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环境
1899年，约2800名传教士率领和指导着近10万名中国基督徒，而中国总人口为3.5亿人，序幕由此拉开。英美传教士与一些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同工一起，在这个辽阔而贫穷的国家奋斗，面对着中国对所有外来事物的巨大敌意。然而，1860年后传教士的布道和居住经历与官方的表态相结合，构建出一幅大众受容基督教的图景。在传教士眼里，这是对那些挑起主要矛盾、自大而守旧官员的持久反抗。
到1890年，许多深受通商口岸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代西方知识的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若不想沦为完全的殖民地，就必须彻底改革。每个国家必须或应该有自己的宗教，但对中国而言，是儒教而非基督教。
二、基督徒的奋进：活动与实践
1.概述
正是在这种痛恨外国侵犯中国主权的氛围里，传教士尝试传播基督和平的福音，建立中国“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1807至1842年，新教会几乎不能接近中国澳门和广州的周边区域。1858年《天津条约》以后，基督新教才真正开始进入这块土地，获得信徒。中国基督徒数量的增长使传教士欣喜：1860年至1200人；1877年至1.3万人；1890年至3.7万人；1900年至10万人。“算术老师”得以开始梦想他们所传播的信仰有无限回应，这也不足为奇了，尤其是通过中国基督徒的生命与见证出现了大量皈依者。
2.差会与教会
大家都说，与同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教会和其他社团相比较，差会组织的生活更多是团体共同参与的，它有温暖人心的团队精神和很高的士气。然而，这一优点中也有潜在危险，即有些传教士逐渐弱化了差会的功能，差会会议也减少了。这类会议以加强联合为目标，或者以中国人为主体、传教士出席并发言。会议的减少削弱了西方话语的自由度。
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模式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存在于传教士圈中，需认真对待。因此，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差会在艰难且多变的形势下努力发展教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在监督、同工培训和医药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3.主要目标、政策、调适
事实上，所有传教士都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布道，向中国人传播福音，宣讲上帝的美善、爱的精神以及基督的教义。许多人把福音传播广泛理解为通过布道、讲授和传阅《圣经》而进行的语言交流。在实践中，“福音工作”不同于医疗服务、饥荒救济以及其他仁慈的救助。事实上，有些传教士坚信这类服务脱离了争取信徒这一中心工作。但其他人记住了耶稣基督医治的使命，认为帮助病人和受难者就是基督之爱付诸实践的表现，这些实践使人确信上帝就是爱。
4.基督教思想：关于中国宗教
基督教高度重视孝道以及对逝者的悼念和尊重。如果所有偶像在没有足够替代品的情况下陡然被抛弃，有些人会对危险的世俗主义产生担忧。这将导致人们比从前更加远离上帝。总体而言，这是中国问题，不能由传教士来规定。
5.方法与计划：边疆与少数民族
除了中国教会的特殊发展之外，许多传教士，诸如李提摩太，在从事灾荒救济时常常要克服敌意，让人相信基督徒的利他宗旨。但在提高地方贫民的期望、抚养大量孤儿或被遗弃的孩子、消除一些官员的怀疑和嫉妒等方面是有问题的。给予和接受的援助从来就不多，通常少于基本的食物，仅给有急需的一部分人提供资助，而且极少帮助贫穷的农民挨到下一个收割季。许多传教士不仅被身边的危难所困扰，也被“吃教徒”的精神负担所困扰。由此，他们在把福音与物质援助相联系时相当谨慎。
6.合作
对有些传教士来说，合作、联合和联盟是把事情做好的主要方法，而一个差会是无法独自完成的。
7.福音传播、发展
时至1900年，许多传教士报告称，教徒的增长大部分依靠的是中国联系人，没有任何传教士参与。
8.宗教教育、同工培训
与后期的奋进相较而言，许多早期的差会工作比较一致。在布道和说教中，传教士唤起陌生人对基督教的兴趣与回应。
9.教育
1890至1907年这个时期见证了教会学校的快速发展。差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学校与中国人取得联系，并借机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且，随着基督教社区的发展，对受过教育的同工的需求在增加。
10.医疗
在传教工作前期，布道的要求比起医疗来更常被提及，也更容易被理解。但在中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中国大众很难接近，因此巡回布道者或传道人逐渐采取了普通人简单的医疗技术。
11.《圣经》、基督教著作
至1950年，翻译、准备和分发基督教著作仍然是相对无组织而且特殊的事业。
12.中国基督教社区
众所周知，非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皈依基督的原因很复杂。对传教士及其演示感兴趣的某些人本质上是改革家。有些人则被传教士展现的仁慈所打动，而不是因为基督教教义的崇高。有些边缘人则利用基督教来宣泄对异教亲友和邻居的怨恨。
13.传教士
传教士所起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把中国介绍给故土。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与《中国乡村生活》影响巨大。前者揭示出“深谙中国人生活的传教士，对中国人生活带有既失望又尊敬、既焦躁又敬佩的情感交织”。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家是毕海澜，他于1883至1891年在中国传教，后担任学生志愿运动干事直至19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