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历程，迄今仍未能实现统一，这正是产生台湾安全问题的根源。在这50多年中，海峡两岸关系经历了30多年的全面军事政治对抗与和平对峙时期之后，从1987年起两岸关系进入民间交往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体育、学术交流的日益增进，海峡两岸逐渐由相互隔绝走向融合。两岸日益扩大的经贸人员交流正在成为推动两岸融合与相互依存，最终走向统一的重要物质基础。50多年来，海峡两岸各自社会内部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0多年的分离使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心态、政治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对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台海两岸的这些差距昭示着两岸统一道路将是艰难与曲折的，而台湾未来的安全与这一进程则是息息相关的。此外，由于台湾重要的战略位置，台湾的安全不仅与海峡两岸对统一问题的政策直接相关，而且也直接影响着美国、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美、日两国的对台政策是影响台湾安全问题的主要国际因素，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
一、台海两岸统一政策的演变与台湾安全
自1949年两岸分离以来，实现祖国统一一直是台海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是两岸中国人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追求统一也是两岸50多年来的既定政策。当然，由于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严重对立，双方对实现统一的方式、方法和内容的认识是迥然不同的。50多年来，台海两岸的统一政策，随着国际形势与各自内部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变化也在不断演变，并直接对台湾海峡安全产生影响，其总的趋势是两岸由隔离对抗走向相互开放交流与融合。海峡两岸走向统一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一）大陆对台湾政策的发展
自1949年以来的大陆对台湾政策客观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49～1978年的武力解放台湾政策时期和1979年至今的和平统一政策时期。
1.武力解放台湾政策时期（1949～197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军、政统治即告结束。12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退守台湾负隅顽抗。到1950年5月，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获得解放。东南沿海的重要岛屿如海南岛、舟山群岛也相继被解放。此时解放台湾、结束内战成为新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首要任务。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并积极为解放台湾做准备。1950年初，第三野战军开始在福建前线集结兵力和渡海作战的舰船、飞机，将解放台湾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时期解放台湾政策的实质就是以武力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势力，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来改变台湾的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国家统一。
解放台湾本来是中国内战的继续，纯属中国内政，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政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外交战略上采取一边倒政策，明确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新中国政府便自然成为美国全球冷战政策的对象。这样，国共两党在台湾海峡的交锋也就成为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峙的战略前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政策受阻。此后，美国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新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解放台湾的行动因这两方面的因素而暂时搁置。
朝鲜战争结束后，从1954年开始，解放台湾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为扶蒋保台，1954年12月2日美台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尽管1995年初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但是面对美蒋军事同盟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中国政府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已不具有实际意义。面对现实，中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开始有所转变。199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96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商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但无论是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还是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都不可能得到台湾方面的积极配合与回应，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抗与冲突仍是两岸关系的主要特点。进入1960年代中期以后，台海两岸的军事冲突基本结束，尤其是1960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台湾问题退居次要地位。中国政府在宣传上再次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加深了两岸的冷战对抗。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使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恶化，为抗击苏联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中美两国开始在战略上走到一起。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也从联美抗苏的战略安全的高度出发，搁置台湾问题。直到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方针并停止炮击金门。至此中国政府以武力解放台湾为主，以和平解放台湾为辅的对台政策基本结束。中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开始进入第二个时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期。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时期（1979～1999）
这一时期的大陆对台湾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提出、确定，推动两岸交流阶段；从1991年至今，是在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两岸事务性谈判，以事务性谈判促进两岸交流并为政治谈判创造条件阶段。由于在这阶段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开始逐渐偏离一个中国架构，因此，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成为这一时期对台湾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1979年1月1日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大陆方面建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并希望两岸实现“三通”以利接触和交流。1981年9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对台湾工作的九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并保证台湾高度自治以及经济、社会制度等不变。1983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提出，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人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名额。
