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南传统经济中心的苏州局势的稳定，连带着整个江南地区的社会形势也开始平稳了下来，当然这些社会稳定依然是要付出的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江南士绅地主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
不管是将家中的存银拿出兑换为纸币，还是服从于朝廷法令降低田租，或是投资的工坊不得解雇工人，并要接受每月最低工资法令的约束等，江南士绅地主们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虽然在朝廷放开了海外拓殖后，这些士绅地主算是找到了一个弥补损失的渠道，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法令依旧是不合圣贤之道的乱政。
但是，江南士绅地主们虽然内心充满了不忿，可是敢于起来用武力反抗的却不多。一是由于北方兵南下就食，这些士绅地主手中掌握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这些丝毫不讲情面的外地军队。甚至于地方官府都不怎么想动用这些外地军队，而宁可用本地的武力进行镇压地方叛变。
至少本地出身的军队还念着几分同乡之情，哪怕镇压地方叛乱，也会尽量缩小目标。而那些外地军队根本没什么情面可讲，甚至于为了扩大战果还会以追击逃亡叛逆的名义袭扰附近的村庄，这对地方上的士绅民众来说就有些惊惧了。
于是在出了几个反抗朝廷法令而被平乱的村庄之后，地方上的士绅开始结团自保，这些士绅向地方官保证愿意服从朝廷的法令，并愿意缴纳一定的钱粮给官府用于赈灾和养兵，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效仿北方各省灾区，编练民团保卫地方。对于那些敢于反抗朝廷法令的地主豪强，他们愿意自己动手去解决，以避免外地军队进入本地平乱。
在外部的军事威胁，和底层受灾百姓的愤怒下，江南的士绅地主们无奈的选择了低头屈服。以出让一部分经济上的利益，来换取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则是，从天启年间魏忠贤集团对东林党人开始政治清算，到崇祯登基之后以扬州盐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盗案三件案子继续对江南士绅势力进行打压，到了崇祯十三年，江南士绅中敢于出头对抗朝廷的士绅领袖已经几乎没有了。
像万历末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左光斗等声名远播的士人领袖，到了崇祯朝几乎已经没有可与这些人相比的士人了。如今天下士人心目中算得上有号召力的文人领袖，也就只剩下了一个夏允彝，可这位又站到了皇帝的立场上，对于士绅大族毫无亲近之意。
至于曾经声望颇高的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现在则已经被江南士绅普遍认为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因为这位推动的政策总是和正人君子为难，反倒是处处让那些奸商小人得利了，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再当做士绅们的领袖了。
而年青士人中原本红极一时的娄东二张，张采文名虽著，但是缺乏领袖的才能，担任地方官员之后就显得有些碌碌无为，再无之前在复社中的名望了。至于张溥，虽然文采和组织能力都异于常人，也能让各地士人生起亲近之意，可因为南京科举一案名声大损，眼下又被迫流亡海外，自然无法成为领导士绅们的领袖了。
再往下数，如吴昌时、陈子龙、杨廷枢等，都只能算是一地士人之领袖，想要扛起江南士绅领袖这面旗帜还早的很。没有了一个令各地士绅共同信服的领袖，他们自然也就难以同一个被皇帝协调一致的朝廷进行对抗了。
这一事件也可以从侧面验证了，江南文气开始衰落的事实。缺乏了像顾宪成、高攀龙、左光斗这样的硬骨头，江南士绅其实就是一块任意揉搓的面团而已。哪怕这些人主张的政治理念并不正确，但是他们的确是为江南士人撑起了一片天地，从而动摇和打击了阉党在地方上的控制力。
就在江南士绅们趋向于分崩离析的混乱状态时，湖广这边的士绅却开始依托着先后建成的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形成了湖广地区的思想和文化核心。
湖南大学自不必说，本身就是从岳麓书院改变而来，向来是湖南地区士子的求学圣地。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岳麓书院这等深厚的底蕴，但自从湖广行省分为湖南、湖北两地，朝廷注入大笔资金整修长江航道和武汉三镇之后，武汉已经成为了长江中部最为重要的贸易口岸。有着地方士绅的捐助，特别是楚王府的乐助，武汉大学虽新，但是校舍建设的却相当不错，位于洪山脚下的校园虽然出了武昌城，但是因为地方幽静且有一营兵丁就在附近驻扎，还是极富有朝气的。
