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邯郸。
对刘秀来说，离开邯郸很容易，容易得只需要一个转身，重返邯郸却如此艰难，艰难得半年才把回程走完，而在这半年之中，当中只要出一点差错，他都不可能再有机会重返。
昔我去兮，北风凄厉，无枝可依；今我归兮，千军万马，风发意气。一去一归之间，刘秀已不是当初的刘秀，王郎也不是当初的王郎。
此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如下：军事上，王郎最精锐的部队，已经在南峦一战中被彻底摧毁；地盘上，各郡县也都见风使舵，无情地弃王郎而去。在王郎手中，只剩下最后两座孤城——巨鹿、邯郸。而在刘秀这边，兵强马壮，郡县归心，就连最头疼的粮草问题，也已妥善解决，远到耿况的上谷郡、彭宠的渔阳郡，近到邓晨的常山郡、李忠的信都郡，粮草物资源源而来，不绝于路。
胜负不再有任何悬念，王郎已经是一具尸体，棺材铺不妨提前准备。
对于王郎，刘秀的感情无疑是复杂的。没错，王郎追杀过他，折磨过他，但如果没有王郎，他现在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多的军队，占据如此多的土地。因此，刘秀与其说是痛恨王郎，不如说更感谢王郎。而这种感谢，只能形之于心，无法宣之于口。换而言之，这种谢意，只能以杀戮来表达。
王郎心知大势已去，外无援兵，死守，就等于守死，不如主动出击，或有意外胜机，于是数度出城挑战，却连战连败。王郎不敢再打，再打下去，兵全打光了，谈判的筹码也就没了，无奈之下，只得遣谏议大夫杜威出城请降。
刘秀接见杜威，并不说话，丢给他一份战犯名单，然后做一手势——咔嚓。战犯名单倒也不长，只有一帝三公——皇帝王郎、丞相刘林、大司马李育、大将军张参。杜威见自己不在名单之上，很是松了口气，转念一想，自己是来谈判的，却又汗颜起来，当即答道：“邯郸愿降，但此份名单，绝对不能接受。”
刘秀态度极为强硬，道：“叛国之贼，焉可不杀！”
杜威辩道：“王郎实为刘子舆，成帝之子是也。天下乃成帝之天下，刘子舆称帝，乃子承父业，何得谓叛国？”
刘秀接下来的回答，翻遍二十四史，恐怕也找不到同样的一句话。在猥琐变态的道学家眼中，刘秀的回答几乎称得上无耻，然而，却又谁也不能否认，刘秀所说的乃是大实话。
刘秀的回答是：“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复得，况诈刘子舆者乎！”
就算汉成帝复活，现在也不可能再当皇帝，只能靠边站，很多人会这么想，但嘴上绝不会说。刘秀却说了，而且说得赤裸裸。《韩非子》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刘秀不过和韩非一样，道出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已。
换一个人，肯定顺嘴就说，如果汉成帝复活，那当然还是他坐天下啦。明知道汉成帝不会真爬出坟墓来跟你抢天下，白送个人情，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刘秀偏不，他就是要挑明了说，更重要的是，他敢于挑明了说。
在传统伦理道德的重压之下，只有强权者，才敢于戳穿蒙在现实脸上的虚伪面纱，说出刺耳的真话，而不必顾忌卫道士的看法。
此时的刘秀，已经是强权者！
杜威惊骇于刘秀的回答，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再强调王郎真是刘子舆，只会更加自取其辱，不如直接摊牌提条件，于是道：“封王则降。”
刘秀一口回绝：“不可能。”
杜威退让一步，道：“封万户侯亦可。”
刘秀冷笑道：“王郎如果投降，我可以饶他不死，仅此而已。”
杜威听出来了，这就是刘秀的底牌，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继续谈下去已经毫无意义。杜威怒而起身，道：“邯郸虽鄙，并力固守，尚旷日月，终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说完拂袖而去。刘秀也不挽留，任随他去。
杜威回城，王郎问谈得如何，杜威以实相告。王郎见谈判破裂，不免埋怨杜威道：“能活命也是好的啊，你又何必把话说绝？”杜威苦笑道：“陛下也太天真了，你还真以为投降就能活命？刘秀根本就没打算放我们一条生路。咱们降也是死，不降也是死，既然如此，不如战死。”
刘秀拒绝了邯郸问题的和平解决，于是加紧攻城，连攻二十多天，到了五月月初，城中终于有人坚持不住，开始卖主求荣。在王郎朝廷中担任少傅的李立，主动向刘秀投诚，偷开城门，迎入汉军。
汉军如潮水拥入，邯郸瞬即告破。王郎率三公连夜逃亡，王霸领兵急追，悉数斩首，尽得其玺绶。
可怜王郎，过了半年皇帝的干瘾，土地没占多少，后宫没纳几个，便就此身首异处，一命呜呼，连个谥号也没有。
刘秀进驻邯郸，尽收王郎档案，其中仅刘秀部下吏人写给王郎的文书，便达数千章之多。有的是向王郎打招呼，为自己预留后路；有的则向王郎出卖情报，泄露军机以献媚，有的更是直接请求投降……诸多丑态，不一而足。