至此，中国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湾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已趋完备。大陆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完全确立下来。
1987年台湾方面开放赴大陆探亲之后，大陆方面相继制定了《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台胞出人境六条办法》以及鼓励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的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推动了两岸民间交流。1990年12月全国对台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分析了蒋经国去世后台湾岛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认为国民党在台湾本土化趋势加速发展，与此同时岛内“台独”势力和分离倾向也在增长，今后围绕中国统一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复杂的。为此，确定的对台工作方针是：①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府”、“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坚持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坚决反对弹性外交；②坚持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原则，以李登辉为主要谈判对手，加强对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的工作，增强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遏制“台独”势力；③大力发展两岸关系，重点放在经贸往来和各项交流方面，以经济促政治，以民促官，引导两岸交往向有利于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方向发展。以中央对台工作会议为标志，大陆对台湾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强调做台湾人民的工作，大力推动两岸交往及事务性谈判和政治谈判，同时，反对“台独”、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正成为大陆对台湾政策中的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
W93年8月如日国务院新闻办《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阐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基本方针的四个要点：①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或“台湾独立”。②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和台湾的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③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④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方面关心的一切问题。白皮书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1995年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农历新年讲话，提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再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并反对“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主张进行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陆对台湾政策的不断适时调整对促进并扩大两岸交流，推动两岸事务性谈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问题上赢得了主动。在一系列对台湾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大陆对台政策的实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贸方面大力推动台海两岸的经贸往来，以优越条件吸引台商来大陆投资，不仅促进了大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台湾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的顺利实现，加强了两岸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为两岸其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推动两岸为解决相互交流中产生的诸问题而进行事务性谈判。在外交方面，继续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封杀台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国际空间，同台湾以银弹外交、首脑外交、务实外交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作斗争。但不反对台湾与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联系，也不反对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根据国际有关组织的章程，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一些经济体育类国际组织，如国际奥委员、亚洲银行等。在军事安全方面，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继续保持对“台独”势力和干涉中国统一的外国势力的战略威慑，积极加强国防建设。针对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的言行和“台独”势力的娼獗，举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
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过后，在大陆对台湾政策的推动下，台海两岸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之后，两岸关系急剧逆转。面对李登辉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直接挑战，大陆方面“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湾方针政策，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虽然中国政府在反对“两国论”的同时，再次重申仍然坚持和平统一政策，但中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台湾当局究竟会在制造“两个中国”问题上走多远，一旦台湾方面正式抛弃一个中国原则，把“两国论”写人法律，那么大陆方面将不得不对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计政策做出重大修正，武力统一祖国的政策将被推上解决台湾问题的轨道。结果“两国论”没有市场，遭到台湾岛内外强烈反对，大陆反对“两国论”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二）台湾大陆政策的演变
自1949年国民党退台以来，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根据时局的变化几经调整，但总体上也可以197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1949～1979年，为试图反攻大陆时期；1979年至今，为开放两岸交流，有条件进行两岸谈判时期。
1.反攻大陆时期
从1949年到1979年是台湾当局推行反攻大陆政策时期。这一时期根据其政策的实质可分为武力反攻大陆和反共复国反攻两个阶段。