原本只能依附于江南士绅身后摇旗呐喊的两湖士绅，自这两所大学建成之后，便开始渐渐有了一些独立自主的想法。在江南地区人口繁衍超出了土地承载力之后，面积广大又适合于稻作的两湖地区就成为了江南粮食缺口的重要补给地。
到了崇祯年间，“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在湖广地区已经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但是湖广虽然成为了大明南方最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可是湖广地区在大明的政坛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难得出了一个张江陵，最终还是被江南士绅们给清算了下去。
政治和经济上对于江南士绅的依附，都使得湖广地区难有出色的名门望族，而这一缺点到了现在反而倒是成了优势。因为湖广地区的大地主、大士绅较少，于是朝廷对于大地主、大士绅打压的政策，在这一地区遭到反对的倒是不多。
更何况，之前湖广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宗室手中，而本地宗室被皇帝亲自出手修理了一遍之后，湖广地区的士绅和百姓对于皇帝的支持度也比其他各处要高的多。
而最为重要的，还是湖广地区此时的开发程度并没有超过50％，该地区的人口加起来都没超过六百万，如果算上隐没的人口也不会超过7、8百万人。不管是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还是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平原，此时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湖泊沼泽，人们只能在其中围堤排水形成村落。
这种特殊的开垦方式便是垸田，对于垸田来说最害怕的不是旱情而是水灾。而能够威胁到湖广百姓生存的水灾，基本出自长江和汉水，想要治理这样的大江大河，光靠本地士绅显然是不够的。自崇祯初年以来，朝廷不断对这一地区的水利进行建设，到了崇祯十三年总算是初见成效。
在这样南北大旱的年景里，湖广地区却意外的获得了丰收。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在不缺少水源的湖广地区，日照时间的增加反而是一件好事。而现在这个历史岔路上也没有出现起义军进入湖广地区的事件，从而令本地百姓可以安心的种植田地，这对于大明来说算是一件幸事。
而在这样的收获季节，湖广士绅们终于有了一些动作。作为负责改组地方士绅会议为地方议会的张重效，在其叔父湖广总督张允修、南京礼部尚书王朝聘、湖南大学校长吴道行等官员名士的支持下，启动了两湖议会的第一次会议。
虽然湖北、湖南应当分设议会，但是分成两省不久的湖广士绅们却依旧把湖北、湖南视为一地。因为湖广地区的士绅本就势力不大，如果分成两省开会，他们的声音显然就更难以被其他地区的士绅听入耳了，所以最终大家决定还是合为一处议事。
这次会议开得时间并不长，不过两湖士绅的代表们却一致通过了三条极有影响力的议案。第一条是湖北、湖南士绅决定服从朝廷颁发的，包括铸币法案在内的各项法令，和朝廷同舟共济，共同面对今年的大荒；
第二条则决定，湖北、湖南士绅决定筹集30万石粮食运往北方赈灾，并愿意接纳一批河南灾民南下度荒，以替朝廷分担重担；
第三条则承诺，两湖地区的士绅绝不屯粮居奇，将会在朝廷规定的价格之内将余粮出售给户部粮食局。
在南方各省士绅，特别是江南各地士绅纷纷出声批评朝廷颁发的各项赈灾法令时，两湖议会公开发布的这三条议案，顿时成为了一股清流，不仅获得了朝廷中枢的称赞，更是令湖广士绅获得了北方各省士绅、百姓的好感。
而湖南大学校长吴道行在议会定案之后说的一段话，因为极有感染力，于是也跟着议案传到了京城。
崇祯看了两湖议会的议案和吴道行的这段话后，一时情难自禁便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了大明时报上。
“…愿我两湖士子，不要蝇营狗苟于故纸堆中，而当效仿先贤，以天下为己任。朕以为吴先生这话是说的极好的，这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人云：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有吴先生这样的老师，湖南大学兴盛可期矣…”
这份刊登在大明时报上的文章，很快便引起了许多南北学者的响应，舆论的风向也终于彻底转变，江南士绅们的抗议不仅被视为自私自利之举，甚至连南方士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不少人开始靠拢两湖士绅。