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是现代民族国家对外政策永恒的主题，也是政治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毛泽东国家利益观是指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国家利益的观点、看法和主张以及由此指导下的国家利益实践的总称。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内涵丰富，深刻透彻。
毛泽东认为，国家的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的内政外交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肆意干涉，国家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为主和争取外援为辅，看待世界力量分化变化的“两个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划分”，国际交往中的利益诉求方式既要贯彻和平共处原则又要讲究以斗争求团结和以斗争求利益的策略，重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在国家文化利益中重要地位与作用，发挥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等。
毛泽东认为，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基于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是处理国际事务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历程，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是20世纪50年代实行“一边倒”，60年代是“两个拳头”打人，70年代是“一条线、一大片”，经历了从联苏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联美抗苏这样一个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坚持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毛泽东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点。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的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三大基本方针中，“另起炉灶”方针就是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这充分表现出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国家利益的严肃性和原则性。“一边倒”方针，即“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这也是当时毛泽东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英明选择。“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指的是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的方针是在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要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消除帝国主义特权本身就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而只有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
在朝鲜战争时，按理说是意识形态原则占主导。但实际上，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的是偏向于国家利益，认为中国必须出兵朝鲜，因为朝鲜是中国近邻国家，对中国东北局势影响极大，中国在东北有重大的国家利益。
毛泽东坚持在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基础上，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经济落后状况，主张可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多渠道的交流合作。
毛泽东在1964年1月30日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
至于美国，虽然它带头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但毛泽东始终希望和它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关系。还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就通过一些渠道透露过愿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信息。1955年，他在接见巴基斯坦大使时说：“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向他们学习。”
1956年，毛泽东在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写道：“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的”。
1970年后，毛泽东在重新分析了世界形势之后，尤其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把外交战略重点转向了对付苏联威胁上，既然中国没有能力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对抗，中国就只能在两个主要的敌人之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最主要敌人。
毛泽东这时是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此时毛泽东的联美反苏的“联”与20世纪50年代初联苏反美的“联”存在质的差别。联苏的“联”，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使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根支柱上的。联美的“联”只是一种统一战线意义的合作，不是一种结盟关系，主要是基于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利益，而在意识形态上两家还是各唱各的调。
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彼此是对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但双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
这一思想表明，毛泽东晚年的外交思想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把国家利益放在比意识形态更高的地位上。尽管意识形态完全对立，但两个国家仍然可以合作的。这一思想对后来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影响是也是深刻的。
在政治利益方面，毛泽东通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对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施以不同的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教育活动，使得建设新政权和巩固新政权的事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文化利益方面，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由他们倡导和力行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不仅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家喻户晓的口号，更是亿万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赞同、效仿和践行的内在动力。
虽然这些思想并非尽善尽美，但其内含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未过时。相反，只要国际政治生活中还存在着主权国家的利益差别和利益追求，这些思想对于指导现实的国家利益实践就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