武力反攻大陆阶段（1949～1958）： 1949年12月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当然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反攻大陆，光复中华民国，成为蒋介石集团念念不忘的诉求。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光复中华民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危在旦夕，能否保住台湾，已经很成问题，更遑论反攻大陆。因此，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在当时只是为了挽回面子鼓舞士气而已。1950年6月25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兵台湾海峡，才使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得以苟安。从此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巩固台湾基地、反攻大陆时期。在武力反攻大陆时期，其主要政策表现为封锁大陆沿海港口，进犯骚扰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鉴于两岸在军力对比上的差距，台湾的军事行动及小规模武力袭扰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国民党的武力反攻政策却相继引发了两次台湾海峡危机。1954年12月2日美台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以法律的形式，使美国承担了保护台湾国民党政权安全的义务，但同时美国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未经美国同意不得采取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否则美国将不予支援。这一条件使国民党反攻大陆政策受到一定的约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声望稳步提高，加上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台湾当局已根本不可能完成其武力反攻大陆的任务。面对现实台湾当局不得不变换策略。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强调“反共复国”战略乃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1958年10月在金门危机中为防止蒋介石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蒋介石于10月23日发表联合公报。在公报中，蒋介石承诺，实现反攻大陆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而不使用武力。这表明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弃其武力反攻大陆的政策。台湾的大陆政策从武力反攻大陆走向政治反共复国时期。
“反共复国”阶段（1958～1979）：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军事对抗，台湾当局认识到以军事手段反攻大陆是不现实的。1963年1月，国民党“九大”重新制定了“反共复国”总体战略，提出“反共”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不只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因此，国民党确定的战略原则是以政治为先锋，以军事为后卫。反攻大陆更主要的是一场政治战、心理战。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台湾当局虽未完全放弃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但军事反攻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到1966年左右则基本上放弃了对大陆的军事行动。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突破。在此背景之下，从1972年到1978年台湾当局强调“光复大陆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但在实际上主要以建设台湾、革新保台为主，“反共复国”仅是一种政治宣示，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2.开放两岸交流时期（1979～至今）
这一时期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政策的转型阶段和开放两岸交流阶段。
台湾当局新大陆政策酝酿转型阶段（1979～1987）：1979年元旦中国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政策，标志大陆的对台湾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大陆方面提出的进行两党和平统一谈判的主张与建议被台湾方面视为统战阴谋。1979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提出对大陆采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立场，回应大陆的三通与谈判建议。1980年1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进一步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策，以抗衡大陆的和平统一的要求，其实质是以台湾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来和平演变大陆。1981年4月国民党“十二大”正式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政策列入党的政治纲领。从总体上讲，1987年以前的台湾当局大陆政策更多的是被动地对大陆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做出回应，除了诸如“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性口号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可行的大陆政策。但就其实质而言，台湾的大陆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停止了两岸军事对抗。作为对大陆停止炮击金门的回应，台湾方面也停止了对大陆的炮击。尽管两岸金门炮击与停战都是象征性的，但它却代表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战争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两岸关系进入和平交流阶段的基础。第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提出表明台湾方面对大陆政府的敌视态度已大大淡化，并最终放弃了含有军事反攻之意的光复大陆政策，转变到和平演变大陆的政策上来。第三，台湾官方虽坚持对大陆的三不“政策，但两岸民间交往越来越多，两岸经由香港的间接贸易额逐渐增加。1985年7月台湾宣布对台湾产品转口大陆采取不接触、不鼓励、不干涉政策，对与大陆人员共同参加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提出不回避政策，”三不政策正在被突破。台湾对大陆政策的这些变化预示着台湾的大陆政策正处在转型状态，一种新的大陆政策将逐步走上前台。
1987年10月15日台湾行政院通过《赴大陆探亲办法》。随着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启，台湾方面相继采取一系列开放措施，放宽两岸民间往来的限制。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通过现阶段大陆政策，提出在维护台湾安全的基础上，逐步稳健开放对大陆民间交流，希望和平演变大陆，最后实现中国统一。1990年9月台湾“总统府”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1991年1月“行政院”成立“大陆委员会”。同年2月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正式成立，成为台湾当局唯一授权处理涉及两岸事务的民间中介团体。2月23日国统会通过《国家统一纲领》。1992年9月开始实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施行细则。至此，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纲领、工作机构与基本法制建设已告完成。台湾的对大陆政策正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开放两岸交流的基础上，有条件地进行两岸谈判，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走向“两个中国”政策阶段。
