是学校有许多很好的先生,他们经常教育学生要爱国。我就是在这个学校里,知道了从鸦片战争起,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来欺负我们,强迫我们签订了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先生告诉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被叫作“东亚病夫”,上海租界的公园门外,竟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听到这些,我们幼小的心灵莫不感到奇耻大辱。教音乐的王先生教我们唱:

请看安南、印度、朝鲜,

亡国真可怜!

为奴为仆做牛马,

丧失自由权。

我国同样受压迫,

身家不安全,

要想不做亡国奴,

奋起莫迟延!

爱国要有行动。秋天就要到了,学校发起给前方战士募集寒衣的活动,全校师生热烈响应。每天早上课前的朝会,值日生在前面把手一举,全班同学一下站起来,他叫一声:“预备,唱!”我们就唱道: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这首歌叫《做棉衣》,曲调好听,歌词简单。“秋风起,秋风凉”,我们大声地唱;“民族战士上战场”,不只是我们班,其他班也在唱;“多做几件棉衣裳”,童声在学校的上空飘荡;“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抗日!一定要雪耻!坚决不做亡国奴!

值日生拿出几个黄色的大瓦罐,大家开始传递。瓦罐是专供存钱用的,我们叫它攒钱罐儿。瓦罐上方有一条小缝,可以把铜圆丢进去。罐子依次传递,每一个接到罐子的同学,都要丢进一个或两个铜圆。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国民党腐败,这些捐款不一定被用来做寒衣,穿在抗日战士的身上。同学们凭着孩子最诚挚的感情,把自己整个的心都丢进去了。前方的抗日战士,我们多么盼望你们能穿上棉衣,多打几个大胜仗呀!

孩子的“经济实力”有限,只能把家里给的零用钱捐出来。成都人当时的习惯是一天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只吃一些点心。我的身体瘦弱,母亲不辞辛苦,每天中午给我送饭到学校。这样我每天上学时,只能得到一个铜圆(即两百钱)。当时街上有许多专门招揽孩子“打镖”的小商贩。圆形的镖盘分四格,每一格写一个字(例如“抗、战、必、胜”)。小孩自报打其中某一个字。商贩转动镖盘,小孩立即把镖打出去。打中了可以得一包水果糖,没有打中只能得一颗普通的糖。我每天的两百钱,都“报销”在这上面了。但自从捐寒衣开始,我决定不再“打镖”。早上上学路过小摊,昂着头就走过去,甚至都不朝旁边看一下。有的商贩问:“怎么不打镖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要捐寒衣!”同时,用手把口袋里的铜圆紧紧握住,生怕被人抢去。

一天早上,同学们唱完“秋风起,秋风凉”,级任先生讲话。她说第二天要把捐款送走,希望今天大家多捐一点。同学们热烈鼓掌拥护。我平常身上只有两百钱,但那天母亲不能给我送午饭,多给了我两百钱。如果我捐两百钱,中午可以买点东西吃,但就不能“多做几件棉衣裳”;要是捐四百钱,中午就得饿肚子。正在思想斗争的时候,攒钱罐儿传到我的面前了。我往四周一看,看到同学们充满期待的眼光,我一下就把两个铜圆全丢进去了。不用说,中午我没有钱买东西吃,肚子咕咕叫,还悄悄到校门口去看过几次——万一母亲又送饭来了呢!尽管饿得很难受,我仍然很高兴。

抵制日货的教育,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有一年我过生日,四姑妈送了我一个小骆驼。弄不清是用什么石头做的,深绿色,造型精美,我很喜欢。有人说它是日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怒发冲冠,举起骆驼就往地上摔,摔断了骆驼的两只腿。以后又有人说它不是日货,但我毫不后悔。

日本敌机对后方进行了大轰炸,成都人开始跑警报。警报一响,学校就放学,有时一天跑几次警报。我和姐姐们不上学了,全家跟随外祖母,暂时疏散到温江县文家场,在那儿住了大半年。从此我离开了骆公祠女子小学。

乡间是宁静的,没有敌机空袭。每天做完母亲布置的作业,我就去抓鱼、喂鸭子;还经常跟着胖舅舅去赶赶集,大着胆子过独木桥。但是学校给我播下的爱国种子,早已在心底生根发芽。我时常关心战争的情况,天冷了我就会想:前方的战士穿上我们捐的寒衣没有?

