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周福清可能没什么人知道，得说鲁迅。周福清是鲁迅的祖父，字震生，号介孚，家人一般称之为“介孚公”，而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却发现他通常写作“介夫”或“介甫”。这李慈铭我回头还要说。旧时文人，三十以后以字行，也有的是以号行，所以在有的文字中，被写成“周介孚”。介孚公对鲁迅的一生影响极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造就了鲁迅。
他是同治辛未科翰林，但在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中，却被误记为光绪辛未科。光绪是没有辛未年的，辛未是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据同治《辛未科会试同年录》记载：“殷如璋，四十九名，年四十四岁，江苏扬州府甘泉县凛生，工部候补郎中”；“周福清，一百九十九名，年三十一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附生”。翰林又称庶吉士，是皇帝从新中的士子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佼佼者，所以才说“钦点翰林”。当然都是很优秀的人，这些人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之后，还有一场考试，称作“三年散馆”，成绩优异者留下来，授职为编修、检讨；不能留馆的，任用为各部司员、知县，就此逐出翰林院。这就不行了，俗称“半个翰林”。周作人说“介孚公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或是记错了，或是一种虚荣。他是直接外放的，外放的县是四川荣昌，并不坏，但他嫌远不去，后来又选了江西的金溪县。翰林改放知县，俗称“老虎班”，正式说法叫作“即选知县”，也就是说只要有职位出来，得由他们优先“竞聘”。
他的同乡李慈铭和他同科应试，却名落孙山。据李慈铭《越漫堂日记》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邸钞奉旨是科会试共取中三百二十六名，浙江得二十五名”；四月十二日日记：“是日榜发山会两邑只一人，曰周福清”，山是山阴，会是会稽。五月初四日记：“浙江金保太、陆廷茹、吴观礼、孙汝赞、林国柱、周福清等十一人得庶吉士。”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和《翁同和日记》、《湘绮楼日记》一起，并称晚清三大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比周福清大九岁，这时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可说名动公卿，因此对于周福清的“点翰林”，就很不以为然。后来周福清科场案发，身为御史的李慈铭一再搏击，揪住不放，即是当年结下的怨妒。在晚清文人中，李慈铭是出了名的气量狭小，什么人都敢骂，什么人都不入他的眼。
光绪十九年，慈禧太后五十九岁，转过一年六十整寿，例开恩科，所以于这一年的秋季举行乡试。恩科是在正科之外，临时增设的科考，逢国有大庆，万寿、凯旋等等，每开恩科。这一年浙江乡试的正考官殷如璋，和周福清是同年，又都是大学士瑞常的门生。“同年”是同一年中式的意思。清朝官场，很看重同年的关系，由此结成紧密的关系网。周福清看到有机可乘，就备了一张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去给自己的儿子周用吉，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凤仪以及马、顾、陈、孙、章五家亲戚的儿子去“通关节”。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船才刚刚走到苏州，泊在阊门外边。每逢大比，朝廷总在这年的五月初，开始陆续发表各省乡试的正副考官，总要到八月上旬，才能全部放完。为了防止作弊，各省的主考不能早放，早放则留下钻营关节、行贿受贿的空隙；也不能晚放，晚放则有些边远省份不能及时赶到。大致按路程的远近，计算舟车所需的日期，定下各省考官发表的先后次序。最先放的，是云贵两省；接着是两广和福建三省；再其次，为陕、甘、川、湘四省；接下来是鄂、赣、浙三省；而后江南；再而后为陆路直达的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最后是顺天府，定例为八月初六那天发表，朝命一下，即刻就得入闱，不得迟延。