《国家统一纲领》是李登辉主政后确定的对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其要点是：①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统一的中国是台湾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②中国统一的方式，应在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与福祉，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原则下，分阶段逐步完成。③中国统一的第一个阶段即近程阶段是交流互惠阶段，在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的前提下建立两岸交流秩序，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两岸各自积极推行经济政治改革。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间互相尊重互不排斥，以利进入互信合作阶段。④统一的中程阶段——互信合作阶段。建立两岸对等的官方沟通管道，开放三通，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以创造协商统一的有利条件。⑤统一的远程阶段——协商统一阶段。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秉持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及军队国家化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定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在这一纲领中实际上包含了台湾方面的三项重要政治诉求：第一是要求大陆承认台湾为政治实体。第二是承认台湾的国际法人地位及其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第三是以大陆的和平演变作为两岸最终统一的先决条件。承认前两项要求将导致中国统一之前“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结果，而第三项则与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原则相差甚远，甚至完全背离，因此这些原则很难产生积极的效果。相反，两岸关系却因台湾方面在这些原则基础上追求扩大国际空间，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而频频引发两岸关系危机。
1995年4月，李登辉针对1月30日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两岸关系八项主张而提出了“李六条”。其主要内容是：①只有承认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现实，两岸才能对于一个中国的意涵达成共识。②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并进一步促进两岸资讯、学术、科技、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③发展两岸经贸互利互补关系。台湾的经济发展要把大陆列为腹地，而大陆的经济发展则应以台湾作为借鉴。④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有利于双方关系发展及和平统一进程。⑤要求大陆声明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之后；就双方如何举行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进行预备协商。⑥两岸共同维护港澳繁荣、促进港澳民主等李登辉这六项主张的基调是两岸和平共存，强调承认两岸分裂分治的现实是解决两岸关系问题的基点。两岸统一的前提是大陆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加强两岸交流，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等，其实质仍然是将统一问题放到遥远的未来。而现阶段则以大陆承认“两岸分治”，“两个政治实体”即实际上的“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为举行和平谈判的前提。这一政策从根本上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
从1995年下半年起，因李登辉访美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致使两岸关系陷于严重危机之中。为防止台湾在经济上受制于大陆，李登辉于1996年9月提出以”戒急用忍“的政策来因应两岸关系，减缓台商对大陆投资。1997年12月李登辉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上重申”戒急用忍、行稳致远“是台湾现阶段两岸交流的政策。进入1998年后，台湾当局继续坚持”戒急用忍“回避两岸政治性谈判的基本政策没有变，但两岸经贸和民间交流依然发展很快且有上升趋势，1998年10月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参访大陆后，发展两岸关系的气氛明显好转，台海两岸再次进入建设性对话阶段。正当两岸关系发展势头看好之际，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与国关系至少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由于这种”两国论“或”特殊两国论的论调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直接明确的挑战，因此立刻使自1998年10月以来开始的两岸和解态势戛然而止，两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与危机状态。
纵观李登辉主政以来的大陆政策演变可以明显看出，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既是对“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及“两岸分裂分治”等对两岸关系定位的质的突破，也是这种政策定位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一个中国的框架下走到“两国论”已经构成了对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直接挑战，李登辉要分裂中国的政策也就大白于天下。若这种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在台湾被法律化，那么台湾海峡现有的安全架构将被彻底动摇，台海两岸将再次走向安全危机乃至战争的不归之路。
二、影响台湾安全的几个因素
就台湾的安全而言，两岸统一是解决台湾安全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统一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是武力统一，二是和平统一。武力统一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安全问题，但这一方式代价太大，最好备而不用。和平统一是避免两岸战争相向，保障台湾安全的最好办法。但是由于海峡两岸在政治、经济、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各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而且两岸对统一的理念与诉求大相径庭，因此统一进程将是复杂曲折的。统一前，台湾的安全取决于两岸政策互动。在追求和平统一的道路上仍存在着一些危及台湾安全的因素，其中最主要、最危险的有三种：一是“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的出现。二是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统一。三是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影响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这三种情况都会导致两岸兵戎相向，使台湾安全陷于危机。
1.台湾走向独立或制造“两个中国”是引发台湾安全危机的最危险的因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共识。自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国统一进程被阻于台湾海峡，造成台海两岸分离以来，实现祖国统——直是中国政府的政治诉求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法理基础和前提，这一点台湾当局也曾经是一直坚持的。追求“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将完全破坏中国统一的政治基础，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自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湾方针政策的同时，坚持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其第一个目标就是以武力震慑“台独”，反对“台湾独立”或走向“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必将导致两岸战争。