人们对跑警报逐渐习惯,我们又回到城里。

我进了成都北门外的总府街小学,读高小一年级。我和四姐每天从“垮城墙”(即城墙缺口)出去上学,得走四五里路。“垮城墙”外,有一所西蜀小学的分校,教室是两三间新盖的大草房。我们上学、回家都要从这里经过,还要在教室旁边的木桥上,看人“划甘蔗”。有一天[3],日本飞机来轰炸,丢了不少炸弹。解除警报后,我从学校回家,发现西蜀小学分校被炸。当时不许接近现场,第二天一早我们跑去看了。教室完全被烧毁,废墟中有四五具烧焦的尸体,一个个蜷缩着。过去仅仅听先生讲过敌人的暴行,现在亲眼看见了。我毫不害怕,握紧拳头,充满仇恨,心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初稿写于1981年

再改于2005年4月

冬娃儿

童年时期,我有一个小伙伴,叫冬娃儿。

冬娃儿的母亲是外婆家的女工,大家称她濮嫂。濮嫂的丈夫去世后,她改嫁给一个聋子。聋子给外婆家看大门,忠于职守,对人和气。他住在进大门的楼板上,楼板有一个出口,要搭一个很长的木梯才上得去。聋子因为穷,以前没结过婚。他非常爱冬娃儿,让他穿得干干净净。当时我没有问冬娃儿姓什么,事隔六十年更无法考证了。

每当我去外婆家,给外婆、胖舅舅和舅妈请了安,喊了表哥、表嫂和表姐,便急于去找冬娃儿。我小时候很淘气,头上长两个漩,人称“五横牛”。表嫂一见我,必高呼:“五王爷来了!”既是表欢迎,又是放“警报”。这时,冬娃儿已在天井里等候我。现在想来,表嫂的呼叫可能是对我采取的防范措施之一。

冬娃儿笑着问我怎么玩,先安排“日程”。

如果是春天,我一定提出放风筝。先缠着胖舅舅到街上买一个金鱼风筝或丁丁猫儿风筝,就向外婆报告要去垮城墙放。外婆见我和冬娃一起去,便同意了。不过总得叮嘱:不要摔跤,快去快回,不要被“麻脸子”(即人贩子)拐走。我一一点头称是,立即和冬娃儿一起跑出大门。

冬娃儿比我高,身体很结实。他带我从对面的街背后,穿过一大片菜地,就到了垮城墙。城墙多年失修,城砖塌下来一部分,我们沿着城砖爬上去。在城墙上感到站得很高。望城内,全是一片一片的黑瓦矮屋,不太好看;望城外,既有绿色的小麦,又有弯弯的溪流,十分开阔。空气新鲜,春风扑面,一身来劲。我和冬娃儿一人手举风筝,一人牵着线跑。轮流几次,满身是汗。这时冬娃儿必定想起外婆“快去快回”的指示,便另想出一个新玩意儿,吸引我跟他回家去。

我们经常一边玩,一边摆龙门阵。冬娃儿在慈惠堂办的一个工厂半工半读,我估计是胖舅舅安排的,因为胖舅舅是育婴堂堂长。冬娃儿上午做工,下午学认字和珠算。他说一个月打两次“牙祭”,一次一碗咸烧白或甜烧白,八片肉,刚好一人一片。我听了很同情他。以后我凡买零食,无论是橘子或花生、干牛肉或香油卤兔,绝对一人一半,他也乐意接受。母亲对我吃东西一向控制很严,但“儿在外,母命有所不受”。冬娃很够哥们,从不揭发,更不会“反戈一击”。