考官是皇帝亲自选派，一般都是由翰林出身的部院官员担任，虽是临时性的差使，却是肥差。而周福清能让他的听差，拿着银票拦截殷如璋于苏州，可见他们私下里早有勾结。但不巧的是，其时副主考周锡恩，苏州府知府王仁堪也在坐，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状元，人比较耿介。本来也是没事的，有事有在周家的听差徐福有些“二五眼”，递上银票之后，见久久没有动静，就在船下高声喊：“收了银子，怎么也不给回条？让我回去怎么和主人交代！”就这一嗓子，西洋镜戳穿。殷如璋知道瞒不过去，干脆连人带信交于苏州府，周福清就此被捕入狱。
事后，有人集句“殷鉴不远，周德既衰”，作为对主考官殷如璋、副主考周锡恩的嘲讽，堪称“绝对”。又有人拿正副主考的姓名，作了一副拆字联：“殷礼不足征，业已如聩如聋，哪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好凭交易赚金钱”，由此可知，殷如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浙人更有“年谊藉黄缘，稳计万金通手脚；皇仁空茂育，伤心一信送头颅”加以嘲讽，“皇仁茂育”是相约通关节的记号，“空”指“圈”，因为按照约定，在“皇仁”与“茂育”之间，是一个圆圈。这一年鲁迅十三岁，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顷刻天坍地陷。鲁迅兄弟不得不走避城外皇甫庄外婆家中，过早地感受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而这对于周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鲁迅有生之年，从未提起。这个案子发生后，光绪皇帝一反惯例，将刑部拟呈的“杖一百，流三千里”，改为“斩监候”。所谓的“斩监候”，就是把被判死刑的犯人押在狱中，到秋决时，由皇帝用朱笔在名字上画圈，圈上谁，谁就被处决。侥幸没被圈上的，可以多活一年。若三年不被圈，则改为无期徒刑。周福清因此系狱长达七年之久，每年“秋决”，都在生死之间挣扎，给亲人带来极度的煎熬和创痛。鲁迅作为长子长孙，感受最为深切，以致他成为作家以后，把人间的虚伪、残酷、不平、黑暗，往往以愤激沉痛的笔墨写出。张承志说，他读鲁迅，能够触摸到“先生思想的漆黑、激烈的深处”。“漆黑”二字，石破天惊。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清朝的衙门有“封印”之制，自腊月下旬至次年正月中旬，为时约一个月。但宫中的新年假期，只十天。定制，凡年内须了结的案子，截止十二月二十五日止，所以这一天须皇帝批示的奏章，常达两三百件之多。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由“杖一百流放”，御批“斩监候”，一反拟罪较重，朱笔减轻，以示“恩出自上”的惯例，一时刑名老吏，亦为之错愕不解，即是因为此案结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等待批复的奏折过多，影响到情绪，以致有此近乎于迁怒的处置。历史的偶然，往往改变事物的方向，对中国文学来说，则造就了伟大的鲁迅先生。
徐珂《清稗类钞》：
光绪癸已，殷如律、周锡恩衔命南下，主试浙江。至苏州船泊阊门外时，苏州府为王可庄太守仁堪循例谒见。谈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复书。功令：典试者在途，不得与戚友通音问，防弊也。殷得密函，请王启视。王阅之色变，即呼拿下书者。书中所言买关节语，并一万两银票一张。署名周福清。周即浙江翰林院六吉士散官授知县革职捐内阁中书者也。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
顾家相《五余读书崖随笔》：
光绪癸已，恩科殷通政（如璋）、周太史（锡恩）典试浙江。时介夫请假本籍，因与殷有年谊，以私函六万两银票为某某等及其子之六人通关节，约于试帖尾联用“皇仁茂育”四字，而“仁”字与“茂”字之间作一“圈”，遣租工务函至苏州投递。时两主司泊舟阊门外，副主考正与正主考船中闲话。殷公得信，暂度一旁，谈笑如常，而副主考久坐不去。送信人以久待无回信，哗曰：“似此万金干系，岂并不给回信耶？”副主考乃攫来信阅之。殷公不能隐，乃执送信人发苏州府讯问，奏参介夫革职。
鲁迅《呐喊·自序》：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