纵观自1949年以来的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制造“两个中国”，推动“台湾独立”是引发台湾海峡安全危机的主要根源。在1950年代台海两岸分离之初，美国政府基于全球冷战遏制，巩固其在亚太地区霸权地位的需要，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推动“台湾独立”，制造“两个中国”。美国的图谋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在当时遭到了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共同反对。为反对并防止出现“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中国政府加紧了武力统一台湾的步伐，并由此出现了第一、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既有中国政府实现国家最终统一的意图，更有台海两岸共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考虑。在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方面，尤以国共两党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默契配合最为明显，并挫败了美国的这一图谋。1950～1990年尽管台海两岸、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严重对立，以至于水火不容，但是，双方在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从来没有退让妥协过，坚决反对国内外任何制造”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言行。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就是外交承认与参加联合国问题。在外交承认问题上，台海两岸都坚持绝对的一个中国原则。即当一个国家承认台湾海峡两岸中的一方为合法政府，就肯定被要求否定另一方的合法性，并认可与之建交一方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建交与承认的问题上，台海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没有妥协的余地，从没有产生双重承认问题。在参加联合国问题上，尽管台海两岸为哪一方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较量，但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台湾当局从来没有在联合国设”两个中国“席位的建议上妥协过。台海两岸坚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坚定态度最终使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失败，桿卫了中国主权与尊严。就这一点而言，蒋介石父子领导下的台湾当局的坚定作为是值得赞赏的。尽管台海两岸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上势不两立，但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以自己的制度与方式统一中国，也正是这一点反而保证了从196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初的台湾海峡长达30年的安全与稳定。
1990年代初李登辉巩固了自己在台湾的权力地位之后，他的大陆政策及对外政策开始逐渐偏离一个中国原则，其“两个中国”与“台独”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结果是一再引发台湾海峡安全危机。李登辉在1999年7月9日抛出的“两国论”，严重破坏了一个中国原则，危及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使两岸关系几乎被推上战争的边缘。自1990年代初以来台湾当局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寻求加入联合国。从1993年起至今台湾当局通过用金钱收买等办法，几乎每年都唆使一些小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提案，企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台湾当局的这一企图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而且也得不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响应而破产。第二是台湾当局为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极力以银弹外交、务实外交、元首外交等为手段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用金钱收买一些落后贫穷的小国与台湾建交或搞双重承认。此外，台湾当局还通过所谓首脑外交突破一个中国原则的限制，在国际上为推行“两个中国”制造声势。1995年台湾当局以重金游说美国国会通过李登辉访美议案，并迫使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李登辉及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径严重威胁了一个中国原则，因此引发了1995～1996年台湾海峡的第三次安全危机。第三是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定位上越来越走向“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再一次使台湾安全陷于危机之中。李登辉主政以来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定位上逐渐开始背离一个中国原则。自1991年台湾当局颁布国统纲领以来，相继提出了“一个国家两个对等实体”，“两岸两个政治实体‘分裂分治’的两岸关系定位，并要求承认台湾的国际地位等，实际上是在为制造”两个中国“走向”台湾独立“提供理论准备并奠定政治基础，在客观上已大大偏离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当局那里实质上已被架空。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岸关系为国与国关系的”两国论“从本质上完全突破了两岸及国际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是为实现”台独“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两国论“使李登辉分裂中国走向”台独“的真面目昭然于天下。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也由于李登辉的”两国论“而风云骤起。李登辉的”两国论“是分裂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破坏了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是对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决心的公然挑战。”两国论“在实际上已将台湾推上了战争的边缘。如果台湾当局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把”两国论“法律化，踏上”台独的不归之路，那势必将台湾安全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直至中国政府以武力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
2.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与台湾当局实现战略结盟，顽固抗拒中国统一，是另一个引发台湾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自1949年以来的50多年台海两岸关系演变，明确告诉我们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尤其是台湾当局与外国反华势力缔结军事政治同盟抗拒统一，是中国统一大业难以顺利完成的最大障碍，同样也是导致台海安全危机的重要根源。1954年12月美台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台湾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美台同盟并未能保障台湾海峡的安全与稳定。相反，从1958年到1978年年底金门地区长达20年的两岸炮战表明，中国政府决不容忍外国势力阻挠中国统一。1978年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并从台湾撤军三原则，遂得以与中国建交。1979年12月31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终止。虽然美国在1979年3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称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美国保持抵御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但它毕竟是美国的国内法律，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美国执行该法与否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台断交废约加之中国政府和平统一政策的提出，促使台湾当局开放两岸交流，台湾海峡地区才有了十几年的和平与安全。