有一天我在天井玩,冬娃儿示意我出去。经外婆同意,我和冬娃儿到了街口。原来在一家饭铺前面,有一个人跪在地上,头上顶了一根长板凳。冬娃儿说这叫“顶板凳”,是穷人吃了饭没有钱给,在这儿受罚的。要有人替他付了钱,才能取下板凳。我不愿意多看,便回到大门口坐在小石狮子上。门内楼板上有一个燕子窝,平时我最爱看大燕子喂小燕子,今天却无心思看了。冬娃儿让我看到人间的不公平!幸好胖舅舅从外回来,他一贯乐于行善,我向他报告了街口的情况。他去给了钱,那个跪着的人才取下板凳站起来。从此,我增加了对胖舅舅的敬意。

抗日战争的宣传普及到许多地方。我在学校参加了捐寒衣的活动,冬娃儿也会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一天,冬娃儿告诉我对门学校的空坝中午要演戏,到时我们都去了。不久,出来一男一女,敲锣打鼓,像卖唱的。观众马上围成一圈。女的表演总不成功。男的觉得丢了面子,便用鞭子打她。许多观众愤怒了,连声高呼:“不许打!”但男的仍不住手。几个观众冲上去夺过鞭子,要打那个男的。这时,女的立即护着男的,说男的是她的父亲。他们是东北人,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才被迫逃到内地。沿途饥寒交迫,精疲力竭,所以演出不好,千万不要打她的父亲。说着说着,她动情地唱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观众被感动了,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冬娃儿和我都一起喊,恨不得马上打到东北去。这个广场戏叫《放下你的鞭子》,那些冲上去夺鞭子的观众都是演员扮演的,但当时我们不知道。听人说校长不许演这个戏,我和冬娃儿觉得这毫无道理。下午我们再来学校,果然空无一人,但校长室的窗却开着。为了报复,我和冬娃儿伸手进去,拿出一些书、本子和文具,把它们丢进厕所里去。现在想来这些做法太幼稚了,当时却自认为是正义行动。经过这个事件,我和冬娃儿的友谊大大加深了。

敌机经常轰炸成都。我们随外婆疏散到温江县的文家场,半年多才回到城里。冬娃儿所在的工厂也疏散走了。后来,濮嫂和聋子先后去世,我再也没有看见冬娃儿。人世沧桑,以后的事就难说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冬娃儿应该仍健在。我真想见到他,叫他一声“冬娃儿哥!”但这愿望能实现吗?

1998年9月18日

从科甲巷到祠堂街

我是成都人,十七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但如果问到成都的掌故,我知道的却很少。只能说过去我最喜欢的两条街:一条是科甲巷,一条是祠堂街。

一、对科甲巷的怀念

提到科甲巷,我好像又回到童年时代,心里充满喜悦和激动。当时成都有的街道,多数商店都卖一种商品。例如,纱帽街主要卖帽子,纯阳观街则多是卖鞋的。如果要买鞋或帽子,必须跟着母亲到这两条街去,很希望“速战速决”,生怕母亲挑来挑去,枯燥无味。只有到科甲巷大不一样,常常是自己要求去,去了就不想走;即使仅买一两样小东西,看都要看半天。原来,整个科甲巷几乎都是玩具店,满街挂着玩具,多吸引人啊!

可惜当时不懂得社会调查,没有把卖什么玩具一一记下。至今记得,打仗用的多是古代的武器,如关刀、矛子、宝剑、弓箭,拿在手上连人都显得威武。过年的时候,可以买到各种戏脸壳和笑头和尚,用香在面具眼睛上烧两个洞,然后再戴在头上,别人就认不出你是谁了。买上几个皮灯影儿,回家去把板凳翻过来,糊上一张白纸,点支蜡烛,自编自演,可以吸引一大批小朋友。纸灯的种类很多,有提在手上的金鱼灯,有用绳子拖着在地上走的兔子灯,……晚上插支小蜡烛在灯里面,许多孩子在一起,就像灯会似的。但谁都不愿多买灯笼,因为过了正月十五,家里就要动员烧掉。现在看来,可能是怕火灾,但当时却拿迷信吓人,说过了十五不烧灯笼,就要害眼病。春天一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风筝都有:王字风筝最简单;稍好一些的有金鱼风筝、鲇巴郎(即鲇鱼——编者注)风筝、小蝴蝶风筝,这些要用细麻绳才能放;还有大蝴蝶风筝、蜈蚣风筝、凤凰风筝,这类风筝不仅壮观,还有能转动的眼睛,有些小孩不敢自己放,要大人帮助。至于洋娃娃、竹子编的小篮子,各种染了不同颜色的白果(抓“子儿”用的),则是女孩子的玩具,男娃娃不感兴趣。有的玩具很贵,如大型纸马,里面有结实的木架,人可以骑上去,要卖一块银圆。真像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好在多数不贵,去一次总可以买一两样。