严格来说，这些人都是叛徒内奸！青简黑墨，可谓铁证，文书无不有名有姓，一抓一个准。看来，一场大清算已是在所难免。刘秀却大会诸将，当着众人之面，将数千文书一把火烧光，道：“令反侧子自安。”
这一招既往不咎，后世孟德公也曾效仿。当年官渡之战，孟德公以弱胜强，大破袁绍，同样缴获部下和袁绍暗通款曲的文书无数。孟德公的处理方法和刘秀一样，也是难言之隐，一烧了之。不同的是，烧完之后，刘秀安抚部下的话，恩威并重，而孟德公安抚部下的话，则显得更为有人情味：“当袁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道理就是这样：做群众的，眼睛必须时刻雪亮；做领导的，眼睛则不妨偶尔昏花。
王郎已死，巨鹿守将王饶自杀以殉，巨鹿不战而降。至此，河北全境光复。然而刘秀却深知，这种所谓的光复，只是在名义之上，距离真正平定河北，道路依然无比漫长。
歼灭王郎之后，刘秀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便是肆虐于河北地区的流民武装。
说到流民武装，譬如青州、徐州的赤眉军，荆州的绿林军，都是一家独大，别无分号。河北的流民武装与此不同，共有十几股之多，各占各的地盘，各抢各的钱粮，颇有些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
这些流民武装的名号如下：
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
以上的流民武装，每一支单拎出来，规模都远不如赤眉军和绿林军，但全部加起来，却多达数百万之众。
昆阳之战，王邑所率部队，也不过才五十余万人而已。
然而，更让刘秀苦恼的，却并非这些流民武装，而是友军谢躬。
按照道理，谢躬受朝廷派遣，来河北协助刘秀讨伐王郎，如今王郎已灭，谢躬的任务已经完成，该回长安交差去了。然而，攻破邯郸之后，谢躬当仁不让，和刘秀并肩入城，根本不提回长安的话。
谢躬身为尚书令，乃是中央的官，却死赖在河北不走，明显不合常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朝廷早已授意谢躬，令其继续监视和掣肘刘秀，防止刘秀坐大。
刘秀官居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谢躬官居尚书令，天子近臣。两人职位相当，谁都不可能听命于对方。而朝廷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两人彼此牵制，因此也迟迟不肯表态，到底谁才是河北的最高长官。于是，战后的河北，便出现了这样一副荒诞的情景：刘秀和谢躬将邯郸一分为二，划城而治，两套班子各自为政，谁也不肯服谁。
很显然，这样的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不是谢躬杀刘秀，就是刘秀杀谢躬。
要杀谢躬，刘秀有足够的理由。扫平王郎，几乎全是他的功劳，谢躬寸功未立，仅仅仗着有朝廷在背后撑腰，便硬生生地抢走一半的胜利果实，刘秀岂能甘心！另一方面，刘秀如果要肃清流民武装，有谢躬在身后居心叵测地盯着，他又哪里敢放开手脚？
不杀谢躬，刘秀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杀谢躬，就意味着要与朝廷正式翻脸，以刘秀现在的实力，还远不到翻脸的时机。
既不能杀，刘秀便只有和谢躬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甚至不惜多次向谢躬主动释放善意。谢躬的部将目无军纪，抢劫掳掠，刘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视默许。谢躬勤于职事，刘秀时常送礼慰安，叮嘱其保重身体，又公然称赞谢躬：“谢尚书治郡有方，真能吏也。”谢躬听了，心中也是暗自得意，他又哪里会想到，刘秀对他的赞语，其实另有弦外之音：治郡你可以，打仗你不行。
谢躬何尝不想杀害刘秀，无奈畏于刘秀兵力强大，一直不敢动手。谢躬也深知一山不容二虎，他既然不敢杀刘秀，自然担心刘秀反过来要杀他，然而在刘秀连续的糖衣炮弹之下，谢躬也不免中招，渐渐放松警惕，开始麻痹大意。
再说更始朝廷这边，此时再也无法忽视刘秀强悍的存在，适时遣侍御史黄党前来河北，拜刘秀为萧王，封地萧县。
刘秀跟随叔父刘良，曾在萧县生活了七年时光，从九岁长到十六岁。说起来，萧县也算是刘秀的第二故乡。
男儿背井抛家，四方闯荡，所为何来？还不是为了衣锦还乡。朝廷封刘秀为萧王，让刘秀荣归故里，堪称特别恩宠，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宣诏完毕，刘秀谢恩，正欲设宴款待使节黄党，黄党一扭头，却又掏出第二份诏书。刘秀见状，暗暗苦笑：“我说朝廷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呢，嗬，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