近几年来，台湾当局为继续维持两岸分离的局面，进而制造“两个中国”，走向“台独”，不但从美国购进大量武器装备，以抗拒统一，而且还不断谋求重新进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体系，重结美台同盟，抗拒统一。台湾积极要求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为了保护其海外驻军及盟国和其他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而研制的反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不仅具有防御中、远、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对其他军事目标也有很强的攻击力。早在1993年美国国防部就在其《防务全面审查报告》中正式提出TMD的研制发展计划。为了确保美国驻亚太地区军队和盟国的安全以及对台湾防务的支持，并形成针对中俄朝鲜的战略遏制，美国决定在亚太地区部署TMD。1998年9月日本宣布参加TMD研制计划。从1999年起美国加快了筹建TMD的步伐，增加了经费投入，争取在2007年完成TMD在亚太地区的部署。美国的TMD计划提出后台湾一直在积极寻求加入这一计划。美国众参两院也先后通过法案敦促美国政府把台湾纳入TMD计划。针对台湾表示有意引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虽然不排除向台湾出售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能性，但现在做出决定还为时尚早。美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一方面在TMD的部署上留下回旋余地以牵制中国。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台海两岸关系因这一问题而走到战争边缘。TMD系统现在尚处在研制开发阶段，完成部署要到2007年左右，现在宣布同意出售TMD给台湾，肯定会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
美国至今一直向台湾提供实际所需的军事装备，而事实上美国已出售爱国者反弹道导弹给台湾，如果美国政府同意出售TMD给台湾不仅会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台湾部署TMD，将在实际上使美台安全关系进一步上升为正式的军事同盟的性质，从而使中国政府用以震慑“台独”分子的导弹威慑力大打折扣，甚至使中国的武力威慑失去效力。这将使“台独”势力有恃无恐。这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都不能容忍的。
3.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并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的时候，也会使台湾安全陷于危机。自1990年代初以来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越来越走向“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拖延两岸统一谈判、抗拒统一的政策倾向非常明显。其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每当两岸关系有了较大发展或突破之时，台湾当局都会制造各种事端，人为阻挠两岸关系的继续发展。1995年海峡两岸关系因事务性谈判上的进展而大大发展。然而李登辉访美引发台海危机并且在其大陆政策中提出“戒急用忍”，使两岸关系深受其害。自1998年以来两岸进行事务性谈判，继而进行政治谈判的良好势头使两岸关系得以大大改善。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结果使两岸关系再一次陷入极大的困境。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了防止其失去对两岸关系进展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两岸交流将会成为两岸走向统一的重要推动力，这是梦想走向“两个中国”的台湾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而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其拒统的重要手段。由于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台湾当局不断在国际上以金钱收买为手段，极力制造“两个中国”，使大陆不能集中精力资金搞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利用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性，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如果台湾当局这种作为造成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影响中国的开放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实行，使台湾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障碍，台湾安全也将遭到灭顶之灾。
三、陈水扁上台与台海安全
如果说1999年台海两岸被李登辉的“两国论”搅得不得安宁的话，那么在2000年春天台湾大选中，在李登辉一手推动下，素有“台独”理念与倾向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2%的选票当选“总统”，则给两岸关系、海峡安全带来了诸多的变数。台海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与“台独”问题上的斗法与较量，使台海安全形势变得愈加扑朔迷离、难以预料。
2000年是台湾大选年，李登辉正是以“两国论”把台湾带入了一个不安定的2000年。鉴于李登辉背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公然主张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的“两国论”言行已经严重损害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直接威胁着台湾海峡的女全与稳足。
针对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分裂祖国、挑畔和平统一的言论及企图通过法律形式落实“两国论”的活动，中国政府及海内外中国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共同谴责“两国论”的斗争，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尤其是台湾最大的靠山美国政府也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及对台“三不支持”的承台湾当局这才被迫表示不会依据“两国论”修改“宪法”和法律。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警告台湾分裂分子并向台湾人民重申中国政府坚持“和平统一、一个中国”基本方针，反对分裂势力的决心与法理基础，2000年2月2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从90年代初开始，李登辉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还纵容、扶持主张所谓‘台湾独立’的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使‘台独’势力迅速发展，‘台独’思潮蔓延。”尤其是“两国论”的提出，表明“李登辉已经成为台湾分裂势力的总代表是台湾海峡安全局面的破坏者”。白皮书在总结中国政府反对李登辉分裂活动斗争过程之后，指出：“事实证明，台湾海峡局势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为了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仍然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是，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有决心、有能力维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决不容忍、决不姑息、决不坐视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得逞。”
白皮书在台湾大选前一个月发表，时机的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它一方面是对李登辉“两国论”的反击，另一方面也是对台湾新领导人在一个中国原则、国家统一问题上的预先忠告，免得他走上李登辉设定的分裂中国的不归之路。白皮书中的三个“如果”和三个“决不”，对于台湾的分裂势力不啻当头棒喝，同时也是要告诉善良的台湾民众，在国家统一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切莫被台湾分裂分子所欺骗和愚弄。毫无疑问，白皮书在这一重要时刻发表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使曾高呼“台独万万岁”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等不得不软化立场。为了迎合台湾民众求稳惧战的心理，陈水扁极力倡导“新中间路线”，在两岸关系方面打安定牌，淡化“台独”色彩，强调要务实处理两岸关系。针对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提出“两国论”不人宪，不改国号等。陈水扁的这些言论在消除其“台独”的负面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可以说白皮书对台湾分裂势力的震慑作用是有效的。