孩子能不喜欢科甲巷吗?

四十年前,作为孩子,我喜欢科甲巷,完全是为了好玩。以后上了中学,读鲁迅的《野草》,才懂得玩具对孩子的特殊意义。鲁迅说他向来不爱风筝,以为“这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甚至不许他的小兄弟放风筝。有一天,鲁迅忽然发现他的小兄弟躲着他在做风筝,盛怒之下,“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许多年以后,鲁迅偶尔读了一本有关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想到过去毁坏小兄弟的风筝,感到这是属于“精神虐杀”,自悔“少年时代的糊涂”,并希望得到“宽恕”。可是,直到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看待儿童玩具的意义的呢?

说“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是因为对儿童进行教育,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孩子喜欢玩,通过玩玩具可以“长身体、长知识”。除了引导孩子读书和劳动以外,还要善于寓教育于玩具和游戏之中。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把研究儿童的特点当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批判,这完全是错误的。同时,有的人则把儿童的特点神秘化了。其实,每个成人都当过孩子,真的一点都不懂儿童特点吗?鲁迅说过记性不佳是“有害于子孙的”,他建议“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这实在是一个好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玩具的品种、制作都有很大进步,但供应点少,价廉物美的不太多。当我给孩子(以后又给外孙)买玩具时,总感到不满足,于是对科甲巷的怀念就加深了。我并不要求恢复科甲巷一条街都卖玩具的传统,我只希望有人在儿童玩具上下功夫,生产出更多有意义、价廉物美的玩具,给新中国的孩子增添更多的欢乐。可能是上年纪了,我实在喜欢看男孩子们拿着木枪打游击的神气,也同样喜欢看小姑娘抱着布娃娃那种认真的样子。

二、祠堂街留给我的记忆

从喜欢科甲巷到喜欢祠堂街,这表明我的少年儿童时期已经宣告结束。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成都,科甲巷主要是玩具店,而祠堂街开设的则多是书店。

对书店有兴趣先得爱读书。我是从上高琦初中时开始读课外书籍的,先是读文艺书,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书。这里,我得感谢杨邦杰先生,他是我们的国文教员,虽不善言辞,但有新思想,愿意和学生接近。我常到他寝室去玩。有一天,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从头到尾给我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坐着安静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但心里却像点燃了火,激动得发抖。当他读完最后一节“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时,我感到眼前出现光明: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时代的先驱者——鲁迅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

从此,我渴求进步书籍。

读书的兴趣有了,问题在于找书困难。学校图书馆藏书贫乏,一片荒芜。亲友中能借到一些,但不多。于是便跑书店。当时,成都的书店大多在三条街:一是春熙路,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是西玉龙街,多是卖线装书的古旧书店;一是祠堂街,这条街书店多,能买到进步书刊。我们的兴趣主要在祠堂街。

祠堂街至少有十几家书店,有进步的,也有国民党办的(如正中书局),我最常去的是联营书店,它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位于现在的四川电影院对门,只有一间铺面。店内靠墙的地方都是书架,屋子中间有一个大书摊,摆满新到的书籍和杂志。到书店去的,可以随便取书翻阅,买到自己满意的书;如果不买书,也可以站在书架或书摊前看上一两个小时。店员不多,但忠于职守,有业务知识。你询问一本什么书,他总是主动地帮助寻找,绝不会说“你自己看嘛”;更不会不理顾客,坐在那儿闲聊或打毛线、吃瓜子儿。遇到年纪大一点的店员,还能告诉你某一本书已经出过几版,每一个版本有什么特色。其他好的书店(如开明书店)也大抵如此。