200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政府报告中指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神圣使命，更加突出地摆在包括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面前。”报告指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他同时还指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是，我们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行‘两国论’和‘台独’等严重分裂活动，决不会坐视不管。”朱镕基总理在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想干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不管谁上台，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这是我们的底线。”
尽管有祖国大陆反对“台独”的强大压力，即将卸任的李登辉为了给将来的两岸关系制造更大的麻烦，也为了使其分裂中国的路线得以延续，竟然一意孤行，在选举的最后几天，玩弄权术，制造“弃连（战）保扁（陈水扁）”效应。李登辉执意把倾向“台独”的民进党推上台的所作所为，被朱镕基总理痛斥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伎俩。一时间台湾海峡的安全气氛骤然紧张，台湾岛内也是人心浮动。
在李登辉一手操纵下，被李登辉视为“台独”路线继承人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终于仅以39.2%的得票率获得了大选的胜利。
随着2000年台湾大选结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上台执政，台湾海峡安全同时也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一切都导源于民进党的“台独纲领”与“台独”诉求。中国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以三个如果的形式昭告天下，“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只要执政的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纲领”，不停止追求“台湾独立”的行动，台湾海峡的安全危机随时都可能出现。
四、台湾安全的前景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台湾安全的前景是与两岸的统一政策及统一进程紧密联系的。从长远来看，在冷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文化、科技、学术交流的规模和速度将进一步加大加快。随之而来的则是两岸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台海两岸最终会走向统一。走向两岸最终统一之时，也是台湾及海峡安全最终得到保障之始，并可使亚太获得进一步的稳定与安全。但从近来看，台海两岸的统一政策几乎没有交集，中国政府强调“一国两制，一个中国”是前提，台湾方面则坚持以所谓“大陆的民主化”为实现两岸统一的前提，实际上是要以台湾的社会政治制度演变大陆，吃掉大陆。李登辉主政时期则一直追求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是“阶段性两个中国”甚至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陈水扁上台后，由于台湾方面一直拒绝正式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甚至推行所谓“渐进式台独”，不仅恶化两岸关系气氛，而且还使两岸统一进程面临更多困难。这一切是导致两岸关系呈现缓和与紧张相互交替的周期性变化，使台湾安全陷于极不稳定状态的重要原因。台湾海峡的这种形势完全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趋势，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在两岸走向统一的道路上，双方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以相互适应，产生良性互动，唯其如此才能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并促进统一的到来。
台湾的安全不仅取决于两岸的政策互动，同时也受制于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美国、日本对两岸关系的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是制约台海安全的主要外部因素。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核心是一个中国，两岸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要求中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以《与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政府阻止中国对台动武的国内法依据。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允许台湾对大陆挑衅，拉美国下水。台湾与大陆的战略地位及其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影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美国既不愿意看到中国政府以武力收复台湾，动摇美国在亚太安全中的霸主地位，也不愿因台湾打破一个中国架构引发台海危机，迫使美国与中国对抗。
台湾当局多少年来一直寻求用美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来对抗大陆的军事力量，近几年则积极谋求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企图依赖于美国的军事装备与保护。1999年8月4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斯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曾表示，“台湾安全不仅仅是军事装备或军事力量平衡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不是个首要问题，决定因素在于地缘政治局势。两岸关系总体情况对台湾安全有重大影响”。台湾的安全最终取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这是由台湾问题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即使两岸军事上再度尖锐对立，甚至台湾在美国庇佑之下正式宣布独立，未必便能保障一独立台湾之长久生存和稳定。因为只要大陆一日不接受这一必须假外力干预始可实现的目标，台海仍将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而且谁也不敢断言，大陆永无以武力攻占台湾的机会、决心和能力”。只有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才是确保台湾安全的最有效保证。
鉴于台湾在亚太地缘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台湾问题一直是亚太安全中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的是亚太安全结构的重塑问题。台湾问题的存在，有利于美国在台海两岸推行战略平衡，以牵制中国，但这种平衡又是不稳定的和脆弱的，且不时有危及亚太安全之虞。两岸统一是解决台湾安全的根本办法，但这需要部分地改变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安全结构，需要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冷战思维，承认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权力并接受中国在亚太安全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将有利于消除台湾问题这个亚太安全中的不稳定因素，更好地维护亚太安全。相反，如果美国坚持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企图以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则台湾的安全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