我从这时候起,养成了有空就跑书店的习惯。或是买书,或是看书,或是打听新书刊的消息,简直成了一种癖好、一种享受。科甲巷的什么关刀、宝剑,什么风筝、皮灯影儿,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日子一久,几个店员对我比较熟悉,常常主动给我留《世界知识》之类的杂志。1945年,我的好友先泽过生日,我想送他一本《辩证唯物论辞典》,跑了几次没买到,后来也是店员主动给我留下来的。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穷学生,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后门”,能得到这种友谊,很使我感动。

祠堂街还有一个更吸引我们的地方,那就是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现在的人民公园斜对门)。这里除了可订阅报纸,还出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著作,出售党办的刊物《群众》。我们当时有一个进步学生团体——破晓社,多次组织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在联营书店可以买到,《新民主主义论》则只有《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才有卖的。地下党员贾姐姐曾告诉我们,经常有特务监视《新华日报》分馆,要我们少去或不要去。我那时年轻,不怕事又好奇,常常闪电似的去买一两本书就走,自然也不敢像在联营书店内那样长时间停留。但是分馆同志那种热情的目光,对青年充满信任的态度,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个分馆,到1947年2月才被迫撤走。

1981年8月10日

看戏遇兵

曹禺的剧本文学性很强,我上中学就喜欢读。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话剧团在成都演出。我先后看过演出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仅没有看过《原野》和《蜕变》。我一直盼望着能看到演出这两个戏。

有一天突然看见上演《原野》的广告。

我高兴极了!立即跑到好友陈先泽家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看话剧是我们共同的爱好,他上初中时作为童星曾与周峰、欧阳红缨等同台演出《杏花春雨江南》。一听说要演《原野》,他也很兴奋。剧场在东胜街,叫沙利文。我们一起去买了两张星期六晚场的票。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晚,我们提前到了剧场。

沙利文剧场不大,比较适宜演话剧。我们的座位在剧场中偏后。我读过《原野》的剧本,不知演出是什么情况。主要演员中的吴景平和裘萍,都是第一次在成都演出,更有一种新奇感。

戏一开演,便把我们吸引住了。那种专注的神情,肯定超过我在学校听课。但在我旁边却不断有说话的声音。我想摆掉它,办不到。转身一看,是一个国民党宪兵,旁若无人地在与他的同伙聊天。他们是“弹压座”的宪兵。在那个时期,所有的电影院和娱乐场都设有弹压座,美其名曰维持秩序,老百姓叫他们是看“白戏”(不花钱看戏)的。这种人看一般的电影还可以,哪儿看得懂曹禺的话剧。遇着他们算我倒霉。

他越说越起劲了。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干扰,便客气地说:“请你小声一点。”他蔑视我一眼,暂停说话。

我正看得入迷,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原来就是那个宪兵。他问我:“别的人说话,你不去干涉,为什么要干涉我?”

我回答:“你离我太近,影响我看戏。”

他说:“等一会儿我们再说!”

只要不影响我看戏,其他的我都不管了。隔了一阵,先泽悄悄对我说了一声“上厕所”,拉着我就走。我虽不愿意,但我和他一贯行动一致,只得跟着他去了。

我问:“不是刚上过吗?”

他坚决地说:“这个戏不能看了,赶快走!”

“为什么?”

“不走要挨打!”

我们走出剧场,他再解释:“你去干涉宪兵讲话,他说‘等会再说’。说什么,无非打你一顿,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本来好像什么都不怕,现在冷静下来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何况先泽年龄比我大,社会经验比我多。他为我放弃看戏,我不能违背他的好意。

盼望了很久的《原野》,像煮熟了的鸭子又飞了。找时间再去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零用钱很少。除了心中充满愤怒,还能说什么?

东胜街是条小巷。当我们离开剧场,快步走过电线杆后,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再往前走,连街灯也没有,一片漆黑。

1998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